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尽管日理万机，由于身体素质好，一直很少生病,而“文革”中长期超负荷的工作状态和内心的极度焦虑，使得周恩来的身体每况愈下。
由于长期的劳累与缺乏睡眠，1967年2月2日，医生诊断周恩来患有心脏病。2月3日，工作人员和几位老帅在周恩来的办公室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劝周恩来注意睡眠，保重身体。周恩来看到后，在上面签字答复：诚恳接受，要看实践。而在4月处理广交会的问题时，他又连续工作长达84小时未睡眠。周恩来终因过度疲劳、紧张与严重睡眠不足引发心绞痛与“频发室性早搏”。自此以后，周恩来每晚睡觉前开始吸氧，并每天服药4次。
1967年9月27日，周恩来应要求为国庆节两次试写“热烈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八周年”，均因手发抖而未成功。1970年9月5日，因过度劳累导致心脏出现异常。此后，周恩来办公时均有医护人员守在门外以便随时抢救。这年10月19日与老朋友斯诺谈话时，周恩来在谈到自己的健康状况时说：“在身体方面，文化大革命把我打败了，所以要打球蛋白了。”“因为睡的少，所以使我健康减弱了，近4年心脏有毛病，年纪已近73了。”
1972年5月12日，保健医生张佐良在为周恩来做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规检查时，发现了4个红细胞。5月18日，74岁的周恩来被确诊患膀胱癌。
1973年1月13日，因膀胱癌突然出现血尿，接下来两个月病情持续恶化。直到3月10日，周恩来才到玉泉山做了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此次检查，肿瘤直径只有0.5公分，呈绒毛状，很表浅。治疗效果非常显著，电灼术后数天，尿色就完全清澈透明。然而，10月下旬，又出现全程血尿，恶性肿瘤再次复发。周恩来的病情已较为复杂，原有的心脏病加重，膀胱癌复发，血尿日益明显，实际上已不能再拖了。然而他又拖到1974年3月12日才做第二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
第二次治疗的效果不理想，术后不久，肿瘤再次复发，并伴以大量血尿。自4月份起，周恩来病情日趋严重，膀胱内每天的出血量从几十毫升至200多毫升。周恩来的体质日渐虚弱，冠心病加重，面部轻微苍白，走路、洗漱等活动都会使呼吸与脉搏加快。1974年4月，周恩来在西花厅生平第一次接受输血，直到逝世，共输血89次。
1974年,周恩来的癌症继续恶化，病情越来越严重。由于肿瘤发展快，恶化、溃烂、出血量增多，膀胱里淤积了大量的血液并凝结成血块，堵住了尿道内口，排尿严重困难。初时，凝结的血块较小，小便时稍微用力即可排出，后来血块大了不容易排出，排尿时异常痛苦。工作人员看到周恩来用晃动身体、扭腰、不由自主的跳动等方法，把堵塞在尿道口内的血块移开，或是挤出来。当一些小血块随尿液一起比较痛快地排出来后，周恩来往往会长嘘一口气，额头沁出汗珠。此时，精疲力竭的周恩来会躺到沙发上静养一会儿，积蓄力量准备下一个回合的“战斗”，真是令人见之心痛，闻之动容。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告别了生活26年的西花厅,住进了位于北海公园西侧的解放军305医院,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1323天。自6月1日住院,做了第一次手术,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共做大小手术13次，平均40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
本文根据已经出版的几种读物，对周恩来做过的几次大手术，作一综合梳理。
第一次大手术
1967年，周恩来患心脏病后仍是日夜操劳，本来不太严重的心脏病日益加重，以至后来发作时要靠吸氧才能入睡。1972年又患了不治之症膀胱癌，由于一再延迟治疗，加上过度的操劳和不断的折磨，周恩来的病情愈加严重了。从1974年3月上旬起，周恩来每天便血达到100多毫升，确诊为癌症复发。
然而在身患绝症的情况下，周恩来根本不听医生的嘱咐，依然担负着连健康的人都难以承受的极为繁重的工作。他这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只有8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74年,周恩来的病情已相当严重，据有关记录统计，周恩来在1974年1月到5月的5个月里共计139天的实际工作量为：每日工作12至14小时有9天，14至18小时有74天，19至23小时有38天，连续工作24小时有5天，只有13天的工作量在12小时以内。此外，从3月中旬到5月底的两个半月内，除日常工作外，周恩来共计参加中央各种会议21次，外事活动54次，其它会议和谈话57次。
1974年为筹备四届人大，周恩来不同意接受医疗组做大手术的建议。这时，政治局内部的斗争正处在重要时刻，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毅然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每天靠输血和其它治疗坚持工作。
“四人帮”的干预，是周恩来的病情一拖再拖而不能入院治疗的另一个重要原因。1974年5月，周恩来的病已经出现了更为糟糕的情况，检验结果：“发现脱落的膀胱乳头状癌组织块”。这说明肿瘤长大较快，癌组织坏死脱落，很可能是恶性肿瘤发生转移的信号。医疗组感到情况实在太严重，不能再拖了。他们向负责周恩来医疗的中央政治局四人小组(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报告情况，请求中央下决心批准周恩来及早住进医院进行手术治疗。张春桥讲几句“总理的工作实在太忙，我有机会也劝劝”等空话打发，说不要急，急也没用，并建议暂时不要把化验报告单上的结论告诉总理，以免他分散精力，增加他的思想负担，甚至说如果总理坚持要看，可以先改一下结论。王洪文也是哼哼哈哈，支吾其词，不解决任何问题。在保健医生张佐良的回忆录里，提到了江青、王洪文一伙干扰周恩来治病的一个典型例子。那是1974年4月的一天，周恩来正在卧室床上接受输血治疗。江青、王洪文那边却一直催着周恩来去开会，工作人员不得已叫醒总理，停止输血赶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事后方知，那次政治局会议并不是非要周恩来出席不可。
1974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医疗组的报告，决定对周恩来进行手术治疗。于是，周恩来告别了他工作、生活20多个春秋的中南海西花厅，住进了305医院。这个医院自建院以来，周恩来是住进来的第一位党中央高级领导人。当天，做了第一次大手术——膀胱癌切除手术。手术的效果比较满意，手术刀口愈合良好，血尿很快消失了，病情有所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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