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周世钊和毛泽东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他们情意拳拳,过从甚密,书信来往不断,诗词切磋频频,相知相交63年。毛泽东称周世钊是“真能爱我,又能于我有益的人”,并称赞他是“贤者与能者”;周世钊则称毛泽东是“素抱宏愿”的“吾兄”,又称他是“尊敬的主席”。毛泽东与周世钊谈话时,纵论国事,无所避嫌。现根据周世钊记述,将毛泽东和周世钊的交往及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几次谈话整理如下:
幸福的会见
1913年春天到1918年夏天,毛泽东和周世钊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和第一师范学校同班学习了5年半。毕业后,他们走上了社会,又一起共同奋斗了9个春秋,直到1927年后才分开。尤其是在1918年到1921年的3年中,毛泽东和周世钊同为新民学会的骨干成员,一起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而奋斗,并且常常写信互勉。1920年3月,毛泽东从北京给周世钊写信,说:“我想你现时在家,必正绸缪将来进行的计划,我很希望我的计划和你的计划能够完全一致,因此你我的行动也能够一致。我现在觉得你是一个真能爱我,又能于我有益的人,倘然你我的计划和行动能够一致,那便是很好的了。”1920年6月, 周世钊写信劝毛泽东回湖南创立一番事业:“吾兄平时,素抱宏愿,此时有了机会,何不竭其口舌笔墨之劳,以求实现素志之十一?相知诸人,多盼兄回湘有所建白,弟亦主张兄回省……”
后来,毛泽东忙于建团建党的活动,他虽然曾邀请周世钊一起进行革命活动,但周世钊当时入了上大学的“迷”,拒绝了毛泽东的邀请。但两人彼此尊重对方的选择,依然联系密切。据周世钊回忆,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之前,曾把调查情况和想法告诉了周世钊。后来,因毛泽东南征北战,他们的联系才慢慢中断了。
直到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周世钊以第一师范学校代理校长的名义专门致电向毛泽东致敬。毛泽东不久就回电:“希望先生团结全校师生, 加紧学习,参加人民革命事业。”自此,周世钊和毛泽东又恢复了密切联系。1949年10月,周世钊致函毛泽东,并附诗一首,同时附去陈泽同建设湘潭工业区的一份意见书。11月15日,毛泽东回信:“延安曾接大示,寄重庆的信则未收到。兄过去虽未参加革命斗争,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兄为一师校长,深庆得人,可见骏骨未凋,尚有生气。”周世钊对毛泽东评价他“骏骨未凋,尚有生气”,十分高兴,也很受鼓舞。
1950年9月下旬,毛泽东的亲戚章淼洪回湘省亲,毛泽东嘱她便道约周世钊和王季范偕往北京参加国庆观礼。9月30日中午,周世钊到达北京,下午去中山公园听周恩来的报告,晚上与蒋竹如等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同学前往北京饭店王季范(因为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已先入京)处谈了一阵儿。周世钊从同学中获悉,当毛泽东会见他们时,问起他的情况,江青还在旁边插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同学?”毛泽东说:“这位同学相当老实憨厚,就是胆子小。”10月 1日,周世钊受邀到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国庆观礼。直到10月5日,中南海来电话说毛泽东要接见他,嘱咐他在饭店等候。下午4时,毛泽东派秘书用车到惠中饭店接周世钊。他们入新华门,到达勤政殿,江青在门口等候,引周世钊入内,并一路询问周世钊的家庭情况。
1927年分别后,两位老朋友23年后终于相见。周世钊称此次见面为“幸福的会见”。握手寒暄后,毛泽东笑容满面地问了周世钊到京后的情况,也谈了他近来的健康情况。毛泽东问周世钊到京以后会见了哪些人?周世钊说见了徐特立、谢觉哉、熊瑾玎、王季范。毛泽东对周世钊说:“约他们来谈谈好吧?他们没到以前,我们到外面走走,如何?”于是,毛泽东一面嘱咐秘书电约四老,一面又嘱咐准备两辆车。毛泽东和周世钊坐一辆车,警卫人员坐一辆车,进入景山公园。毛泽东和周世钊刚下车步行不到20步,警卫人员走到跟前对毛泽东说:“园里游人太多,不便久留,请主席上车。”毛泽东一边上车,一边说:“今天游不成了,回去吧!”
在回途中,周世钊问毛泽东:“我记得你从前瘦些,是什么时候胖起来的?”毛泽东说:“过去在长沙时,常常东奔西跑,在江西和长征时期,常常骑马打仗,活动多,胖不起来。在延安十多年,坐窑洞,写文章,骑马打仗的机会不多,就慢慢地胖起来了。”
周世钊又问:“我看你对一些熟人的信件,都是亲自回答,为什么不让秘书代劳呢?”毛泽东说:“秘书不了解那些人的情况,不知怎样下笔,必须将经过详细告诉他,他才能写,不如我自己提笔写几句还省事得多。”
毛泽东和周世钊回到中南海已是傍晚时分,几位约请的人都已到齐。同进晚餐后,坐在客厅谈话。周世钊向毛泽东提了一个要求:“第一师范的师生,恳切希望得到你的指示,请求为他们题示几句话。”
毛泽东当即表示满足全校师生的要求,并对徐特立说:“你是一师的老教师,也写几句话,给他(周世钊)带回去吧!”话题集中到一师,又说到一师一些过去的教师。
谈话中,毛泽东嘱咐周世钊搬入北京饭店。于是,周世钊回去后就从惠中饭店搬到了北京饭店。
毛泽东谈话后,秘书向他报告,有首长请见,周世钊等便起身告辞。
我们有力量有把握打好这一仗
1950年10月27日上午,毛泽东再次召见王季范和周世钊。毛泽东伤感地谈了任弼时逝世一事后,饶有兴趣地谈论起宗教和哲学问题。周世钊感到很奇怪,于是问道:“主席今天为什么有这种闲情来谈宗教和哲学这些问题呢?朝鲜局势不是很紧张吗?”
毛泽东从容答道:“朝鲜局势日趋紧张,这段时间,我们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有很多天是睡不着的。但是,今天我们可以高枕而卧了。”
“这是为什么呢?”周世钊很不解。
“因为我们的志愿军已经出国了。”毛泽东透露了这个消息。
这是周世钊和王季范之前没有听到的消息。周世钊一方面感到兴奋,一方面更感到担心,因而提出一个问题:“有胜的把握吗?”
毛泽东没有立即回答这个问题,却反问王季范和周世钊:“你们对这个问题看法怎么样?”
王季范没有表示意见。周世钊稍稍考虑后陈述了他的看法:“国民党反动统治被推翻,全国得到解放,这是建设新国家的大好机会。全国人民都希望和平建设,志愿军抗美援朝,是不是会影响和平建设呢?”
毛泽东说:“不错,我们急切需要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敌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可是党内有很多人不同意。”
周世钊听了还是十分担心,再一次提出刚才的疑问:“是不是有胜利的把握呢?”
毛泽东喝了口茶,不慌不忙地回答这个问题:“你们都知道,我是不打无把握的仗的。这次派志愿军出国,是有人不同意的,他们认为没有必胜的把握。我和中央一些同志经过周详的考虑和研究,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胜利是有把握的。我们估计,美帝的军队有一长三短。它的钢铁多,飞机大炮多,是它唯一的优势。但它在世界上的军事基地多,到处树敌,到处布防,兵源不足,是第一短;远隔重洋,是它的第二短;是为侵略而战,师出无名,士气十分低落,是它的致命伤。虽有一长,不能敌这三短。我们则为抗美援朝而战,为保家卫国而战,士气高,兵源又足。我们并不希望速战速决,我们要进行持久战,一步一步消灭它的有生力量,使它每天都有伤亡。它一天不撤退,我们就打它一天,一年不撤退,就打它一年,十年不撤退,就打它十年。这样一来,它就伤亡多,受不了。到那时,它就只好心甘情愿进行和平解决。只要它愿意和平解决,我们就可结束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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