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世界“史库”之称的美国《时代》周刊创办于1923年。该杂志辟有“封面人物(或专题)特写”，并配有一篇重磅文章。从1951年到1975年，周恩来六次登上《时代》封面。从《时代》封面看周恩来，就像在观看一部由美国人为周恩来拍的蒙太奇式的老电影。那么，在这面“西洋镜”里，周恩来是什么样子呢?
第一次：“共产主义者周恩来”
1951年6月18日，周恩来第一次登上《时代》封面。然而，《时代》首次介绍给西方人的周恩来，在政治上成了暴虐的统治者，在外交上成了听话的仆从，在经济上成了无能的领导者。《时代》对周恩来和新中国的“妖魔化”和“丑化”也许不难“理解”，因为当时美国的双脚正深陷朝鲜战争的泥潭中。
《时代》记者不去关注朝鲜战场上美军的失利，却“关心”起中国的内政来，在其笔下，中国俨然正在经历一场由政府发起的“恐怖活动”。按照《时代》记者的说法，“红色中国的主人们不仅在朝鲜发动了一场反对美国的战争，而且也对他们的人民发动了一场无情的战争”。然后，《时代》记者将矛头指向了周恩来：“中国的大规模谋杀已经成为一件政策上的平常事，这是由中国已知最有影响力的那群统治者直接训练的。这群人的首领是一个温柔、和蔼有礼的人，很多过去与他相识的西方人都认为他不过是玩玩共产主义。他就是那个名叫周恩来的职业政治组织者。有一次，他觉得有必要提醒他的一个美国仰慕者：你别忘记了，你知道的，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接着，《时代》记者列举了周恩来的“罪行”，说“周参与了中国发生的几乎所有事情，从镇压‘强盗’到大米的价格。”《时代》记者所描述的“恐怖活动”就是新中国为巩固新生政权而发动的镇压反革命的活动。然而，《时代》记者片面夸大并渲染了这场运动进行得过头的地方，有意无意地没有指出新中国采取这些强力措施的背景，这当然不是记者的专业素质问题，而是记者的狭隘立场在作怪。
《时代》记者还极力挖苦周恩来的外交战略，并以讽刺的笔调写道：“即使把整个中国政府搬到莫斯科，也不会比现在对中国的控制更直接。”记者还举例说，俄国政客大量出现在北京，俄国的技术人员遍布中国，俄国的生活消费品出现在中国各地……《时代》记者所讥讽的就是新中国建立伊始实行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实际上，新中国的“一边倒”也不是绝对的。早在建国前夕，周恩来就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即使对于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我们也不能有依赖之心”，不能“一切依赖外援”，“倒在外国人的怀里”。
《时代》记者对中国的全盘否定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经济：“中国的经济在赤色分子取得政权后就陷入了混乱，现在正承受着战争负担的压迫”，在农村，“农民刚从地主的压榨中解放出来又要面对政府更沉重的赋税”，在城市，“拒绝合营的商人被邀请到司令部，10多个小时没有食物、没有水、不能洗澡，直到领悟”。当时的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农村主要实施了《中国土地法大纲》，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农民获得土地后，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在整体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是成功的。
《时代》记者戴着有色眼镜下了结论：“朝鲜战争对于中国来说已被证实是一个昂贵的冒险”，并预言“如果红色中国的主人们选择在朝鲜坚持下去，他们毫无疑问是可以做到的。可代价是：中国人民会承受更多的痛苦。”这大有劝中国“悬崖勒马”之意。
[1] [2] [3] [4] [5] [6]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