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从陈独秀的有关文章和通信中辑录的。]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咕咕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非法的叛逆。本志同人，实在是惭愧得很，对于吾国革新的希望，不禁抱了无限悲观。
社会上非难本志的人，约分二种:一是爱护本志的,一是反对本志的。这第一种人对于本志的主张，原有几分赞成，惟看见本志上偶然指斥那世界上公认的废物，便不必细说理由，措词又未装出绅士腔调，恐怕本志因此在社会上减了信用。象这种反对，本志同人是应该感谢他们的好意。
这第二种人对于本志的主张，是立于根本反对的地位了。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2)[德先生即民主，赛先生即科学。]，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耍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社会上最反对的，是钱玄同先生废汉文的主张。钱先生是中国文字音韵学的专家，岂不知道语言文字自然进化的道理(我以为只有这一个理由可以反对钱先生)?他只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大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他愤极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象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赞成的。但是社会上有一班人，因此怒骂他，讥笑他，却不肯发表意见和他辩驳，这又是什么道理呢?难道你们能断定汉文是永远没有废去的日子吗?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摘《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原载《新青年》6卷1号，1919年1月15日)
山东问题，我们原来希望在欧洲和会(3)[指1919年初协约国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由德国直接交还青岛、胶州湾和胶济路，现在所以耍失败的缘故，一是受了英、法、意、日四国用强力拥护那伦敦密约的束缚，二是受了我们政府和日本所订的二十一条密约及胶济换文、济顺高徐合同的束缚。有这层层束缚，所以日本人敢于高视阔步，无视公理，目无世界各国的非难，要夺取我们的山东。
我国民眼见这种失败，自然应该愤恨，自然应该责备日本，自然应该抵制日本，唤起他们不要侵略中国的觉悟。但是我们仅仅为了山东问题的刺激，才知道愤恨，才知道责备日本，才知道抵制日本;而且仅仅知道愤恨，仅仅知道责备日本、抵制日本;而且眼光仅仅不出一个山东问题，我以为这种观察很浅薄，这种觉悟很不彻底，简直算得没有觉悟。
我们国民因为山东问题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
(一)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
(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
这回欧洲和会，只讲强权不讲公理。英、法、意、日各国硬用强权拥护他们的伦敦密约，硬把中国的青岛送给日本交换他们的利益，另外还有种种不讲公理的举动，不但我们心中不平，就是威尔逊总统也未免有些纳闷。但是经了这番教训，我们应该觉悟:公理不是能够自己发挥，是要强力拥护的。譬如俄、德两国的皇帝都是强横不讲公理，若没有社会党用强力将他们打倒，他们不仍旧是雄纠的在那里逞武力、结密约，说什么国权、国威，对于国民和邻帮称强称霸吗?袁世凯想做皇帝，若不是护国军用强力将他打倒，恐怕如今还坐在金銮殿上称孤道寡哩。现在中、日两国的军阀，不都是公理的仇敌吗?两国的平民若不用强力将他们打倒，任凭你怎样天天把公理挂在嘴上喊叫，他们照旧逆着公理做去，你把他们怎样?所以我们不可主张用强力蔑弃公理，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拥护公理。我们不主张用强力压人，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抵抗被人所压。……
我们国民的生存权利被历来政府当局断送的已不知有多少，又何止一个山东的青岛、几条铁路。这些权利当中，因为国力不能抵抗，明白断送的至多不过一半，其余一多半都是因为交换私人利益和保全私人地位秘密断送的(曹汝霖辞职呈文中已明白说出)。这种秘密断送的黑暗外交，不但现在的政府当局不能免，若让少数人垄断政权，就是再换一班人来组织政府，也是半斤等于八两。因为人性恶的方面人人都是一样，若没有社会制裁，那自专、利已、贪得心谁也不免，这就是一人或少数人专制政治所以不能存在的病根。根本的救济方法，只有“平民征服政府”。……
我们因为山东问题，应该发生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由这彻底的觉悟，应该抱定两大宗旨，就是:
强力拥护公理!
平民征服政府!
(摘自《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原载《每周评论》第23号，1919年5月26日)
民国八年六月兰日，就是端午节以后一日，离学生的五四运动刚满一个月，政府因为学生团又上街演说，下令派军警严拿多人。这时候陡打大雷刮大风，黑云遮天，灰尘满日，对面不见人，是何等阴惨暗淡!
(摘自《六月三日的北京》。原载《每周评论》第25号，1919年6月8日)
本志具体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社员各人持论，也往往不能尽同。读者诸君或不免怀疑，社会或因此发生误会。现当第七卷开始，敢将全体成员的共同意见，明白宣布。就是后来加入的社员，也公同担负此次宣言的责任。但“读者责任”一栏，乃为容纳社外异议而设，不在此例。
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罪恶，现在应该抛弃的了。
我们相信世界各国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因袭的旧观念中，有许多阻碍进化而且不合情理的部分。我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
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互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
我们新社会的新青年，当然尊重劳动;但应该随个人的才能兴趣，把劳动放在自由愉快艺术美化的地位，不应该把一件神圣的东西当作维持衣食的条件。
我们相信人类道德的进步，应该扩张到本能(即侵略性及占有心>以上的生活;所以对于世界上各种民族，都应该表示友爱互助的情谊。但是对于侵略主义、占有主义的军阀财阀，不得不以敌意相待。
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运动，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
…………(摘自《本志宣言》，《新青年》7卷1号，1919年12月1日)
本志社员中有多数人向来主张绝对不谈政治，我偶然发点关于政治的议论，他们都不以为然。但我终不肯取消我的意见，所以常常劝慰慈、一涵两先生做关于政治的文章。在他一方面，外边对于本志的批评，有许多人说《新青年》不讨论政治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缺点。我对于这个批评也不能十分满足，曾在《我的解决中国政治方针》演说中回答道:“我们不是忽略了政治问题，是因为十八世纪以来的政制已经破产，我们正要站在社会的基础上造成新的政治;我们不是不要宪法，是要在社会上造成自然需要新宪法底实质，凭空讨论形式的条文，是一件无益的事。”因此，可以表明我对于政治底态度，一方面固然不以绝口不谈政治为然，一方面也不愿意和一班拿行政做官弄钱当作政治的先生们谈政治。换句话说，就是: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找你的;但我们要认真了政治底价值是什么，决不是争权夺利的勾当可以冒牌的。
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后事如何，就不是我们所应该所能够包办的了。(摘自《谈政治》，原载《新青年》8卷1号，1920年9月1日)
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思想、知识、言论、教育、自然都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然不能说他们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和经济立在同等地位。我们并不抹杀知识思想言论教育，但我们只把他当作经济的儿子，不象适之把他当作经济的兄弟。我们并不否认心的现象，但我们只承认他是物之一种表现，不承认这表现复与物有同样的作用。适之赞成所谓秃头的历史观，除经济组织外，“似乎应该包括一切‘心的’原因，--即是知识、思想、言论、教育等事。”“心的”原因，这句话如何在适之口中说出来!离开了物质一无论，科学便频于破产，适之颇尊崇科学，如何对心与物同等看待!!适之果坚持物的原因外，尚有“心的”原因，--即知识、思想、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也可以解释历史，也可以支配人生观，--象这样明白主张心物二元论，张君劢必然大摇大摆的来向适之拱手道谢!!!(摘自《科学与人生观》序附注:《答适之》，原载《科学与人生观》，1923年，12月9日)
以武力排满的辛亥革命，失了国民革命的真面目。国民革命的目的物--外国帝国主义者与国内军阀--因而虐焰愈炽，在此虐焰之下忍受了八年(自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的中国青年，受了欧战后世界革命的潮流，遂发生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重要的事实是:北京学生团三千余人，反对巴黎和约签字，民国八年五月四日，为外交的示威，火烧曹汝霖的住宅，痛殴章宗祥;六月三日，北京学生讲演团被捕者千余人，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要求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并释放被捕学生，同时，南京、杭州、武汉、天津、九江、山东、安徽、厦门、广州的学生及搬运苦工先后继起，一致声讨卖国贼及排斥日货;至十日北京政府下令罢免曹、陆、章，上海始开市、开工、开课。
此次运动的优点是:(一)纯粹的市民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之压迫，及以直接行动的手段惩罚帝国主义者之走狗--卖国贼;(二)随之而起的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给旧思想以重大的打击。
此次运动的弱点是:(一)民族运动的对象，只是当时感觉最甚的勾结国内军阀段棋瑞之帝国主义的日本，而忽略了国际帝国主义者对华侵略之全部状态，……(二)群众中无有力的组织与领袖将此运动继续扩大深入到社会各阶级中被压迫的群众，在欧战后世界革命的大潮中，失去了被压迫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大爆发的机会，……
可是最后的五四运动乃是在欧战后世界革命的怒潮中和中国城市工业开始发展中(民国八年，西历一九一九年)发生的，因此，五四运动虽然未能达到理想的成功，而在此运动中最努力的革命青年，遂接受世界的革命思潮，由空想而实际运动，开始了中国革命之新的方向。
这新方向便是社会中最有革命要求的无产阶级参加革命，开始表现他的社会势力。
开始表现他的社会势力之无产阶级，无论在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他的力量虽然还幼稚，而在“只有失败而无妥协”这一点看来，这一个“革命阶级”的根性已充分表现出来。因此，这新方向的运动不过才开始进行，即已做出几个使帝国主义者惊心动魄的运动……(摘自《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原载《新青年》季刊，1923年12月20日)
*[这是从陈独秀的有关文章和通信中辑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