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就慷慨献出《工程控制论》一书的万元稿酬，资助贫困学生;80年代，他又将《论系统工程》中自己的那份稿酬捐出，用作研究经费。晚年，他先后获得两笔100万港元的科学奖金，也悉数捐出，情系祖国西部，用于沙漠治理。面对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等实权官衔，他没有向谁伸手，而是主动放手。即便美国曾多次邀请钱学森访美，授予他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称号，但仍被他拒之门外，抛在脑后。他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外国荣誉。”
他曾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他曾说“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管是什么大官，那些大官的待遇我一样不要。”他曾为自己定下了“不题词，不给人写字，不上名人录，不出席应景活动，不参加成果鉴定，不接受媒体采访”的原则。
这就是我们一代伟大科学家的金钱观、权利观、名利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