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徐友渔
采访人：灵子 财新-《中国改革》特约记者
受访人：徐友渔 哲学学者
时间：2010年9月10日
由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的学术系列丛书“三十年集”收录了30名“50后”学者30年来每年发表的重要文章。徐友渔的文集名为《与时代同行》。翻看文章标题，从早期的“罗素认识观述评”“与维特根斯坦的三次遭遇”到“要什么样的现代化”“忏悔是绝对必要的”“一代人的使命”,可以明显看出其关注领域的变化。
两个多小时的谈话里，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然而，这些年来他遇到的困惑，却是理性也难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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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80年代中国有几个重要的学术和文化山头：一个是以汤一介、乐黛云、庞朴、李泽厚等为主力的“中国文化书院”;一个是先后以金观涛、包遵信为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我所在的是第三个，甘阳、王焱等为主力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当初我们这批人真是踌躇满志，研究生刚毕业已经在中国的思想文化舞台上大展身手。我虽然不是聚光灯照着的那个人，至少也是舞台上的一个。我们也画了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蓝图，而且，有些想法到今天来看确实是独到和高明的。就是说，那时候，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如何提高中国国民素质，与个人做学问发挥创造力是完全一致的。
>>徐友渔：90年代初，尤其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深化，转型期间的阵痛就表现出来，社会充满不公平、不正义。中国发生那么大的变化，有那么多社会问题出现，我再做书呆子就觉得有点没有心肝。要表达社会关怀，只有情怀是不够的，还是要有深厚的学理支撑。于是，我就从纯粹哲学转成政治哲学，研究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公正。
>>徐友渔：比如公民权利平等的问题。“选举法”规定，代表名额“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 也就是说，农村人口只是城市人口选举权的四分之一。中国农民的选举权，是制度层面上最根本的城乡差距。我就此写过一篇文章，发表于《法制早报》(2004年12月2日)。再举个例子，张悟本事件。老百姓知道他是个骗子，肯定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政府在处理张悟本事件时，动用的却是用行政力量，这种力量是非法治的，莫名其妙的人，夜里把悟本堂拆掉了，看起来很严厉，其实却使一些人逃避了责任。比如打黑，表面上是取缔一个坏事情，实际上却带来更坏的事情，就是践踏法治。
>>徐友渔：做学问是一个民族文明的根本标志，但中国近代以来遭受西方列强尤其日俄侵略之后，苦难深重。中国人由于自己运气不好，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在文明思想学术积累的层面很惨。一般人认为梁启超这样的人多了不起，吹他的学问，我一看学问根本不行。他那么好的文采、悟性，为什么最后做出这个结果?他就是时运不济。中国这么悲惨，他要考虑国家的命运，没法专心致志做学问。我们是在整个国家近现代以来这种不幸的命运里面生存的，这种命运是我们逃不过去的。我明明喜欢为学问而学问，却不得不在某种意义上放弃学问，放到历史长河中看，实际上刚好体现了中国民族近代以来非常悲惨的悖论。
>>徐友渔：知识分子有一个毛病，就是不满足平庸的生活，他一定要为自己形而下的日常生活找一个形而上的理由。他要被迫适应新的犬儒主义生活，就要证明这是现在惟一正当的选择，昆德拉适逢其时。
“昆德拉热”，有一个中国知识界没有言明的东西，是因为昆德拉提供了一些思想资源，而且这些资源非常漂亮、华丽、动人。这些人把昆德拉做了一种——未见得是百分之百的歪曲，但明显是为我所用——解读：所有反抗都是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专制的哲学是整体性哲学，整体性的反抗就是专制的哲学，你表面是反对意识形态化，实际是用意识形态反意识形态。要怎么才能与专制的意识形态一刀两断呢?不反抗是最大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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