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广州市纪委、监察局昨日下午召开的专题通报会上获悉，《广州市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将于今年4月1日起实施。《办法》明确了问责内容、问责方式、问责程序，使领导干部问责制进一步规范化;规定不接受或不配合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也将被问责，新闻媒体曝光的材料列入问责线索范围。(2009年3月17日《广州日报》)
记得建国前，民主党派人士黄炎培曾向毛泽东表示他的担心，共产党掌握政权的话，会不会象以前的政权一样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能不能走出以前历史上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周期律?毛泽东当时从一个争夺天下的政党的姿态出发，让黄先生放心，因为共产党已经找到了新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让政府不敢松懈，这样共产党就能够跳出那条兴亡的周期律。
人民对政府监督的实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在当代社会，舆论监督无疑是最直接，也是最便于在日常生活中发挥影响的有效形式，是社会的“减震器”、“解压阀”，其监督的背后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意见与利益，舆论监督因此而神圣，也因此得到尊重。如：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在接见网络媒体记者时说“这些年我们深深体会到，新闻媒体也是生产力”;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郭声琨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新闻舆论工作是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安徽省委书记王金山则表示，真诚地欢迎客观公正的舆论监督;昆明市委书记仇和更是称：“新闻媒体就是我们的‘保健医生’”。
如此众多的高官不约而同，高调力挺，表明舆论监督正在成为一些地方推动“善政”的工具，成为整个社会发展链条中的重要一环，让我们时时感受着舆论监督的力量，确实可喜可贺。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仍有一些地方、单位和系统的领导，虽然他们也在口口声声地喊着“欢迎舆论监督”，但真正遇到监督的时候，却抱有消极抵触情绪，觉得曝光是挑刺，是揭短，是跟自己过不去。于是为舆论监督设置了诸如“需要保密”、“不要添乱”、“不要影响正常工作”等种种冠冕堂皇的障碍，随意拒绝和阻挠新闻记者的正当采访。甚至调动各种关系，向新闻媒体或施加压力，或苦苦求情，或许以好处，使批评报道“胎死腹中”。更有甚者直接派人威胁谩骂、殴打记者……
正因如此，看到广州规定官员不接受不配合舆论监督将被问责的报道，真有一种“喜出望外”的感觉。笔者认为，此举很具有开拓性，不仅是对新闻监督权利的维护，也是珍惜和呵护舆论监督的体现和折射，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对于反对腐败，端正党风，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对于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对于针砭时弊，弘扬正气，化解矛盾，理顺情绪，维护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舆论监督之兴，党和人民之福。我认为，广州市的创新之举，值得我们很好的学习借鉴和推广，这也是我党跳出黄炎培先生所说的兴亡周期律的“秘诀”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