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与胡耀邦虽然在延安时期就互相知晓，但真正一起共事却是在十二大筹备期间。1982年3月中央组织部在玉泉山筹备十二大。当时分了两个组筹备，分别是十二大人事组和政治报告组，88岁的前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锐说：“我的屁股就在这个(政治报告组)”。李锐说，两个筹备组的组长都是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副组长则包括余秋里、程子华，部队里的韩先楚等多人。李锐当时负责办公室，出简报，那里的工作人员都是中央组织部的人。
在玉泉山的两三个月，两个筹备组的任务主要是列出中央委员会、中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委员会的3个名单。“十一大名单内谁去谁留?新进来什么人?这就是筹备组的工作任务。”李锐当时是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局长，主管“第三梯队”。“中央各部委和各省接班，十二大的新旧交替，十一大的名单中要去掉一半。当时是每个省推荐两个人。甘肃省推荐的是胡锦涛和陈光义。”李锐说，当时推荐这两人的是当时甘肃省省委书记冯记新。所有各省推荐的第三梯队新人都在北京和李锐见过面。
胡锦涛的清华水电系背景引起了李锐的注意。“我也是清华水电系的嘛。”11月在北京李锐的家中，已经88岁的李锐精神矍铄，思维清晰。“我看了他的简介，1965年清华水电系毕业，后来在刘家峡水电站当技术员。”被推荐到青年干部班前，胡锦涛是甘肃省建委主任，陈光义是省计委主任。而水电正是李锐的老本行。他曾经担任过水利水电部部长。
当年李锐反对在50年代就建设三峡大坝。他回忆说，胡耀邦当时也不认同李锐的观点。“我后来把我写的书给他，他看了之后才明白(我为什么反对)。可以说，这个人是从善如流!”李锐说：“我记得十一大中央委员会中，有一个煤炭系统的年轻人是不是要留下来引起了争议。我们当时不同意，为此和担任组长的胡耀邦有过3次争议。他当时是坚持要用。后来看到大家的意见，他还是同意了多数人的意见。”
虽然这次争论只是单纯地出于对一个青年干部的评价问题，但是从争论的双方来看，反映出胡耀邦的用人思想。他是“多换思想少换人”，这是他的一句“名言”。这个“多换思想少换人”，实际上表达的是胡耀邦对年轻人的关怀和宽容。
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在胡耀邦复出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时，曾经在胡耀邦亲自指导下，在胡耀邦提议创办的《理论动态》杂志编辑部工作。本校刊由于在1978年率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引发真理问题大讨论的著名文章而青史留名。沈宝祥对老校长胡耀邦的评价是：“相信群众”。
“胡耀邦到中央党校来时没有带‘四梁八柱’(指自己的老部下)，只带了个机要秘书梁金泉，他也是1975年胡耀邦在科学院工作时才开始一起共事的。我们当时叫他小梁。”沈宝祥说：“那个时候有人非议小梁是文革中政工组的。胡耀邦说，年轻人嘛，有什么大问题?这就是他对年轻人的态度。”
这个态度同样适用在陈维仁身上。1977年3月胡耀邦来到中央党校时，考虑到他不太了解党校的情况，为此党校派正在中央保定问题观察组的陈维仁返校，担任胡耀邦的校内秘书。陈维仁对记者说，那个时候就有人对他担任胡耀邦秘书有非议。因为此前陈维仁曾经分别在《人民日报》和中央党校为邓拓和林枫担任过秘书。“后来邓拓和林枫双双受难，到四清时，我就成了不折不扣的‘双重黑秘书’”。陈维仁说。但胡耀邦却用人不疑。后来陈维仁在胡耀邦离开中央党校后，成长为中央党校主持具体工作的副校长。
胡耀邦是走到哪里都不带自己的人。李锐说，这显示出他的高洁人品。“胡耀邦最大的特点是人品很高，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
为什么胡耀邦能够具备这样的人格?李锐认为，一个是天性。“有的人很有文化，但是品质不好。另一个原因，就是他读过书，喜欢读书，有人文精神。”胡耀邦其时只读了半年中学就在15岁参加了革命。李锐说，这个还让他后来受到某些人的嘲讽。但是胡耀邦会刻蜡版，这个技能让他有机会被带到了江西，此后他就不再回正清洗AB团的湘赣根据地了。“当时杀AB团，红军至少被清洗了10万人，当时红军最多的时候人数才30万。我估计全部都是错杀。”李锐说：“这件事情对于胡耀邦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所以胡耀邦毕生不整人。”
“有好的人文精神，一方面是人的本性，另一方面就是在知识渊博之后。”李锐提到胡耀邦好读书的特点，后来在他复出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后得到最大的展现。沈宝祥教授说，胡耀邦经常参与文章标题的拟定和内容的修改，这显示出他的理论水平和素养。沈宝祥在和胡耀邦的接触中，惊奇地发现胡耀邦实实在在地把马列和毛泽东著作都从头看到尾。“文革前中宣部的老部长陆定一，威信很高，水平很高。陆定一说，胡耀邦从一个红小鬼变成了一个大知识分子。”
在胡耀邦领导下4年多，胡耀邦从来没让下属给他起草过一个讲话稿。不但如此，后来意想不到的竟然和这样一个坦率而又阳光的领导在一起共事，沈宝祥坦言是一件很放松的事情。“他除了说话时喜欢手舞足蹈，另一个习惯动作就是抽烟。经常是说着话手就伸到荷包里掏烟，但话题一开始，常常是一根烟从头点到尾也没抽一口。”
李锐说，胡耀邦的品质，还在于他的胆量。比如抓真理标准的讨论，平反冤假错案，进行农村改革。
前《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曾说，胡耀邦也有他的时代局限性，他并非先知先觉。令人感动的是他对历史的总趋势的正确把握，和他匡世济人、宽仁厚泽的博大胸怀。在河南南阳卧龙岗武侯祠大殿门两旁，写着这样一副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据传这副对联是清朝咸丰年间河南知县顾嘉蘅所作。1959年春，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到河南检查工作，在武侯祠大殿念罢此联后，他对陪同人员说：“让我来改一改!”说完，他高声吟诵起来：“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曾经担任过胡耀邦秘书的前中央党校副校长陈维仁讲起胡耀邦改对联的故事，后来亲自书写了一副对联，悬在家中客厅内：“隆中献策天下计，范公忧乐老臣心”。这是他对胡耀邦作为一个伟大共产党员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