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一听这个，我马上站起来说：“这我可不敢!要是让贺子珍大姐知道，她肯定会打我的。”
一
1980年春天，丁玲在北京协和医院做了乳腺癌的切除手术。夏天，她应江西省有关部门的邀请到庐山疗养。这时候，我为参加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教学学术讨论会，也上了庐山。她知道我要上庐山，便让女儿和女婿托我把家里九英寸黑白电视机捎去。送去电视机的时候，我告诉她：“我的同学当中有人读了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你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重印前言》，很有意见，说你为什么直到今天还要强调自己对毛主席的那种感情，如说这本小说也是为他老人家写的呀，在写这本小说的时候是怀着战士冲锋时的那种感情，喊着‘为了毛主席，冲啊!’等等。人家说了，现在是80年代了，还强调这些干啥?”我还告诉她：“我的朋友当中，有人让我转告你：现在你应该写揭露毛主席的缺点和错误的文章，这将是很有价值的，也是很有利于你丁老太太自己的。”
我说完之后，丁玲沉默了一会儿，说：“你那位同学根本没有理解我在《重印前言》里那样写的意思!我写的是自己当年的真情实感。这是历史。我当时就是那样一种思想感情。我不相信所有人都能理解自己的文章和作品。我一贯相信读者，他们能读懂我所写的本意。”
我情不自禁地和她叨叨起来：“你之所以要这样写，就是要让人们理解：你对毛主席那样虔诚，那样热爱，而他还是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点了你的名，给某些人把你打翻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她却说：“毛主席有缺点，晚年更有大错误，当然可以写，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是不会写的。有人想全盘否定毛主席，甚至想打倒他，这是不能允许的!我受的冤屈再大，也决不能在这时候去揭露毛主席的缺点和错误，不能给妄图全盘否定他和打倒他的人提供把柄。等到适当的时候，我当然是要写的。今天不妨讲两个故事给你听听。”
她说：一是在延安的时候，我经常到毛主席住处去。差不多每次去他那里，他都用毛笔抄写自己写的诗词，或是他喜欢的别人的诗词。有一次，毛主席突然问我：“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这还不简单呀!”主席马上把毛笔和纸推到我面前，说，“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人名。反正是开玩笑嘛。毛主席一边写名字，一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什么的，还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一听这个，我马上站起来说：“这我可不敢!要是让贺子珍大姐知道，她肯定会打我的。”
另外一次也是我去毛主席住处，他怀里正抱着一个男孩。我们正聊着，小孩突然撒了一泡尿，毛主席的衣服弄湿了一大片。这时候毛主席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对我说：“丁玲，你说说，这是不是太子尿呢?”说完，仍然抱着孩子，用一只手把纸铺开，竟填起歌颂太子尿的词来了。这首词，在反右派之前，我还记得清它的主要句子。这么多年了，我老了，经过那么多的折腾，现在我是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这尽管是玩笑，但也确实说明了毛主席的头脑中确实是有帝王思想啊!他晚年之所以会犯大错误，尤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不能不说他的帝王思想起了不小的作用啊!
二
1981年春末，茅盾同志去世，丁玲特地从鼓浪屿飞回北京送别恩师。早在庐山的时候，应我要求陈明为我去北大荒画一张联络图，丁玲便决定1981年夏天回北大荒探望，要我跟她去。我趁她回北京，便去询问什么时候动身。刚按响她家的门铃，给我开门的竟是我从未见过的一位60多岁风韵犹存的老太太。后来，我才知道她叫甘露，是丁玲在延安结识的一个好朋友。丁玲告诉我：萧三从苏联回延安，甘露才20岁出头，毅然和萧三结合。后来，萧三在苏联娶的妻子来到中国了，甘露只好和萧三分手。她还告诉我：她在北大荒期间，有时回北京看病或办事，都请甘露帮忙，才不怕别人指责她同我这个“大右派”划不清界限呢!需要她帮忙的时候，她是绝不推辞和马虎的。
我和甘露交谈了起来。她说她年轻的时候非常崇拜丁玲;在西柏坡时，她和丁玲一起陪毛主席散步：毛主席得知丁玲写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勉励她到基层去锻炼，最好能去当一个时期县委书记，等等。她还告诉我：“1979年丁玲刚回北京，身体不怎么好，还要到医院去看望周扬同志，那一次，是陈明约我陪丁玲去的。周扬的态度冷淡得令人意外，叫我这个旁观者也看不下去!”不久周扬突然回访丁玲。那是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期间的一天下午，丁玲到政协开会去了。周扬突然来了。陈明接待了他。后来，陈明告诉我：“他对我解释，为什么没让我当第四次文代会的代表，还说他的老婆苏灵扬30年代在上海也参加过左翼戏剧工作，这次也没有当上代表。名额有限，咱们两家，每家都有一个代表，这就很好了啊!他这次来，还给我带来了文代会的列席证，还有一个纪念册，好像是关于第四次文代会的，我记不确切了，大概是为了安慰我吧。”
我和陈明正在高声大嗓地发感慨，丁玲便从对门那间屋子里走过来，她说道：“他哪里是来看我呀!要是真心来，事前可以打个电话，无论如何我也会在家里迎候他。说不定他是知道我要去政协开会才来的呢!他来这里要干的事，他所讲的那些话，也说明了他是专门来向你陈明作解释的，不是来看我的。”陈明立即批评她：“别那么太敏感、太多心好不好?他来了总比不来要好嘛!”
待丁玲回到她自己房间，陈明把自己房间的房门关了起来继续对我说：“真是一个老小孩，一提起这类事就激动，怎么劝也改不了。其实，这也难怪她。给江丰平反的时候，陆定一亲自到江丰家里赔礼道歉，说江丰错划为右派，他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江丰把这件事告诉我，非常感动。”要是周扬对丁玲也能像陆定一对江丰一样，哪怕不赔礼道歉，而只来看看她，那么她的情绪也会更加稳定和愉快。”
我从陈明屋子里出来，丁玲坐在客厅里。一见她，我暗暗后悔刚才不该大发感慨弄得老太太激动不已。几十年的疙瘩到了该解开的时候了，文艺界是需要大团结的啊!老太太见我站着发愣，便叫我再坐一会儿。她说：“我还在山西等着平反，我女儿蒋祖慧凭着和周扬的女儿是同学、朋友的关系，在好友的催促下，到周扬那里打听我的平反问题。不料，他竟在我女儿心上捅了一刀，说什么你妈妈的右派问题是可以平反的，但在南京那一段的历史，还是有污点的。什么污点!在我女儿面前讲这个话，就是他所奉行的人道主义……”周扬对她女儿说那话，确实是不够人道的。即使真有污点，也只能由党组织来宣布，而不应该由周扬同志个人擅自论定。
三
1981年7月中，丁玲重返北大荒。行前，给我讲起划成右派之后于1958年刚到北大荒时的一些事情，如作协派的监护人所用的软卧火车票竞要由她付钱……农垦总局政治部的李主任看了她所持的介绍信如何不平，等等。
到达农垦总局所在地佳木斯市，第二天上午，丁玲坚持到农垦局机关去看望。丁玲到达之前，李主任早就坐在会议室里。他们在会见交谈中，我迫不及待地请他给我讲讲当年接受丁玲报道的情景。他有些激动地说：“我从中央苏区参加革命，几十年间从未见到过丁玲交给我的那种介绍信，什么不给工资，不给生活费，靠自己的稿费过日子，这哪里是我们党的政策呀!?我们党对人的处理，从来都是坚持给出路的政策的。过去，连俘虏要回家还给路费呢!丁玲过去是共产党员，是著名作家：不管犯了什么大错误，只要不杀头，也应当给生活费呀!实际上是要从生活上置丁玲于死地。文艺界的事，我们农垦部门管不了，但丁玲既然到了我们这里，我们就要按照党的政策办事。给她必要的生活费，我们农垦局是有权办理的。”说到这里，他的脸都红了。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丁玲后来在她那篇回忆录《风雪人间》中，把当年同我说过的写了一些，只是太简略，现不妨抄录一段。
“当年作协的党组书记邵荃麟同志曾经告诉我：‘对你的处分是按右派分子的第六类处理冯雪峰也是按右派分子第六类处理。这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小组会上讨论过的。你可以下去劳动，分配工作，也可以留在北京，从事研究或写作，稍微降低或者保留原工资;……像雪峰，大概仍旧留在文学出版社，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他个人意见，我‘也可仍留在北京写作，过一段时间再把陈明从东北调回来(引者注：陈明因为替丁玲中辩而被划为右派分子，于1958年春夏之交去北大荒劳动改造)。夕听了这些，我的确心动了。如果真像他这样说，我全心全意从事《在严寒的日子里》的写作，这一件心事总算可以了结，这正是我多年来一桩没有完成的心愿。可是，他个人的这番好心，能够获得另外权威人士的恩准鸣?我实在不敢有这样的奢望。
“我从作家协食拿到由中宣部署名的一纸简单的介绍信。这一张窄纸条，几行字，使我又一次坠入五里雾中。那上边清清楚楚地写着：‘撤销职务，取消级别，保留作协理事名义。下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如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如参加工作，可以重新评级评薪……’那么，党
组书记邵荃麟曾经说的，对我和冯雪峰的处理是一样的，降几级工资，可留在北京工作，还是在政协小组会上讨论过的，现在为什么又有这样的改变?“取消级别，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谁决定的?没有人向我解释。这种决定，这样处理，为什么事前没有一个人通知我，和我谈谈呢?我在党内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对人对己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无情，这样草率从事的。看来不知道是什么人，把党的政策作儿戏，或者是压根儿从没有把党的政策、组织原则、纪律规定放在眼里。……看来，我比所有右派都罪大恶极!……我清楚地记得，在首都剧场千人参加的作协党组扩大会的总结会上，一位权威说的话，我是一辈子也不敢忘，而引为教育的。他说：“以后，没有人会叫你同志了，你该怎么想?”说这话时，他那轻松、得意，一副先知的脸色，正是狠狠刺中了我心灵的痛处。我从他的冷语，从他的脸色中，我悟到了人性。有些人只是挂着党员的招牌，口口声声讲人道主义，而实际却往往是没有丝毫人性的。……”丁玲在回忆录中这样描写和评述某个人不但有根有据。而且也情有一可原了。
四
在延安时期她和毛主席交往较多。那时她和毛主席谈什么干什么都很随便，在毛主席面前第一次失礼是他同江青结婚的时候。当时，她接到了参加婚礼的请柬。可是，正是在这前两天，保育院通知她：女儿蒋祖慧病了，眼睛红肿，都快看不见了。她心急如焚!这是她1934年秋天在南京生下的女儿。后来她回忆说：“这个女孩却使我更加悲苦。这不是我希望有的，但是我生的，我能把她丢到垃圾箱里去吗?我能把她送到育婴堂、孤儿院吗?我能留给她的父亲(丁玲的第二个丈夫冯达，和丁玲一道被国民党反动派幽禁，曾暴露了共产党员的身份，于1991年在台湾去世)，使她终生也蒙受羞辱吗?我只能把她留在我的身边，我是母亲。我应该对她负责，不只哺育她成长，而且要尽心守护她，不让她受羞辱，尽心教育她，使她成为革命者。”保育院在延安城外很远的山沟里，丁玲得知女儿得病的消息便张罗着借马。好不容易，任弼时同志帮她借来了一匹，她顾不上对毛主席失礼，便骑着马看女儿去了。她说：“从这时候开始到建国初期，毛主席似乎没有计较我的失礼，但谁知道江青知道我不出席他们的婚礼，会是个什么态度，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呢?”几十年之后，她对我谈起这件事，还流露出后悔不已的情绪。
“……最让我后悔的，还是在中宣部当文艺处长的时候，江青也在中宣部挂职。一天，中宣部开会，江青来了。上午散会时，江青突然对我说：‘丁玲，中午到我们那里吃饭去。’我说：‘这怎么可以呢?’江青一听便拉下脸来：‘哼，你以为是我要你去的吗?’我明白了，便跟她一起去中南海，和毛主席一起吃午饭。主席中午不休息，叫了一条船，在中南海上游着，同我聊天。这次，主席先问我对周扬的看法。听着，毛主席突然问我：‘周扬总还是有些优点吧?!’我真后悔自己不会做人，为什么不先说周扬的优点和长处呢?一个人，一个革命者，都是既有优点和长处也有缺点和毛病的，应该一分为二呀，而我在这个关键时刻，偏偏忘记了一分为二，忘记了谈周扬的优点和长处!后悔也来不及了。不等我补充自己的意见，毛主席便对我说了：‘我看，周扬同志还是有些长处的，他有行政组织工作的能力，也有一定的理论水平。而在这两个方面，我看你丁玲是不如他呢!’毛主席说的是实际情况，我当然服气。但我为什么在他征求我对周扬的意见的时候，竟一个劲儿说周扬的缺点而不说他的长处呢?
“毛主席这次找我谈周扬后，我就很少到毛主席那里去，甚至根本不去，也没有产生过主动找毛主席谈情况谈心的念头。现在想来，这是自己吃大亏的一个客观原因。要不然，我也常去找找毛主席，那么，那些打我‘小报告’的人，不管他们用嘴巴，还是用作协党组报告的名义诬蔑我，是决不会容易得逞的。这就是教训啊!”
丁玲刚刚复出，我当时是她的《生活·创作·修养》一书的责任编辑，在是否把《三八节有感》收到这本书中去的问题上，是经过了慎重考虑的。她告诉我：“当年在延安的一次高干学习会上，文艺界只有周扬和我两个人出席，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发难，批起《三八节有感》来了。那时毛主席保了我一下，说《三八节有感》有批评也有建议，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不一样，人也不一样。后来，毛主席对我说：‘我们要不要自我批评?要的。如果一个党没有自我批评，这党的生命就停止了。但是，你要进行批评，先得肯定人家的好处，说他怎样艰苦，怎样打胜仗，怎样有功劳;说我们这个党是了不起的，是伟大的，光荣的，然后再说我们还有一些缺点，还有封建残余，一些男同志对女同志的看法还不一样。你开门见山就说女同志受压迫、受歧视，人家就受不了啦。’毛主席的这些话，说得我很信服。以后我再批评人时，就学着先估计到人家的优点、长处，然后再说缺点。”
五
1984年8月中，我因要去西北便到丁玲那里打个招呼。告辞时，丁玲说：“你等等，让你看一个东西。”说完，便到她自己的屋里拿出报纸包的东西放在餐桌上，叫我坐到那里去看。原来是党中央批准的中组部发来的文件，为丁玲彻底平反、彻底恢复名誉的!文件重申了1941年在延安审查丁玲同志是一位为革命事业作了贡献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读完以后，我高兴极了，很想在她面前发点感慨，不料，丁老太太却抢着说：“现在，我可以死了呵!”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琢磨着，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待我从西北回来，听说她要办刊物。我说：“你要干的事多着呢!《在严寒的日子里》没有写完，像《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这样重要的回忆录，还应该继续写下去，越多越好!还有，还有……”这时候，她不再作声了，只是一个劲儿地看着我。我毫不犹豫地劝她：“这几年，人们都说你保守、僵化，是一个‘左’派……”不等我说完，她便说：“人家早有一定之规嘛!需要丁玲当右派的时候，就把丁玲打成大右派;现在，他们是解放派，需要我丁玲‘左’派，我就成了他们所指责的保守呀，僵化呀，随他们去吧，我丁玲就是丁玲!”
看着老太太的这股倔劲，我坚持告诉她：“这样说你的人，在我的同学和朋友中也有，他们还要求我劝你呢!我的这些同学和朋友，同你所指的持一定之规、自以为一贯正确的人，是没有什么联系和来往的呀!”丁玲不禁笑了起来，说：。杨桂欣，你还是太嫩了一些呵!你的同学，你的朋友，同他们没有联系，没有来往，这对他们不是更好吗?他们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是群众说你丁玲僵化、保守，‘左’，于我何干?他们还可以炫耀他们是尊重群众意见的呢!”说到这里她从藤椅上站起来，在客厅里踱来踱去：“好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就是好呵!不许再搞政治运动。现在，他们再狠毒，也只能在非公开的舆论上下功夫，拼命说我丁玲是‘左’派僵化、保守。再想和当年那样，趁我主动要求去北大荒的机会，盗用中宣部的名义，开出那样不讲人道、不要党的政策、连对待俘虏都不如的介绍信，他们是绝对办不到了!”
六
1985年7月中旬，丁玲正准备去河北省蔚县疗养和写作《在严寒的日子里》。可是，一到协和医院检查身体，大夫便命令她：必须立即住到医院里来!从此，她除了在九月间回家看《莎菲女士的日记》电视剧样片，并和剧组主要成员漫谈该剧之外，就再也没有回过家——木樨地22号楼5f118号。她在这里住了六年多。当她坐着轮椅下楼回医院的时候，只说了一句：“我大概是再也回不来了啊!”1985年11月间，协和医院第一次发出丁玲病危的消息。第二天下午，我便去医院向她汇报工作。一进门，便见她盘腿坐在床上，陈明则坐在沙发上。她一见我，便满脸笑容，大声地说：“杨桂欣，你猜前些日子哪些人来看我了?”我说这没法猜，反正关心你，爱护你的人都会来看你。我还未说完，她便高声大气地嚷道：“陈登科来了。我说，‘你来干什么?我死不了!’这不又恢复过来了吗?现在，我正在争取医生同意，让我回家过春节。到时候，把你们的家属都请到我们家里去。在过去的一年中，你们为《中国》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吃了不少苦头，她们全力支持你们，也有她们的功劳啊!”
我怕她太兴奋，劝她休息，但她仍说个没完。我真怕她是回光返照!好在这时护士进来了，我正准备回家，她却又说起来：“杨桂欣，你刚才说关心我、爱护我的人都会来看我的，这倒是不错。不过，有的人对我的关心并不是什么爱护，他来这里看我，是搞火力侦察，看我丁玲还能活几天。其实，他是巴不得我早死的。”陈明听了，赶紧从沙发上站起来，坚决制止她继续说下去，并把她扶下床来，让她在沙发上坐着。过了一会儿，老太太解释为什么说是“火力侦察，”，又为什么说“他是巴不得我早死的”。其实，她的解释对我来说显得多余。
丁玲住进协和医院以后，我差不多每个礼拜都去看她。有一次，她激动地告诉我：“你知道有谁来这里看我吗?”不等我回答，她便说：“默涵和白羽都来看我了，向我赔礼道歉，检讨他们在我的案子上犯的错误;白羽还说，他是来向我赔罪的。我说了：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要团结起来向前看嘛!再说，责任也不是哪一个人的呀!”
丁玲逝世的第二个月，即1986年4月，刘白羽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散文《丁玲在继续前进》，其中说：“新中国诞生后，丁玲一生中更巨大的坎坷降临到她头上。如果说前半生的坎坷，来自敌人阵营，而后半生的坎坷，却来自自己阵营，这是不能不令人唏嘘惋惜的。想到这里，我心情沉重，思之痛心，因为我作为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在丁玲所遭受的苦难中，我必须承担历史的重责，因而对丁玲永怀深深内疚。”白纸黑字，公诸世间，比起在丁玲病房向丁玲赔罪，更显得真诚，显得庄重。如果丁玲九泉之下有知，我想她会欣慰不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