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这天，毛泽东在凤凰山边的窑洞也被炸塌了，可是，毛泽东却非常高兴，因为毛泽东听到延安的老百姓称赞延安的警察。毛泽东得意地说：“延安的警察不是世界第一，也是中国第一!”
中共最早的“特务”组织
中共自创建之日就十分重视保卫保密工作，可以说“有党就有情报保卫工作”。1921年7月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严格的保密措施中召开，会期之中遭遇巡捕突袭，会址还从上海市区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规定：“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得保守秘密。”
不过，这些早期的保密措施和保卫组织，尚未形成严密的工作系统。中共在地下状态期间，曾在内部称为“秘密工作”。后来有了农村根据地“苏区”(苏维埃区域)，保卫工作建立公开机关，又将非苏区的这块工作称为“白区工作”、“城市工作”。1925年，中共中央选派顾顺章、陈赓、陆留三人，到苏联专门学习情报保卫工作，为中共情报保卫系统的创立进行准备。直到成立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才有了专门机构。
中共早期的特务组织，尽管机构很小功能不全，却是以后影响中国政局的庞大特务组织的前身。
中央特科
在中共情报保卫系统内部，“中央特科”赫赫有名。
中央特科，创建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上海创造了无数中国之最：最大的城市、最宽的外国租界、最多的市民人数，还有，最复杂的情报斗争!国民政府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警察局，英国、法国租界的巡捕房、包打听，弄堂码头的青帮、红帮，共产国际的情报站、中共特科的打狗队……上海是国际公认的“冒险家的乐园”。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再次转入秘密活动，中央机关又从广东搬回上海。1927年11月，周恩来从东江前线回到上海，并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周恩来的倡议下，于1927年11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央特科。1928年10月，中共中央还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三人中央特别委员会(另外两个委员是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和特科实际负责人顾顺章)，直接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如果说，此前的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还是个短暂存在的临时机构的话，这个“中央特科”就是专业的中共情报保卫机构了。了解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的历史，必须追寻这个“特科”。
1927年11月创立的“中央特科”，标志中共中央情报保卫系统的诞生。
总结中共创建的历史，往往要说，毛泽东开辟了农村根据地，创建了红军。那么还应该说，周恩来开辟了城市秘密工作，创建了情报保卫工作。
1928年春，周恩来亲自主办学习班，培训特科人员20多天。周恩来还规定了特科工作的“三任务一不准”：搞情报、惩处叛徒、执行各种特殊任务包括筹款，不准在党内互相侦察。周恩来还亲自编制了中共第一部密码“豪密”，邓颖超担任译电员。周恩来与李维汉、任弼时、邓小平共同研究，拟订《中央通知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确定了秘密工作的方针和方法。中共在白区的所有组织，都采用地下秘密活动方式。周恩来亲自创建了一个组织严密工作复杂的秘密系统，这个系统的复杂性与全面性，也锻炼了周恩来主持多方面工作的能力。
以中央特科的创立与成绩，可以说，中共的情报工作、保卫工作，起点颇高。
尽管有了出色的成绩，中央特科这个初创的情报保卫组织，还是相对幼稚。从特科选择的首位负责人顾顺章来看，就有致命失误。(1931年，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更帮助国民党连续破获共产党的秘密组织。
国家政治保卫局1931年，毛泽东领导开辟的革命根据地，横跨江西、福建、浙3省28县。中共中央决定，以这块最大的苏区作为中央苏区。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天，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召开，大会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毛泽东为主席。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地盘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与国民党分庭抗礼!
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采用现代国家的政治体制，检察院、法院、内务部、裁判部，司法体系相当完整。一个特殊的部门是国家政治保卫局。
以往的中共情报保卫工作总是秘密工作，这“国家政治保卫局”，却是一个公开机关。过去讲“合法斗争”、“非法斗争”，说来说去都是国民党的法，从现在起，共产党自己的共和国颁布了自己的法律，也要公开合法执政了。
新政权面对的主要斗争就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所以，国家政治保卫局这个“特别组织之特别机关”，权力就非常之大。保卫局的侦察部门有专职侦察员，检查出入苏区的人员和物品，还派遣情报人员深入敌区。还有特殊的“工作网”，由保卫局在党政军群各组织中设立耳目。保卫局的执行部门负责逮捕、关押、预审工作。保卫局还有一支直辖的武装力量“政治保卫队”，负责保卫党政军机关与首长的安全。国家政治保卫局在地方政府、红军部队，都有派出机构或特派员，地方政府和红军指挥机关无权改变和停止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命令。
无论规模还是权力，这个国家政治保卫局显然大大超出周恩来创建的“特科”。研究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制度与权限，可以看到：几乎完全照搬苏联。非但主要干部经过苏联培训，就连那洋文徽章也是俄文字母“格伯乌”!
1931年1月，中央政治保卫处成立，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兼任处长，成员只有五人。不久，邓发接替王稼祥任处长。这个中央政治保卫处，在当年11月演变为“国家政治保卫局”。1931年11月第一届全苏大会设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国家政治保卫局”。
早先的“中央特科”还是地下活动的秘密组织，此时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标志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转而以国家政权的形式实施。
“听风”
特科的结束，并不意味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的结束。就在上海特科蒙难之际，江西这边却是一派兴旺。
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会师井冈山，在湘赣交界地区开辟了大块根据地。但是，如何与上海的中共中央联系，却是个极大的难题。
中共自创立起就有党内交通工作，1927年创建特科组织的同时，也创建了内部交通科和外部交通科，建成了通向各地组织的三条秘密交通线。
交通工作艰苦卓绝，每次行动都要突破多道封锁线，历时旬月，这就难以跟上瞬息万变的形势发展。及时便捷的信息交换，还要靠无线电。上海的周恩来和江西的毛泽东，都十分重视无线电电台。
江西苏区的红军在文家市战斗中缴获了一部电台。1931年春节，特科培训的无线电技术员伍云甫、曾三、涂作潮从上海潜来江西，带来了与中央通信的密码。9月，终于联通了上海的中央电台，从此，苏区与中央沟通了迅捷的无线电联络!后来，在共产国际的支援下，中共中央又派人在各根据地都设立了电台。从莫斯科到上海，从上海到江西、鄂豫皖、湘鄂西、陕北，中共的秘密通信从空中跨越国民党的陆地封锁，畅通无阻。
长征中，人力传送的白区情报中断，更是主要依靠技术侦察手段来获取情报。二局人员白天背着沉重的设备行军，晚上还要侦听作业，十分辛苦。总部首长十分关心二局，朱德亲自安排给二局加夜餐，行军中毛泽东的担架经常抬着二局的病号，年轻的报务员彭富九还有马骑。二局及时侦获敌军动向，多次帮助红军突破重围，甚至还伪装国民党电台发报，调动敌军就范。四渡赤水时，红军还伪装国民党电台发报，调动敌军就范。
人民警察
延安城到处都有抗战英雄范仲淹的遗迹，驻扎这个地方，共产党更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感觉。无论想起范仲淹还是想起李自成，共产党都把延安当作未来新中国的试验区。中共中央在延安抓普选、抓建政，要给全国人民一个新政权的样子!
1937年10月8日，边区政府发布第一号委任令，任命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周兴兼任边区保安处处长。从此，边区保安处不再从属于保安司令部，而是成为边区政府直辖部门。很快，边区政府又宣布成立延安市政府，任命刘护平为延安市公安局长。延安市局下设三个科，治安科科长杨开明，社会科科长由局长兼任，司法科科长朱化龙，警察队队长邹理智、指导员陈昌奉。堂堂的边区首府公安局，驻地只有棉土沟的五个窑洞四间平房和街上的四间办公房。
在全民抗日的呼声之中，国民党终于接受了共产党的合法存在。
11月1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下令，各级议会统称人民代表大会。延安的警察，也称为“人民警察”。
这是世界上唯一加上“人民”二字的警察队伍。
1938年11月20日是个星期天，延安这个偏僻小城也热闹起来，机关学校放假，街上行人众多。上午8时40分，宝塔山上的防空哨突然发出紧急防空警报!
延安早有防空部署，宝塔山上设立了防空警报，但没有雷达设备，全靠人眼瞭望监视天空，仅有的两挺高射机枪也不能覆盖全部空域。
所以，一旦警报钟声敲响，敌机已经到头顶了。听到警报，满城的老百姓都往城后的凤凰山跑，山边有多处闲置的石头窑洞，可以作为防空洞。群众跑，警察不能跑。延安市公安局长王卓超立即指挥警察疏散群众。就在群众纷纷躲入防空洞的时候，六架日军飞机投下炸弹!
延安城四处起火，一颗炸弹就在身边爆炸，气浪把王卓超掀倒在地!
日军飞机终于走了，老百姓忧心忡忡返回家园。多次遭遇战乱的延安人早有经验：没人看守的家产肯定会被洗劫一空。到得家中，群众惊喜地发现：各家的财产，除了轰炸中被毁的以外，完好无缺!店铺里面的钟表衣物金银首饰一件不少，三仙园饭馆卤肉大锅里的羊肉杂碎还在翻腾。人们纷纷打听：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原来，就在敌机轰炸群众跑走的时刻，延安市的人民警察依然坚守岗位。边区保安处的礼堂被炸塌了，可是，警察们都忙着保护群众财产，三个警察被炸伤依然坚持值勤!
延安的老百姓感动了，天下哪里有这么好的警察?延安商会特地到警察队慰问，向每个警察赠送一个皮包、一条毛巾、一个口盅。
这天，毛泽东在凤凰山边的窑洞也被炸塌了，可是，毛泽东却非常高兴，因为毛泽东听到延安的老百姓称赞延安的警察。毛泽东得意地说：“延安的警察不是世界第一，也是中国第一!”
隐蔽战线的“黄埔军校”
中社部成立后，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缺干部。创建特科时，周恩来于1928年春在武汉办班，亲自培训学员。中央苏区创立国家保卫局，干部也来自训练班。西北保卫局改组伊始，周兴局长也主办训练班。
中社部的训练班则是有计划地长期进行。第一期的学员都是情报保卫战线上的老干部，第四期训练班学员有陈龙、张耀祠、曲日新、夏印等人。陈龙成为延安有名的侦察专家。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中社部特派既能双手打枪又懂保卫的陈龙担任警卫。
保卫工作的重要领导干部汪东兴，是第八期学员。他在长征时在红军干部团任三连指导员，强渡金沙江指挥得力，得到干部团特派员周兴的重视。在延安任军队和平医院政委的汪东兴，希望搞保卫工作，谭政文就介绍他到中社部学习，毕业后到主管保卫的二室工作。胡宗南进攻延安，中社部二室主任汪东兴奉命跟随中央前委行军，从此直接负责毛泽东的警卫，一生涉险的毛泽东却毫发无伤，不能不说汪东兴的警卫工作功德无量。
“黄埔一期”虽然是一句笑谈，却也有些道理———出干部啊!从长远看，“黄埔军校”更是名副其实!就是这些从延安窑洞走出的年轻学员，后来做出惊天动地的业绩，居然组成新中国情报保卫战线的顶尖领导层。
从不挂牌的“中央情报部”
1941年初，国民党突然发动皖南事变，为了预先掌握敌情，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亲任局长的中央调查研究局，全面负责对敌我友的调查研究工作。这是毛泽东一生，任职唯一同情报相关的职务。
新成立的中央情报部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进行调查情报工作的统一的军政战略情报机关。中央情报部是在原中央社会部的基础上，与军委总参谋部的一部分合并而成，仍由中央调查研究局领导。
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兼任中情部部长，副部长三人：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总参谋长叶剑英、中社部副部长李克农。
根据中央指示，中情部树立调查研究和情报工作密切相关的观点，明确情报工作为党的整个路线、战略、策略服务。中情部工作以日伪、国民党、欧美三方面为主要对象，调研其政治、军事、党派、人物、特务、社会情况。将全国分为几个地区，各地区建立情报电台、情报交通站、交通线等联络指挥系统。
中共秘密战线的宿将干才，纷纷走上情报第一线。周恩来驻扎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负责与国民党中央联络，同时领导中共南方局的秘密工作。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博古、吴玉章、邓颖超等不时往来重庆。毛泽东亲自要求各省调查上层人士情况，南方局部署全面调查国民党的党、政、军、财、文、特情况。
中社部副部长潘汉年亲赴上海、香港地区，就地隐蔽，秘密开展工作。设点、连线、结网，中共的情报工作很快形成覆盖全国的网络。中央确定的地下工作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1941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年头，这一年也是中共情报工作成熟的标志年。就在这一年，中共及时将情报工作的重点转向侦获战略情报，从系统到综合，从内线情报员到最高领袖，整体能力迅速提高，准确侦获三项重大战略情报，赢得战略主动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