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与刘海粟，两位中国画坛巨匠，艺术轨迹、名声技艺不分伯仲。二人之间一段中国美术史上的公案，因两封信的面世再度引发波澜
“这两封信，我是看着悲鸿写的，没想到还能保留下来。”已是耄耋之年的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展开面前的信笺，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娓娓道来。
这是两封用毛笔写就的私人信函，纸张斑驳，字迹清晰——
“周扬先生：……前几日，我为抗议汉奸刘海粟出任华东美专校长曾与先生面谈……”
“周扬部长：今日先生拟开座谈会，令刘海粟检讨……我以为应叫他坦白下列各点：(1)上海沦陷期间与日本人有哪些勾结……”
收信人周扬时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
信件末尾落款：徐悲鸿。
6年前，这两封直斥刘海粟为汉奸的信函，被收藏信札的青年画家荣宏君偶得，随后在其书中公诸于世。
徐悲鸿与刘海粟之间这段中国美术史上的公案，因这两封信的面世再度引发波澜。
刘海粟是汉奸吗
1953年，第二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各省报名单，我记得上海的名单里第一个就是刘海粟。悲鸿当时是美协主席，看到刘海粟的名字后，马上就抗议了。”廖静文倚在沙发里描述着这两封信出炉的背景。在徐悲鸿看来，当时，有关刘海粟汉奸一事尚未说清，担任文艺界代表有所不妥。
“汉奸，就是《新华日报》里的那个事，汉奸第六名啊。”徐悲鸿的学生、今年80岁的画家杨先让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大声说，“但这是徐悲鸿按照组织程序反映问题，绝不是‘文革’中的那种小汇报。”
杨先让所言《新华日报》的指认，是1945年8月23日出版的报纸刊登了“文化汉奸名录”，第一个是周作人，第六个就是刘海粟。那时，《新华日报》由周恩来主持，事后，研究者多以此作为刘海粟充当汉奸的证据。而实际上，此汉奸名录均为读者提供的资料。报纸发行人潘梓年在《致读者》中写道：我们希望知道各方面汉奸的朋友，都把他们提出来。
“这确实是读者来信的形式，其实不足以为据。”信函收藏者荣宏君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但是，杨先让并不同意这样的说法，“读者认为谁是汉奸，去投稿，报纸登了，就说明报纸认可了，报纸要负责的。”
抗战爆发初期，作为上海美术界的领袖人物，刘海粟颇得人心。早在1936年，便创作《虎踞图》表达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愿望。而1937年，著名的“八百壮士事件”后，刘海粟又根据杨惠敏的事迹创作《四行仓库》鼓舞斗志。直到1939年初，刘海粟还利用自己的名望，带领上海美专师生在上海举办义卖，为难童教养院筹资捐款。
但到了1939年底，情况发生了变化。那时，汪精卫在日本支持下开始为即将成立的伪政权物色人才。汪精卫的助手褚民谊邀请刘海粟担任教育部长。在简繁撰写的刘海粟传记《沧海》一书中，刘海粟自己回忆道，“褚民谊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当初他陪我去见汪精卫。汪精卫问我，你看我会做汉奸吗?我说你当然不会，你也是爱国的!……这个人的演讲能力好极了，样子又长得漂亮，老实说我被他打动了，答应做一些教育方面的事情。”但这之后，刘海粟发现，凡为日伪政府做事之人，大多遭遇不测。故此，他决定趁赴印尼举办展览之事，避走南洋，并未在汪伪政府内任职。1939年末，刘海粟将在雅加达的全部卖画所得捐给抗日官兵。在其继续辗转于新加坡时，上海沦陷。而此后关于刘海粟生活的记录模糊不清。根据石楠女士所著《海粟大传——沧海一粟》记录，刘海粟藏身某油坊，后暴露身份，被日军押上飞回上海的飞机。
后来，刘海粟自己回忆，“1943年5月二十几号，日本人用军用飞机把我从南洋送回上海，我一直是很倔强的，这是斗争啊!……当初日本军部派军用专机送我回来，有许多人不理解，以为刘海粟一定是卖身投靠做了汉奸了。误会很多，我不管的，随他们去说。”
而刘海粟回到上海不久，即与在印尼结识的富商之女夏伊乔完婚，婚礼主持人为当时知名汉奸陈彬和，而日军高官川本芳太郎与高岛阙次郎登门道喜。日后，刘海粟回忆说，“结婚办酒席，我没有请他们，结果他们反过来请我吃饭。”而同年11月，国土沦丧之时，刘海粟于上海举办画展，组织者为汪伪政权司法部长张一鹏，日本军部要员高官均到场祝贺。
这段历史在1949年后，被徐悲鸿再次提出，并写进给周扬的信中。徐悲鸿称，“刘海粟充当汉奸，其罪行轻重如何，吾人姑不置论，其丧失民族气节，则是事实。……如他能忠诚老实交代，我同意宽大处理。”
据廖静文回忆，周扬并未回信，但为此曾与徐悲鸿见面商谈。而此后不久，徐悲鸿逝世。“悲鸿去世后，有人告诉我，在文代会中间休息的时候，周总理还找到华东区的负责人，批评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宣传刘海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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