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给革命的中国》，(德)王安娜著，李良健、李希贤校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9月版，39.00元。
陈远
学者，北京
关于早期共产党的出版物，有几位外国记者的著作在长久的时间内吸引了人们的目光，比如斯诺的《西行漫记》以及史沫特莱的著作。而王安娜这个名字和她写过的《嫁给革命的中国》，则不大为人所知。
王安娜生于德国，1931年嫁给后来成为外交官的王炳南为妻，并跟随王来到中国，由于丈夫的关系，王安娜与当时的共产党人有比较深入的交往。其1964年在德国写成的回忆录取名为《嫁给革命的中国》，便是根据自身经历，一语双关。
读此书前，我曾有很强的阅读期待：其一是王安娜这双来自于异域的眼睛，对于当时“革命的中国”有何异样的发现，其二是王安娜与斯诺以及史沫特莱相比，与当时“革命的中国”关系近一层，其三是王安娜写作此书时已经是1964年，当时的王安娜已经与丈夫王炳南分手，又离开中国多年，是否对自己的经历有更深层次的思考。
我是带着这多种期待开始阅读的。不否认，阅读过程中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桥段，比如关于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捕时的细节描写，这位红色洋娘子如此写道：
“我可是你们的总司令啊!”蒋介石呐呐地对站在他面前的犹豫不决的年轻军官哀求着说。
虽然作者强调这个细节是亲自从当事者处听来，但是不用查阅资料，凭常识判断，蒋介石当时内心纵然恐惧(外在表现是穿着睡衣裤“颤颤抖抖地”躲在山岩的缝隙)，但是在表面上，依然还会保持“总司令”的“尊严”。现在对于西安事变的研究已经相当充分，有心的读者不妨参照材料对照阅读。
不过，王安娜对于上海大亨杜月笙的叙述，虽然寥寥数笔，却是别开生面：“不管怎么说，杜月笙这个强有力的黑社会的大老板也是个‘爱国者’。”虽然王安娜在“爱国者”三个字上打上了双引号，毕竟和我们过去对杜月笙的印象大相径庭。
但是这样的细节不多，通读全书，越来越感到字里行间的内容似曾相识，没错，这位红色洋娘子的回忆录，更像是官方党史的补充版。
1938年，处于革命的需要，王安娜曾有一次日本之行，但是那次日本之行在后来的日子让她受到了猜疑，并且连累丈夫王炳南在“党内挨整”，并成为日后与丈夫分手的重要因素。但即使如此，即使离开了中国，红色洋娘子对于自己的“委屈”在回忆录中也只字未提，个中原因，只好用“信念”来解释，否则的话，便无法解释为什么王安娜的著作与同时期来到中国的斯诺等人的著作如此相似，也无法解释大公报的名记者范长江到过革命区之后写下同样相似内容的大量报道。
关于早期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大致有四种渠道：一、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宣传阵地，以及后来官方据此写成的中共党史;二、当年国民党报章上对于共产党的叙述;三、如王安娜这样的国际友人当时或事后撰写的著作;四是高华、杨奎松等颇具民间立场的学者的研究著作。比较起来，在后两类著作中，我更喜欢第四种。因为在王安娜们的著作中，我没有看到异域的眼光，只看到了格式化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