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一生迷信
1932年春夏之交，戴笠被蒋介石任命为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从此成为“总裁之最虔诚信徒”。但是知情人，如其部属王兆槐、刘志陆，乃至流氓大亨黄金荣、杜月笙等，都揶揄他们的这位上司信服的“总裁”远比不上他信服的“命相”。
在军统所办的各种集训班里，戴笠均规定要讲授命相一类的特殊课程，甚至还特别从山东等地聘请何麻姑、毕善人等神婆神汉来做“辅导员”。
有一次，军统在中美合作所所在的歌乐山北麓罗家湾修建房屋。戴笠特地找命相先生看风水，画了图，标明哪些地方属“龙脉”，哪些地方不宜建“阳宅”，以避“雷公”和“地神”。谁知一个姓柳的管工未领会旨意，在戴笠去重庆的时候，随意动起工来。戴笠回来后，见乱了“八卦方寸”，气怒之下，命人在夜里杀了这个管工，以作祭门之鬼。
戴笠住宅所建门楼因遭雷击而倒。他让何麻姑卜卦，又令毕善人讨阴方，岂知这两个“术师”没事找事，合谋后说是地下藏有“诡石”。戴笠忙命工匠挖地三尺，也未见一块石头。两个术师又称，“不下则上”，必须“三砌三拆”方可“镇邪压怪”。戴笠居然依此“命术”，将门楼砌好拆掉，拆掉再砌好，真正拆砌了三次。
不想两年后的夏天，下大雨发洪水，门楼还是被冲塌了。
戴笠在军统局本部用过许多“水汪汪”的化名，原因出自他“缺水忌土”的命相，想以此弥补命中不足。这些化名有:汉汉清、汪涛、涂清波、海涛源、沈沛霖、雷雨雯等。他用得最多的化名是“沈沛霖”，因为自取了此名后，他的老胃病就很少发作，甚至罕有伤风头疼，“天天如愿，事事顺手”。
1944年春节过后，戴笠手下的秘书英渠觉得“沈沛霖”用得过滥过久，便讨好主子，建议更名为“洪淼”。戴笠一听，觉得此名确实比“沈沛霖”含水分更足，不但立即采纳，还奖赏了小秘书一支德国造的小左轮手枪。
还有一次，戴笠和他的美国顾问梅乐斯饮酒作乐。席间梅乐斯问起他本名的出处，戴笠得意洋洋地说:“此乃古人代取之也!”还叫人从书架上翻出一本线装书，高声念道:“君乘车，吾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君担簦(古代有柄的笠，类似现在的伞)，吾跨马，他日相逢为君下。”这是戴笠借此标榜自己的风雅。岂知三杯酒下了肚，他得意忘形，说出自己名字的真正由来:原来，在戴笠出生的那一年，其父在家乡做关帝会时，被人放了一把火，烧着了堂屋。正巧此刻乌云骤起，很快下了一场暴雨，才免了横祸。于是，戴笠的父亲以为后代的命相不能缺水，便给儿子取名戴笠，以示避阳求水，号也为“雨农”。后来，戴笠的弟弟亦随之取名为“云霖”。
迷信便从此接踵而来。因为那场火灾是农历五月十三发生的(传说五月十三是关帝的生日)，戴笠对“十三”这个数字相当敏感，十分忌讳。他出生于1896年农历八月十三日，却将生日改为“十四日”。
一次，戴笠在西安与胡宗南打牌。打到第十二圈时，忽然佯装肚痛。这位胡大长官还信以为真，找来军医诊治，戴笠见到军医的药箱上印有“十三”的数字，连忙将他骂走。
在西安时，戴笠霸占了杨虎城将军的军需长王维之的一幢花园别墅。一天，他去检查修葺一新的大门，发现门牌是13号，立马火冒三丈，命人将西安市政局局长肖绍兴叫来，劈头吼道:“谁定的这门牌号码?”肖绍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怔了半晌，答道:“主任，您这房子确实应是玄枫桥13号啊!”戴笠又大声说:“什么叫确实，什么是应该，你给我改为甲14号!”
尽管戴笠如此迷信命相，如此喜欢“水”和忌讳“十三”，但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偏偏死在“水”与“十三”上。
1946年3月，戴笠去北方巡视，由天津准备起飞回南京时，发觉当天是3月13日，便借故牙痛难忍，将行期推迟到3月17日。到了3月17日这一天，晴空万里，戴笠心情极其好。可没想到，专机飞抵南京上空时，正值大雨滂沱，雷电交错，云层又低，专机竟与地面失去了联系。最后，专机一头撞到了南京郊区江宁板桥镇附近的岱山山腰上。这位命相缺水的军统大员，其尸体竟在大雨中淋了三天三夜才被找到。
可笑的是戴笠死后，他的助理秘书袁奇滨翻查皇历，他不看则罢，一看惊叹得头发要竖立起来。袁奇滨说，戴主任命相中一生缺水，处处小心，时时谨慎，而悔不该去北方前取了个缺水而又多山的化名“高崇岳”。另外，他3月17日启程，没考虑到那天正好是农历二月十三日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