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独家披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四川之秘密计划》
日军曾密谋在川走私贩毒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日，记者获悉，市档案馆发现了一份重要史料——1937年7月16日成都出版的《图存》周刊，后面还附有一份名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四川之秘密计划》的单页文件。72年前的今天，“七·七事变”标志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那样关键的时刻，如此绝密的文件怎么会出现在成都的一本周刊中?是谁，通过什么途径，冒着怎样的风险将此文件曝光?
计划包括哪些内容?
走私贩毒设领
全面侵略四川
“这份文件确定是以前从未发现过的一份重要史料。”市档案馆政策法规处调研员姬勇告诉记者。记者看到，1937年7月16日出版的《图存》周刊后面附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四川之秘密计划》单页文件。
记者看到，这份文件共分为五章，记录着当年日军从走私、贩毒、成都设领、挑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关系、破坏救国会五个方面侵略四川的全面计划，还有详细的实施步骤和操作办法。
贩毒
从津密运到重庆成都
最触目惊心的当属“贩毒”一章，《秘密计划》首先分析“贩毒政策过去在山西、察哈尔、绥远、河南及福建等省收效甚巨，但对于四川从未有计划施行”并认定贩毒计划一定能在几个月后收获显著成效。
具体将分为三个步骤，第一，从天津秘密运输毒品到重庆、成都等地推销;第二，用巨额金钱收买贩毒的20个四川人，分赴边远县区推销;“第三，在四月内，决在渝或万或梁山完成一所制造海洛因或吗啡之机关，地址以在乡间为佳。”
设领
严密联系日本在华西人员
同时，《秘密计划》认为成都位于中国西南地区要地，是中国的后防重镇，因此“亟应设置领馆，以统治帝国在华西之工作人员，使其能有严密之联系”。这部分没有像其他章节一样列出具体实施步骤，因为关于设领问题，日本帝国主义“曾向南京政府要求承认，唯以成都人民顽固反对”，未达到目的。
是谁曝光的?什么途径?
关键人物在重庆行营任职
《秘密计划》是如何被曝光的?这可以从位于文件最前面的序言中一窥端倪。“余友刘君，彼从其挚友处，获得日本帝国主义对四川侵略之秘密计划”，并交待该计划是当年4月下旬，重庆日本领馆秘密召开四川间谍会议所决定的。“刘君之挚友，现担任委员长重庆行营某项重要工作，于千方万计中，获得此秘密计划文件”，并查得当时参加开会者有40余人，其中日本人4名。“余将此秘密计划公布国人，深望爱国人士，注意及此，免中其毒计焉!高永立于民国二十六年六月三十日。”
姬勇分析说，从序言中可以看出，《秘密计划》的曝光至少涉及三个人：刘君、其挚友和高永立。
市档案馆的专家首先把注意力放在了“高永立”身上，因为在序言里，只有他署上了全名。市档案馆出动了馆内各种专业检索工具，但遗憾的是，在档案中再没有发现任何与“高永立”有关的材料。专家倾向于认为，“高永立”很可能是一个化名。“就这份《秘密计划》来说，是为了保护那位在‘委员长重庆行营’担任某项重要工作的刘君挚友。”姬勇告诉记者，“能把秘密计划和开会人员情况都搞清楚，并泄露出来的人，绝非等闲之辈。”
曝光后 《图存》被查封
通过查阅党史及报刊志了解到，1937年1月17日，成都抗日救亡人士车耀先创办了《大声》周刊号召抗日，但于当年4月17日被国民政府查封;“七·七事变”发生后，车耀先将周刊改名为《图存》，在1937年7月9日出版了创刊号，并相继发表了《图存》第二、三期社评：《抗战!抗战!抗战!》《政府何以自解?》。1937年7月26日，生存了两周多、刚出版发行了三期的《图存》，又被查封。
而《图存》周刊是如何得到这份《秘密计划》的，如今我们不得而知。
本报记者 刘祎 谢辉
▲专家揭秘
“大川饭店事件”
使日设领搁浅
本土著名历史文化研究者、《川渝大轰炸》作者之一宋平：日本帝国主义密谋侵略四川的办法与当年四川的史实一致，如《秘密计划》第三章提到在成都设领，“唯以成都人民顽固反对，然未达设领之目的”，即1936年8月在成都爆发的“大川饭店事件”。
日本当年
确在成都走私贩毒
原省委党史研究室专家王宗力：“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控制和掠夺的主要形式之一，就是走私贩毒。有关史料显示，事变前日本政府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毒品贩子，在天津设有工厂，专门制造海洛因和鸦片，并有完备和保密的销售渠道，以此来获取大量钱财，为即将发动的战争做准备。 《秘密计划》写明了“暂从天津密运一批海洛因白面吗啡，分渝、蓉、万、梁四处推销”，这与当时的情况相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