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确曾有这么一个传说：诗人柳亚子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曾以赋诗形式向毛泽东主席要过颐和园。
“文革”中，不仅“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人手一册，毛泽东诗词亦随处传播，于是各种毛主席诗词注本遍地开花。有的毛泽东诗词注本就编出了这样的故事：见到柳亚子所作《叠韵寄呈毛主席》一诗中的“倘遣 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毛泽东的语气忽然变得严厉起来，生气地对柳亚子说：“没有权力给你，就是有权力给你，把造兵舰用的八百万两银子都给你，让你像慈禧太后那样好不好?”这个故事说得活龙活现，其实子虚乌有。
问题就出在人们对于柳亚子诗句的误解上。故要澄清这个问题，得从柳亚子的“牢骚”诗说起。
柳亚子的“牢骚”诗和毛泽东的赠诗
1949年3月25日，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从石家庄抵京，在北平的民主人士和各界贤达代表沈钧儒、陈叔通、黄炎培、马寅初、柳亚子等30人到机场迎接。接着，他们陪同毛泽东等在西苑机场参加了隆重的入城式，检阅部队。作为毛泽东的老友，柳亚子与黄炎培、章伯钧同乘第一号汽车检阅了部队，兴奋而又自豪。阅兵式举行的当晚，毛泽东在颐和园益寿堂设宴两席，招待柳亚子等民主人士共20人，宾主欢聚一堂，共话胜利。当日晚，柳亚子赋诗四首赞毛泽东。然而在三天后的28日，与毛泽东诗歌唱和不断的柳亚子却写下了《七律·感事呈毛主席》诗一首。其诗云：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柳亚子分明是借诗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并显露出南下归隐之意。这是为何呢?
原来,柳亚子是受毛泽东电邀赴京参预国事的，来京后受到热情接待，并安排住进当时最好的六国饭店。心舒意畅之际，他特赋诗一首赠给负责接待的邓子平，其中言“出入车鱼宁有憾?播迁吴粤岂无名。”然而，在“满怀喜悦，满心振奋”时，柳亚子也有不快。为什么呢?在抵京的当天，他有意去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的灵堂祭奠，因接待部门无法及时提供专车而不能成行。3月24日，他出席文协筹委会却未列名常委，心中也有不满。柳亚子本来精神状态非常好，结果却因兴奋过度，另一方面由于血压高、脾气愈来愈躁，他不仅发牢骚，还与颐和园乐善堂看门人发生冲突。柳亚子天生是诗人，精神又处于亢进状态，以《感事呈毛主席》诗表达骚怨之情，在他看来不过是人之常情。
毛泽东在得到“呈”诗后，由于军务政务繁重没有及时赠诗作答，但他并未忘怀。一个月后的4月29日，毛泽东吟成答诗《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并派人送到了已迁居颐和园的柳亚子住处，而这时柳亚子外出游园去了。
“倘遣名园长属我”、“名园真许长相借”的本意
毛泽东的答诗《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云：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柳亚子回住所益寿堂读到毛泽东的赠诗后，心情激动，欣喜有加。当日即写出《次韵奉和毛主席惠诗》。其中云：“东道恩深敢淡忘，中原龙战血玄黄。”“昆明湖水清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同时，他又另赋一首《叠韵寄呈毛主席》，言“离骚屈子幽兰怨，风度元戎海水量。倘遣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毛泽东得诗后，于5月1日下午与夫人江青、女儿李讷乘车前来颐和园拜访柳亚子，相约游园。毛、柳诸人先到谐趣园，后又到益寿堂谈诗，甚为畅快。当天，柳亚子即赋《偕毛主席游颐和园有作》，末两句写道：“名园真许长相借，金粉楼台胜渡江。”
“倘遣名园长属我”、“名园真许长相借”的意思到底是什么?这显然不能只从字面解读，理解为把颐和园给他。这正如对毛泽东《和柳亚子先生》诗中的“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不能只从字面解读一样。“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是针对柳亚子诗中“分湖便是子陵滩”句而发的，言颐和园内昆明湖水虽浅，但在此观鱼比在富春江子陵滩好。这是以诗的语言委婉地表达了挽留之意，要柳亚子留京从政，不必恋归家乡。而柳亚子老家浙江省的富春江上段七里泷峡谷出口处约3公里的地方，有一段浅滩名为子陵滩，为东汉隐士严光(字子陵)在此处把钓而得名。对柳亚子来说，作为新中国国家主席的毛泽东要留自己在颐和园昆明池观鱼--此观鱼非真的观鱼而是从政，他当然是愿意的--其意愿以诗的语言“倘遣名园长属我”、“名园真许长相借”表达出来。诗句中的“名园”非仅指颐和园，当是诗人用来转喻国都北京。这是一种文学上常见的转喻修辞手法。
总之，“倘遣名园长属我”，只不过是柳亚子在毛泽东盛情挽留之下表明自己准备留京襄政的意愿而已，由此编纂虚构出的“柳亚子向毛泽东要颐和园”的故事，自然就不攻自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