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5年到1975年，前往台湾的苏联“秘使”至少有6人，有的多次到台湾。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以《伦敦晚报》记者身份为掩护，化名为“维克托·路易斯”的苏联特务维塔利·叶夫根尼耶维奇，在此期间他曾三次去台湾密晤包括蒋经国在内的台湾高层人士。
路易斯第一次到台湾是在1968年10月。此时的中苏关系已近水火之势。利用台湾问题大做文章，这是自60年代初中苏交恶以来苏联方面与中国斗争的重要手法。早在1963年由苏联等国主持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字时，苏联就同意把台湾当成“主权国家”，要它在条约上签字。美国政府暗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往来，台湾高层早就看在眼里。
1968年9月的一天，路易斯携英籍妻子在东京外籍记者俱乐部见到台湾驻日本“大使馆”“新闻参事”卢为，自我介绍说他是《伦敦晚报》记者，开门见山地要求访问台湾。对于路易斯要求访台，台湾当局持慎重而积极的态度。蒋介石考虑再三，裁定让路易斯来台，要蒋经国亲自掌握，蒋氏父子又委托亲信魏景蒙具体负责，指令绝对不能走漏风声。
10月22日，路易斯抵台，并与蒋经国会谈。在会谈中，路易斯首先谈他见蒋经国的主题是：“希望与台湾建立直接联系，并把联系位阶提高到大使级的层次。建议台北和莫斯科互设新闻处。希望台湾在短期内对大陆采取行动，苏联会在这件事上保持中立态度，不会帮中共。”
路易斯第一次台湾之行结束返回莫斯科后，由于苏共内部许多人反对，联台之事“曾一再搁置”。1969年3月珍宝岛冲突之后，苏联才又重新考虑联台。
1969年5月初路易斯再度肩负沟通台湾高层的使命，几次从罗马打电话给台湾的魏景蒙，要求双方商讨合作事宜。最后双方商定并经蒋经国批准，台湾派出魏景蒙为“特使”去维也纳会晤路易斯。5月14日，魏景蒙按照为掩人耳目拟定的行程，在经香港、新加坡、吉隆坡、罗马、波恩之后抵维也纳。从14日晚到16日晨，两人先后会晤5次，会谈内容概括起来有以下要点：
其一，路易斯就一旦国共发生战争苏联的态度问题作了正式答复，并向台湾保证：“不论由台湾或任何中国之一部发生任何形式之争执，苏联认为纯属中国之内政，与苏联无关，如形成内战时，苏联决不支持毛泽东。”
其二，魏景蒙将蒋介石的五点批示向路易斯传达。
其三，情报交换和军事合作问题。关于交换情报，路易斯特别关注，反复提出。至于如何传递情报，他建议由台派“贸易商”往来于莫斯科和台北，或台指定一些领事馆传递信息。关于军事合作和军火交易，魏景蒙说：“如一旦大陆发生大变，或台登大陆等等，苏联如何支持我们须事先有所计划。如关于利用苏联基地、我方需要军火接济之各点、武器种类、情报交换等等。”路易斯表示：台方所需军火尽可提出并开列名单及交货地点。并声称“将来如台动手时，苏联不怕制造边疆之事件以应合之”。
……
1970年10月30日至31日，台苏双方在经过多次函电往复之后，魏景蒙和路易斯在维也纳再度相会。此间两人集中会谈两次，会谈主要集中在两大主题：其一，要求台湾为苏内部“鹰派”势力提供证据情报，说明毛泽东及其以后的中共都不可能与苏和好，以配合“鹰派”对华采取强硬立场。其二，进一步探讨双方军事政治合作的途径，推动台湾加快反攻大陆的步伐。
关于第一个问题，在30日的会谈中，路易斯说：“明年3月将召开苏共代表大会，会充分讨论权力问题，这是‘鹰派’表明他们观点的重要时刻。”“如果台湾可以提供情报，证明毛泽东在积极准备发动更大的战争——对抗莫斯科，我们就可以充分利用。”这正是路易斯此次要求见面的主要理由。30日会谈结束后，魏景蒙当晚对此进行了认真思考，认为“比较容易做到”。在第二天的会谈中，魏景蒙便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路易斯。
对于这次会谈，蒋氏父子在听了魏景蒙的汇报之后，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作出了积极的回应。蒋介石对对方提出的两点要求表示“都同意”，指示在对方要求的11月15日至20日之间交给他们需要的证据情报资料。另外，台湾当局决定全部释放1954年7月23日台湾海军在台湾海域截获的苏联船只“陶普斯”号的42名船员。释放‘陶普斯’号船员之前，先通知路易斯释放的时间和将去的地点，再通知美国记者”。蒋这样做显然是向苏联示好，同时也是做给美国看的。
然而，在美苏两大超级大国严重对峙的情况下，出于方方面面的考虑，台湾当局领导人，无论是蒋介石还是蒋经国，都不敢投到北极熊的怀抱中。这就决定了台苏之间秘密接触，不会有什么质的突破，只能是眉目传情而已。(《百年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