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朱德之女的交往
朱敏一生清贫：她和子女一家八口人都挤在普通职工宿舍里;有家德国公司要送给她一辆车，她也犹豫是否该接受
“朱大姐是个好人，她一生吃了不少苦，我们很尊重也很敬佩她。我平生很少掉眼泪，但每次提起她，我都禁不住流泪。”
谢储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过程中，多次重复着这样一句话。
开国元勋朱德元帅唯一的女儿、原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教授朱敏于4月13日逝世，此前她刚刚度过83岁生日。19日，74岁的谢储生，早早就和老伴一起来到了八宝山“送朱大姐一程”。这位从事朱德生平研究工作多年的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向本报回忆起与朱敏的往事。
我出生在江西井冈山，从小就对朱毛红军感兴趣。1950年抗美援朝时我参军，由于热爱文艺，我在部队写下了《朱德的扁担》、《八角楼上的灯光》，1959年我创作的《朱德同志的故事和传说》获得了德国的文学大奖。1976年，朱德去逝，我从国防科大借调到中央文献研究室，专门研究朱德。从那时起，我便开始和朱敏交往，为了研究朱德，我们一同去过朱德的故居，我对朱敏的了解也甚多。
集中营里留下终生病痛
朱敏曾和我讲起自己在德国集中营的经历，我感到她是一个很坚强的人。1941年2月，朱敏到莫斯科第一国际儿童院学习，6月在明斯克参加夏令营时被德国法西斯囚禁在孤儿院中;1943年8月又被押送到德国东普鲁士，在集中营里服苦役。她对我说她在集中营每天都看到很多尸体，被人间的惨状震撼。在集中营时，朱敏患了颈部淋巴结核，最后结核块溃烂，脓血糊满了衣领。她说希特勒的医生很不仁道，对待她像猫狗般，压住她的头，没有消毒，没有麻醉，剪子一刀剪下去，生生把脓血硬挤了出来。朱敏说：“那时我只能咬牙挺住，我一心想着爸爸希望我学成后回国。”至今，朱敏脖子还留有伤疤，集中营服役也让她落下终生病痛。
前些年，有一部讲述中国女孩在德国法西斯集中营悲惨遭遇的电影《红樱桃》，影片主人公楚楚的原型便是朱敏。二战胜利50周年，俄罗斯政府曾颁发奖章，以奖励那些在二战时期做出贡献的英雄们。中国有18人被授予纪念奖章，其中一枚授予了朱敏。
一生清贫从不索求
1953年，朱敏从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学成之后回国，分配到北师大，先后在教育系和俄语系任教。朱敏家有六个孩子，那时一家人都挤在北师大的普通职工宿舍里，只有三间房，很拥挤，一到星期天，孩子们回家都没住的地方。后来，李鹏夫人去拜访她时，看到朱敏家的情况很是心酸，于是向上级组织汇报，才解决了朱敏一家人的住房问题。
朱敏的母亲康克清有个姐姐在江西农村，由于当时农村物资缺乏，当地村干部便写信给江西省管农业的部委，希望能够给康克清的姐姐批一台拖拉机。在获批之后，村里依然还有很多困难，村干部又以康克清姐姐的名义写信给省委希望能够再批些肥料。1976年8月，我和朱敏一起回江西，朱敏专程跑到姨妈家谈此事，她对姨妈说：“已经要过一次了，不能永无止境啊。”朱敏后来告诉我她在北京时就知道这一情况，那也是康克清的意思。
1986年，朱敏从北师大离休，为了发挥余热，她筹划并创办了中国军地两用人才大学(现北京军地专修学院)，并担任名誉校长。她一心一意地解决低素质人员问题，帮助了大批转业干部和复员军人适应国家建设需要。1986年，她去德国访问朱德同志的旧居，给德国一些官员和企业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地企业家了解到朱敏两手空空的清贫处境，很受触动，一家德国公司向她赠送了一辆车，但她却有些犹豫，不知如何是好，问我怎么办，我就对她说“你可以拿来放在学院拉东西”。她听后很高兴，于是把那辆车留在了学校公用。
我在她身上找不到缺陷
朱德同志大功无私、顾全大局确实让人佩服，在他有生之年，他没有把子女安排到北京，朱敏是因为爱人在北京才在此工作。在我眼里，朱敏和她父亲一样能顾全大局，她是一位模范大姐，在祖国困难时她常以身作则，关心百姓，虚心听取群众意见，一点架子也没有，也从不计个人得失。
我记得在北师大，有一次她和爱人散步被一个骑车的工人撞倒在地，就因为那次被撞导致她的脚骨头摔碎，之后朱敏走路一直要靠拐杖。但她却没要赔偿也没责怪那位工人，她说工人不是有意的，再说人家家里也穷。朱敏的这些品质令人敬佩，她给我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可以说，我在她身上找不到什么缺陷。
朱敏生命的最后两年是在病床上度过，由于糖尿病引起各种疾病，后来她的眼睛瞎了，耳朵也听不见，身上没一块地方是好的，吃饭完全不能自理，只能通过管道从鼻孔进食。她被疾病折磨了好几年，我每次去探望她都很难过。我很少掉眼泪，但谈起朱敏，我老是禁不住泪流满面。
我现在的主要精力就是研究朱德，我已经写好了朱德从出生到南昌起义的这段经历《帅星升起——青年朱德》。这只是他的前半生，我这辈子可能都要写朱家人，因为我了解朱家人的故事。（谢储生/自述 本报见习记者 金微 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