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该报于1938年1月11日创刊于国民政府临时政治军事中心——武汉，1938年10月25日迁至战时陪都——重庆，1947年2月28日被迫停刊。这段时间，是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苦难年代，也是孕育中国大变革的年代。作为我党在国统区创办的第一张面向全国发行的机关报，它在特殊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的新闻传播经验于今天仍不乏启迪。
情感攻心，有效缓和国统区民众敌意
“感人心者,莫发乎情”。情感的认同是心理接受的基础。创刊之初，为了缓和国统区民众的敌意，新华日报做了不少工作。
发刊词申明民族大义。在特殊的舆论斗争环境下，新华日报的发刊词几易其稿才最终敲定，大力倡导积极抗日，愿为将士呼，从民族大义的情感上站到了国统区人民一边，吻合了国统区人民不当亡国奴的意愿。
于右任欣然题写报头。于右任题写报头可以增强新华日报在国统区的自我公关能力，同时借助这种相通的政治情感扩大影响，营造有利于两党友好合作的舆论氛围。
创刊号刊登要员题词。新华日报创刊，邀请了各党派各界知名人士四十多人题词。充分利用了社会名流在民众心中的特殊地位，转嫁了民众对社会名流的情感好恶，取得了民众对报纸的心理认同。
怀柔对策，积极推动蒋介石最终抗战
随着日本侵华之心日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战的呼声日益高昂。我党从民族大义出发，力劝蒋联共抗日。新华日报根据党的斗争任务改变，也相应调整了舆论斗争策略。
大局为重，对蒋友好鼓励。1938年10月30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表示坚持长期抗战。新华日报连续数日刊登各地拥护的函电，同时还报道了延安各界举行“拥护蒋委员长大会”的盛况和毛泽东在大会上的讲话:“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劳苦功高，我们应该拥护他。”在头条新闻标题上还作了特殊安排。
别出心裁，为蒋留有余地。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公开宣称降日。对此，国民政府开始想掩盖不报，后因《力报》登出汪叛逃的消息，国民党才由中央社编发一条消息，新华日报见当局如此隐瞒，认为还不到揭穿真相的时候，便采取隐晦办法，于12月24日刊登标题为“汪精卫先生河内就医”的消息，给当局留足了余地。
见机行事，揭露不遗余力。汪精卫叛逃，新华日报毕竟不能缄口不言。12月28日、29日两天，新华日报借评述蒋介石斥责近卫声明讲话为题，见机行事发表社论，反映了广大人民对汪精卫卖国行为的痛恨情绪，表达了民众心声，既避免与蒋介石完全对立，同时又为劝蒋抗日赢得了主动。
渲染威慑，及时报道前线军民英勇战绩
及时报道我军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气势和英勇善战的业绩，给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感，在心理上对敌形成威慑，削弱敌人战斗意志，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良方。
新华日报在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业绩方面是不遗余力的。“军事报告”的引用既真实可信又鼓舞士气。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英勇善战在新华日报上占了大幅版面，不仅鼓舞了我方士气，提高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威望，又挫伤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引导和强化了战场民心向背。
舆论善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蒋介石的抗战态度一直动摇不定，甚至还借抗战之名耍荼毒同胞的手腕。对此新华日报更是妙招迭出，策略性地与其进行了不露声色的斗争。
以其口实封其口。新华日报副刊《团结》的刊头下面曾长时间刊出一条“抗战警语”，摘引的是蒋介石在告国民书中的一段话：“今日则大祸当前，义无反顾，故为抗战全局策最后之胜利，今日形势，毋宁谓于我为有利，且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很明显，这段话有利于促进全面抗战，新华日报把它作为语录摘引刊登，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蒋加以推崇，也是“积极帮助蒋与督促蒋向好的一边走”的一个妙计。
借人之口促其醒。1941年1月13日冯玉祥发表题为《欧战给与我们的教训》的讲话，暗示蒋介石要吸取波兰国的教训。讲话是在皖南事变后不久，很有现实意义。一经刊出，全国哗然，纷纷要求蒋介石停止制造事端，同心抗日。新华日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屡试不爽，对于促进蒋介石抗战起到了积极作用。
借力读者，提高报纸公信力和战斗力
新华日报十分重视读者的作用，刚创刊就设立了《读者信箱》，用于刊登读者来信，解答读者提出的问题。通过这种“互动”，把广大读者牢牢团结在报纸周围。
《读者信箱》成曝光台。《读者信箱》曾一度成为读者揭露社会黑暗的重要平台。来信反映的问题道出了广大读者的心声，编者的答复又独到见解，不落俗套，《读者信箱》一时成为广大民众挚爱的栏目。
走到读者中去。新华日报还通过座谈会、读者会和读者服务部等形式走到读者中去，听取他们的意见，并专门就读者提出的问题发表《答复读者意见的一封公开信》，对读者提出的意见一一作了答复。报纸的民族主义革命观点言论还团结了一批倾向进步的知识青年。事实上，到后来读者会已不仅仅是报社联系一般群众的组织，它的存在也为我党的组织建设作出了贡献。
巧躲妙逃，突破信息管制
无论是战事紧张还是形势稍有缓和，当局都没有放松对新华日报的新闻检查。新华日报总是很巧妙地利用敌人的“失误”躲过检查，为我党及时掌控舆论宣传主动权赢得了良好时机。
拒检为由，让敌难以张口。“七七”抗战两周年，新华日报决定出纪念性特刊，当然不可能免除严格的新闻审查。1939年7月6日，敌机空袭重庆，检查人员都“躲警报”去了。送检人员择机送稿到新闻邮电检查所，不见检查人员，只能将稿件原封拿回。然而，以后的三期稿件检查所“不准继续发行”，新华日报则以检查所拒绝检查为由，不予理会。就这样，四期特刊除少数稿件有删节外，大部分都“漏检”登出。
打擦边球，让敌难以出手。1939年9月16日，重庆各界“前线抗敌将士慰问团”途经延安，毛泽东接见随团的三位记者——“中央社”的刘尊棋、《扫荡报》的耿坚百和《新民报》的张西洛，谈话内容涉及到两党的敏感问题，要得到检查机关“放行”是不可能的。鉴于此，清晨5点《新华日报》才将稿样送新闻检查所，稿样送去不久，报纸已经出现在重庆街头，等检查官发现问题，一切已晚。就这样，新华日报通过打送检时间的“擦边球”刊登了这篇爆炸性的新闻，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侯磊 单位：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