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留了小胡子，日本鬼子还能强迫我演戏吗?”
随着社会影响力的日益扩大，梅兰芳也逐渐承担起“中国文化代言人”的角色。从1919年到1960年，他三次赴日本、两次赴苏联、一次赴美国进行访问演出，并被美国波摩那学院和加利福尼亚学院授予“文学博士”学位。作为中国第一位将京剧艺术推向世界的人，梅兰芳开创的“梅派”戏剧表演艺术，与俄国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创立的演剧体系、德国布莱希特的演出流派并称“世界三大表演体系”。
同时，梅兰芳也在国内笑迎天下宾朋，他接待过诸如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美国好莱坞影帝范朋克、意大利女歌唱家嘉丽·古契、日本著名歌舞伎表演艺术家守田勘弥以及当时的瑞典王储古斯塔夫六世夫妇、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夫人等众多国际名流……
1927年，北京《顺天时报》举办中国首届旦角名伶评选，梅兰芳因功底深厚、嗓音圆润、扮相秀美，与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程砚秋为梅兰芳早期弟子)一同被举为京剧“四大名旦”，并被尊为“四大名旦”之首。论及四大名旦的成功原因，除了社会环境因素以及他们自身的勤奋努力外，不得不提到“智囊团”的作用。梅兰芳身边有齐如山，程砚秋身边有罗瘿公，荀慧生身边有陈墨香，尚小云身边有清逸居士。正因如此，有人说“四大名旦的竞争其实蕴含着文化的竞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梅兰芳迁居上海。他与叶恭绰等人一起编演了《抗金兵》、《生死恨》等剧，宣扬爱国主义。1937年，淞沪战事爆发，日寇占领上海。得知蜚声世界的京剧第一名旦梅兰芳住在上海，日寇请梅兰芳到电台讲话，让其表示愿为日本的“皇道乐士”服务，梅兰芳只好携家率团星夜乘船避至香港。在香港，梅兰芳演出了《梁红玉》等剧，激励中国军民的抗战斗志。
1941年，在香港落入日寇之手的当天，梅兰芳蓄起唇髭，没过几日，浓黑的小胡子就挂在他那张被著名画家丰子恺称为“上帝之手制造的精妙无比的杰作”的脸上。幼子葆珍好奇地问：“爸爸，您怎么不刮胡子了?”梅兰芳回答：“我留了小胡子，日本鬼子还能强迫我演戏吗?”不久，梅兰芳回到上海，住在梅花诗屋，闭门谢客，时常在书房里的台灯下作画，年复一年靠卖画和典当度日。上海的几家戏院老板，见他生活日渐窘迫，争先邀他出来演戏，都被婉言谢绝。丰子恺对其赞曰：“茫茫青史，为了爱国而摔破饭碗的‘优伶’，有几人欤?”
然而，日寇与汪伪政府又怎么会放过梅兰芳这样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人物，他们不停地请梅兰芳复出为日军作慰问演出，在屡遭梅拒绝后，甚至拿出刑具、硝镪水来恐吓他。当然，这些均动摇不了大师的爱国之心，梅兰芳不惜损坏自己的身体，用打针发烧的办法来抵制敌伪逼他演出的阴谋。梅兰芳凛然的民族气节，得到了世人的敬仰，宋庆龄、郭沫若、何香凝、欧阳予倩均发表声援讲话，广大群众也纷纷寄来书信，支持梅兰芳的爱国行动。梅兰芳看到全国人民对他如此赞赏和支援，感动得热泪盈眶，兴奋地对夫人福芝芳说：“我梅兰芳再也不是一只孤燕了!”
说到这里，让我们回到本篇文章的开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举国欢腾。梅兰芳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剃掉胡须，准备重返舞台。消息不胫而走，重庆、北京、上海等地的戏迷无不兴奋至极，奔走相告。10月，重新登台的梅兰芳在上海美琪大戏院与俞振飞合作演出了昆曲《断桥》、《游园惊梦》等剧目，国人再次得见一代“伶王”之绝世风采。
我们的故事到了尾声，这当然不是这位在舞台上度过近60个春秋、公演过160多出剧目的京剧大师的完整人生，然而，正如即将上映的电影《梅兰芳》也把梅兰芳的人生故事讲到1945年一样，我们也同样认为他的这段人生最贴合“铁骨冰心”四字。
今天，在梅兰芳故乡江苏泰州的梅兰芳纪念馆(俗称“梅苑”)之中，赵朴初先生留有专为梅大师所作的词作《踏莎行》，词曰：“州建南唐，文昌北宋，名城名宦交相重……郎润明珠，翩仙彩凤，梅郎合受千秋供。”朗朗上口，韵味无穷，一句“梅郎合受千秋供”更是点出了梅兰芳在中国文化史上无人可以取代的崇高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