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一触即发，莫斯科格外关注新疆
1939年5月的一天，毛泽民告别迪化(乌鲁木齐的旧称)，登上了飞往苏联的军用飞机。这一年，他43岁。
毛泽民在新疆工作了15个月，由于过度劳累，加之西北寒冷的气候，长期折磨他的胃病、神经衰弱等多种病痛更加严重。1939年初，鉴于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中共中央决定安排他到苏联治病和学习。为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致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正式批准了中共中央的请求。
初到莫斯科时，毛泽民住在位于库其诺区的共产国际党校七部，也称中国党校。这是一座庄园式的建筑，被一片高大的白桦树林包围着，环境幽雅、静谧。毛泽民熟悉的林彪、刘亚楼、杨至成、方志纯、蔡畅、刘英、贺子珍等30多位中国同志也在这里学习、养病。
战友重逢的欢笑声还未散去，毛泽民就接到任弼时的紧急指示，要他写一份详细的关于新疆情形的报告。几天后，林彪去共产国际谈话，又给毛泽民带回指示：要他“随时准备去国际汇报新疆的情况”。
毛泽民是中共领袖毛泽东的亲弟弟。他的公开身份是新疆盛世才政府的财政官员，从内部讲，他是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的到来，自然引起莫斯科的特别关注。
进入1939年，整个欧洲大陆弥漫着浓重的战争阴云。
苏联高层担心德、日两国联手发起进攻，使苏联陷入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不利境地。而日本军国主义继1938年7月在中国东北张鼓峰地区挑起反苏武装冲突后，1939年5月以来，又在中蒙边境诺门坎地区向苏联、蒙古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
面对东西夹击的威胁，苏联曾多次主动采取行动，争取与英、法两国建立反侵略的统一战线。但英、法仍奉行绥靖政策，无意与其合作。相反，英国同德国进行了一系列秘密谈判，力求实现英、德合作，把战火引向苏联。
在此时局下，莫斯科和共产国际更加关注中国的抗日战争，格外关注中国新疆的形势。5月20日晚上，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总部召见了中共代表任弼时和林彪，与他们一起分析中国战局的走势。季米特洛夫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一行黑体字——“谈中国问题”。
苏联与中国新疆有长达3000多公里的边境线。日、德等帝国主义都一直觊觎这块战略要地。尤其是日本占领中国东三省后，又向西伸展到热河、察哈尔和绥远，正迅速向新疆推进，企图从远东到中亚细亚形成一道威胁苏联东南防线的弧形战略包围圈。当时，苏联出于维护本国边境安全考虑，自然希望有个亲苏的新疆政府。
1933年，盛世才登上新疆最高统治者的宝座后，与占据北疆的马仲英和占据伊犁的张培元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盛世才知道，只有打起亲苏反帝的旗号，取得苏联的援助，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于是，他请求苏联红军出兵解围，甚至不惜允诺在新疆实施共产主义。由于苏联红军出兵助战，张培元惨败，马仲英南逃，到1934年初，盛世才在新疆已无强劲的对手了。
1935年，盛世才在苏联和进步人士的帮助下，提出“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着手恢复经济，改革行政，整理财政;下令禁鸦片、赌博、贪污等不良风气;吸收少数民族头领参加政府工作……他的一系列做法迷惑了不少人，也赢得新疆各族各阶层人民的拥护。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选择了盛世才。
在此期间，共产国际曾指示中国共产党重视对新疆的工作。而打通国际路线，以解决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依托问题，就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方针之一。
1937年4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陈云和滕代远等人从苏联回到迪化。他们与盛世才达成协议，盛世才同意李先念和李卓然率领的西路军左支队余部400多人进入新疆。这支部队对外称新兵营。新兵营利用新疆这个安全的大后方，利用苏联军事教官以及盛世才提供的教员、设备等有利条件，开始学习文化和军事技术，为中共培养了近300名包括空军、装甲兵、炮兵、汽车、无线电通信在内的军事技术人才。
1937年10月，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在迪化正式建立，中共中央派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化名方林)出任中共驻新疆代表。
苏联与盛世才结盟，中共与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使得新疆在抗战初期不仅是苏联向中国进行军事援助的主要交通要道，而且是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进行联系的主要通道。盛世才向国民党政府闹独立性，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在政治问题上以“两个中心的态度”为标准，即国际问题看莫斯科，国内问题看延安。
然而，自1938年夏天盛世才去莫斯科返回后，他对苏联驻迪化总领事，以及顾问和教官的亲近态度大大改变了。此前，盛世才为一点小事就要跑到苏联领事馆与总领事商量。这会儿，就连他过去最亲近的军事顾问也不愿见面。新疆形势的微妙变化，不能不引起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高度关注。
而此时，盛世才与中共在新疆的高层领导人之间同样产生了较大的隔阂。盛世才是莫斯科一手扶植起来的，为什么中共进入新疆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双方就闹得不可开交?怎样才能让共产国际公正、客观地接受目前新疆形势变化的现实，并拿出具体办法，尽快改善中共驻新疆代表与盛世才的僵持关系呢?
毛泽民不顾旅途疲劳，白天，他坚持和党校的学员们一起上课学习;晚上，就在自习室里认真思考问题，准备报告。他客观、细致地分析了中共与盛世才建立统战关系后新疆工作所取得的相对成功，1938年9月新疆召开第三次全疆各族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三全大会”)后盛世才思想变化的过程，以及他本人对新疆工作的看法和建议。大约用了一周的时间，毛泽民终于完成这份近1万字的报告。
中共在新疆建立办事处后，根据盛世才向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请求，中共派了二三十名德才兼备的干部进入新疆文化教育、军事、民运、财政等机关。随后，又陆续有一批中共党员前往新疆工作。在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的正确领导和苏联同志的帮助下，中共在新疆人员坚决执行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艰苦工作，使新疆的文化教育、军事国防、反帝民运、财政经济和地方行政等工作，得到相对的成功。
新疆反帝会的组织得到充实，会员人数增加了数倍。各级区分会及学联会、工救会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也大为改进。反帝会的工作，影响、推动了民族会和抗日救国后援会的抗战动员工作，仅有400万人口的新疆，总的抗战募捐款达到200多万元。
在财政金融工作方面，因为新疆历年的反动官僚统治，财政机关被贪污腐败和昏庸无能的人所盘踞。盛世才上台的4年间，借外债600余万美元，滥发省票银达360亿两(相当于720万银元)，使新疆财政濒临崩溃的边缘。毛泽民主持新疆财政厅的工作后，盛世才不得不给以全权。
毛泽民用“另起炉灶”的大手笔，改革新疆旧的财政体制，将财政、经济、金融视为一体，用发展经济来开辟和培养财源。毛泽民向中共中央求援，将中共训练有素的干部充实到全疆各税收机关，整顿和加强税收。他又将封建垄断的官办银行改组为官商合办的商业银行，废除旧省票，发行新的大洋券(即“新币”)，使新疆的财政状况迅速好转，顺利度过了金融危机。
其中领导文化教育、新闻舆论、民运和财政工作的中共人员，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有经验、有能力的中共党员和党的负责干部。
如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副委员长黄火青，化名黄民孚，就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同志，他曾在武汉工人运动讲习所工作，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大革命失败后，党派他到苏联学习军事。回国后，他曾在江苏通海如泰地区参与创建红军第十四军的工作。1931年11月，他进入中央苏区，先后任国家保卫局特派员、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1935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他奉命随左路军行动，参加西路军远征，后来到新疆。
新疆日报社副社长汪小川，化名汪哮春，是红四方面军参加西征的幸存将士之一，曾任西路军政治部宣传干事、红三十军宣传部部长。
新疆学院教务长林基路当时只有23岁，是一位海外留学生。他于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共东京支部书记。抗战爆发后，他毅然回国，奔赴延安。1938年2月，林基路受党派遣到新疆工作。他参照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办学方针，以“团结、紧张、质朴、活泼”为校训，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带领学生走出课堂，广泛开展爱国抗日宣传活动，动员师生员工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在林基路等中共党员的培养教育下，许多青年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新疆学院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然而，“三全大会”之后，盛世才眼中的帮助新疆工作的“功臣”，却成了矛盾和摩擦的制造者，不仅记过、扣薪，有的还被调离岗位，发配到边远地区去工作。新疆的统战形势开始发生变化。
在“三全大会”之前，反帝会副委员长黄火青在修改反帝会章程时，在反帝会宗旨一条中写入了“依照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的字样。当时，盛世才正在莫斯科看病，无法征得他的同意，而在他回来后，章程又没及时送给他过目，就印发了。盛世才心里很不舒服，认为是共产党有意在捣他的鬼。几个月后，黄火青被调到阿克苏地区任行政长。
“三全大会”开幕时，新疆学院的学生印刷了一本革命歌集，赠发给全体与会代表，很受欢迎。歌集的封面上印有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朱德和盛世才的头像，盛世才被排在最后。这下可捅了马蜂窝!盛世才认为这是共产党故意在群众中降低他的地位。他勒令马上收回全部歌集。散会后，代表们已返回全疆各地，要在天山南北收回全部歌集谈何容易?!这更使盛世才怀疑是共产党故意所为。他颁布训令，给新疆学院教务长林基路记大过一次，罚薪一个月;给新疆教育厅厅长兼新疆学院院长孟一鸣(徐梦秋)以申斥的处分。盛世才还在电话里直接指责孟一鸣说：“把不遵政府命令的统统送出新疆!”果不其然，林基路不久即被调出迪化，先是在阿克苏专区任教育局长，后来又下放到库车县和乌什县任职。
因《新疆日报》编辑人员偶然疏忽，发稿时，将盛督办的“辦”(繁体字)字错写成“辩”字，校对人员又没查出错误。再加上政府处罚了一批参加赌博的公务员中，内有督署办公厅盛世才的心腹。报社副社长汪哮春写了一篇社论，赞扬政府处置参加赌博的公务员。联系前后两件事，盛世才猜疑报纸在讥笑他。于是，汪哮春和那位校对人员分别被给予记大过一次、罚薪一个月的处分。
1939年2月间，毛泽民生了一场大病，正请病假在外面养病时，财政厅的档案室因取暖炉起火，烧了两间房子和全部卷宗。毛泽民背上记大过一次，罚薪一个月的处分。其实，起火的原因很蹊跷，有人说是反革命有意纵火。盛世才却欲盖弥彰地说，正因为案情发生在毛泽民已请假不负责任的时期，所以给他的处分比较轻。
一个个矛盾冲突，如同一根根导火索，在盛世才狭隘的胸膛中迅速燃烧起来。“三全大会”之后，他再也憋不住了，于是把所有怨气都撒在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一个人身上，大有不共戴天之势。个中的缘由，还要从1938年盛世才的莫斯科之行说起。
1938年8月，盛世才以就医为名，秘密前往莫斯科。他要向斯大林要党票。自盛世才与中共建立统战关系后，新疆全区在中共干部的帮助下，政局稳定，经济迅速发展，财政收入大大增加。盛世才便沾沾自喜，感到自己手中已经有了政治资本，可以与莫斯科讨价还价了。
为了在斯大林面前表现得游刃有余，行前，盛世才特意请邓发到督办府商谈事情。他表情谦恭地请教说：“我到莫斯科后，在与各方面接洽时，应该注意哪些事情?需要事先做哪些准备的工作呢?”
邓发非常诚恳地告诉他：“凡事都用笔记起来。”
盛世才听了很高兴。
时隔几日，盛世才又找来邓发，还是请教以上问题。
邓发仍旧推心置腹地告诉他说：“如果见到斯大林同志，不仅要谈新疆建设的成绩，中共在新疆同志的好处，就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也可以说，包括我本人在内。”
邓发还说：“对苏联顾问和教官，好的地方要说，他们的缺点和不足也可以说，甚至苏联驻迪化领事的缺点也可以谈。”
这种布尔什维克式的坦诚相见的实在话，对于内心狭隘阴暗的盛世才来说，听后反倒满腹狐疑。他认为，自己是去苏联观光的，不是去说人家坏话的。他认为邓发另有企图。
盛世才兴冲冲地来到莫斯科。可他提出的加入共产党等几项基本要求，都被斯大林一一拒绝了。一个月后，他扫兴而归。
盛世才回到迪化的当天，邓发即到督办府去看望他，与他寒暄。出于关心，邓发又问起盛世才去莫斯科的情况，问他向斯大林提出的请求是否都解决了。不想，盛世才恼羞成怒。他认定是邓发在捣鬼，才使他的预定目标没能实现。
紧接着，新疆召开第三次全疆各族人民代表大会，莅会的百分之九十的高层领导人都是中共党员。其实，这个高层领导人的名单，恰恰是盛世才本人拟定的。而大会的成功召开，又使与会代表对在新疆的共产党人有了极大的好感和更深刻的印象。这使盛世才认为自己是在替共产党创造机会，争取群众。他把在新疆的共产党人艰苦忠诚地帮助他的工作，看作是企图夺取新疆的政权。
于是，盛世才想尽各种办法，在职权上限制，政治上打击，极力削弱在新疆的共产党人在群众中的影响。他重新重用那些曾被他抛弃的、对共产党心怀不满的旧部下，有意制造摩擦。
1939年5月，盛世才首先改组反帝会，将副委员长黄火青调到边远的阿克苏地区担任行政长。一些担任部长或科长的共产党员，换的换，调的调。有几位很尽职的科长也被调到人口稀少、几乎全无汉人的边境小县当副县长，使英雄无用武之地。一些思想进步，与共产党人较为接近的青年干部，也同样受到打击或撤换，使积极有为的干部不敢接近共产党人。
然而此时，盛世才的羽翼尚未丰满，还不敢公开与苏联和中共反目。正因为如此，盛世才便将心中的怨气全部发泄到邓发的身上。
盛世才曾三次约毛泽民谈话，大肆污蔑邓发，竭尽挑拨离间之能事。
“三全大会”后不久，盛世才借口找毛泽民谈其他事情，把他请到督办府，实际是发泄对邓发的不满。盛世才说：“你也看出，我近来的态度较之过去有些不同，实际上是由于方林引起的，他对我不诚实。我原来认为他是一个极好的朋友，而不料，在我去莫斯科前的第二次谈话中，他有意跟我耍把戏。要我将你们和顾问、教官的缺点报告给斯大林先生，使我同苏联、同中共的关系出现裂痕，这是方林的阴谋。”盛世才又将修改反帝会章程的事，以及歌集上领袖头像排列顺序的事，喋喋不休地唠叨了两三个小时。他一再说：“这些事情虽然是别人的过错，我就不相信方林没有看过章程，以往我和你们写的文章都要送给他看。”看来，“三全大会”的那口恶气，他还没有咽下去。
毛泽民耐心地向盛世才解释说：“反帝会章程方林同志确实没有看过;歌集是偶然发生的闪失;告诉斯大林我们的某些缺点，更是表示督办诚恳地信用这些人。我们的工作存在缺点在所难免。方林同志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之一，是工人出身的好同志，绝不会有个人野心。”对于毛泽民的耐心解释，盛世才很不满意。
1939年5月，就在毛泽民去苏联养病之前的一天晚上，盛世才又约他去谈话。作为道别，毛泽民首先向盛世才汇报了自己来新疆15个多月的工作。在毛泽民等共产党干部的大力帮助下，新疆度过了经济危机，建立起正常的财政、金融秩序，财政收入增加，金融运转良好。遵照盛世才的指示，毛泽民拟定出1939年度的预算计划和1940年至1942年新疆经济发展的新的三年计划。
盛世才对毛泽民说：“我对你们是很信任的，你这次去养病只能去4个月，必须回来执行你所拟定的计划，帮助新疆建设。你这次去苏联，实属不得已，待养好病后，必须回来，不能在那里求学。这是我同意你去养病所必须告诉你的条件。”
说到这里，盛世才把话题一转，又开始恶毒地攻击起邓发来。除了老调重弹外，他又耍起挑拨离间的伎俩。盛世才知道毛泽民是湖南人，所以不怀好意地指责邓发有意排挤湖南人。他挑拨说：“周小舟是毛主席介绍来任八路军联络员的，方林说他不行，把他送回去，因为周小舟是湖南人。”
“后来‘一只手’来迪化，明明在他要去莫斯科的前一天晚上，毛主席来电，要留他在新疆担任中央代表，可方林硬是将他送走，还推脱说，他看到毛主席的电报已经迟了。这也是排斥湖南人。”
盛世才还不无得意地说：“我这里有延安发来的电报，具体日子可以查!”
接着，他又说：“我要方林将新兵营的李卓然调出来工作，他不肯，因为李卓然是你们湖南人。”
“王明先生回国后，方林认为国际代表一定是他，后来毛主席派任弼时去了，因任弼时也是你们湖南人，方林的脸色都不像从前了。”
盛世才说到的“一只手”，是指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蔡树藩。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蔡树藩不幸负伤，后被截去左臂。其实蔡树藩是湖北汉阳人。盛世才借“湖南人”说事，是有意无事生非。
说着，盛世才又抬出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林彪。他告诉毛泽民：“林彪先生路过此地去苏联养病时，告知党中央同意我入党，我很感激!我本想将今天所谈的这些问题都告诉林彪先生，但林彪先生两次来见我，方林都跟在他身边，我无法开口，所以今天，我一定要和你谈一谈。”
盛世才还信口开河地说：“方林过去在保卫局工作，很看重权力。我认为他有个人野心，想在新疆夺权。”
说到这儿，盛世才好像想起了什么，突然转怒为喜。他用手捂着半张脸，在毛泽民耳边小声说：“告诉你一个秘密，毛主席给我写过好几封信，明天我送给你看。一看你就知道他对我是如何有诚意了。我对你们整个中共，尤其是毛主席是很信任的，我要将方林的这些材料搜集起来，将来见到毛主席的时候，一定要向他详细说明。”
走出督办府，毛泽民怒火中烧，他从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挑拨。盛世才侮辱邓发和其他同志，毛泽民感到就像侮辱了自己一样。他本想马上报告中共驻新疆代表处，一看手表已经是第二天凌晨1点多钟了，只好作罢。
不想，天刚亮，盛世才又来电话要毛泽民去督办府，说是还有话要谈。原来，盛世才找出了毛泽东写给他的几封亲笔信，一定要当面拿给毛泽民看。
盛世才手里的确有毛泽东给他的四封信，保存得很好。其中三封是毛泽东亲笔写的，一封是秘书代写的。
毛泽民默默浏览着信中的内容，还没开口，盛世才又说开了：“你看毛主席对我多诚恳，他花了那么宝贵的时间给我写信。等我见到毛主席时，一定要将昨天我们所谈的那些问题，系统地谈清楚。因为我对中共和毛主席十分相信。我昨天告诉你方林的阴谋，这与中共无关，不过是个别人的问题。以前，苏联驻新疆的领事也有个别不好的，苏联政府声明是个别人的问题，绝不是苏联政府的本意……”
盛世才表现出很得意的样子，他把那些侮辱邓发的话又重复说了好几遍。为了顾全统战关系，毛泽民只得强压怒火，不厌其烦地向他解释：“方林同志绝不会对新疆有野心，其他同志更是在督办的领导下来新疆帮助工作。我们在工作中发生某些缺点是不可避免的，请督办予以原谅!”直到毛泽民劝说盛世才，可以直接给毛主席写信，倾诉自己的想法，并表示到莫斯科后，把这些情况向任弼时同志汇报时，他们的谈话才真正结束。
关于新疆情形的“绝对秘密”
在与盛世才几次面对面的交谈后，毛泽民的心中充满了忧虑。盛世才先是给中共驻新疆的主要负责人找茬儿，后是再三告中共代表邓发的刁状。这一切，给中共在新疆的统战工作敲响了警钟!1939年春天，毛泽民将上述情况写成详细的报告，呈交党中央和毛泽东。毛泽民赴苏联学习治病，其中就肩负着向共产国际汇报新疆情形的重要任务。
离开新疆之前，毛泽民作了充分的准备。他特请教育厅长孟一鸣和新疆日报社副社长汪哮春分别写了一份书面材料，报告和分析了盛世才在文化教育和新闻舆论方面与中共在新疆人员的摩擦，以及挽救局势的办法。他将两份材料一同带到莫斯科，作为报告后的附件。
在列举了一系列翔实的实例后，在《关于新疆情形的报告》的结尾，毛泽民作了精辟的总结：第一，同盟者(指盛世才)在前一时期较好，是受了汉奸托匪等危害后，感觉他的部下没有一个可靠的人，只有苏联是他的帮助者。经过苏联同意我们帮他工作，且在工作中能有进步，有办法，当时确是相当信用我们。
第二，后来同盟者为什么大变了。主要由于他的社会出身，他的英雄思想和军阀习气封建意识，尤其是在莫斯科没有达到他的两大目的，自认为经过五六年和苏联的合作，现在他又用了一些共产党员在工作，还不能取得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的信任，这一定是方林同志在想捣他的鬼，想夺他的王位……这是同盟者改变态度最中心的地方。
第三，因为我们这一时期的工作中，取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尤其是广大前进青年的信任……虽然不仅不是我们的错误，而且是我们同志艰苦工作的成绩，但同盟者是不需要我们这些成绩的。这也是统战工作的矛盾。
第四，我们自先没有深刻了解同盟者这些严重的基本缺点，只看到第一时期同盟者对我们的信赖，于是，只是求得工作进展，解决当前的困难，老老实实的为政府工作，向着大的目标而工作，没有顾及其小节，顾及统一战线工作的特殊环境……引起了同盟者的怀疑，招致了同盟者的不满。
第五，虽然同盟者因他本身的基本缺点……但他今天在军事、财政经济均无独立的能力，在主观上，必须保全和苏联合作。在客观上，国际的局势和国内局势，对联共和中共不好决裂，否则，与他不利，这是同盟者所深知的……当然，我们若不想尽一切办法来挽救，仍听将这些坏影响发展下去，对于没有更高政治原则和政治远见的同盟者来说，走上更坏的地方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在今天整个国际政治形势和国际抗战形势下，新疆关系的好坏，是有很大意义的。何况我们今天还是处在极困难的地位，在国际交通上和物资上，必须经过新疆和他的帮助，才能更顺利的克服这些困难……因此，我们今天应用尽一切可能的办法，来求得同盟者的谅解，即或不能求得在第一时期一样，比现在的关系改善一些是完全可能的。在新疆工作的同志应该这样去做。同时，在新疆工作的同志也正这样在做。
第六，请苏联政府更加加强驻迪总领馆的外交工作，从这方面采取各种方法来转寰(圜)，这是更有可能。同时，我们驻迪代表，方林同志本来很好，对党的领导很好，但今天既与同盟者有了裂痕，同缺乏政治原则性的同盟者，重新弄好关系恐很困难。我个人意见，最好由党中央另派一个善外交的同志来。适合和同盟者办外交的代表，也是挽救现时恶劣关系之一。
毛泽民的《关于新疆情形的报告》，是一份详细揭秘新疆军阀盛世才与中共驻新疆高层领导关系变化始末的绝密文件。然而，欧洲的战火一触即发，新疆形势更显至关重要，任何一个微小的信息不慎走漏，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后果。此时，毛泽民住在莫斯科郊区的库其诺中国党校，由于没有可靠的递信人，他将《报告》慎密地收藏着。几天后，这封密件通过专人转交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手中。
毛泽民的初衷是将《报告》提供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作参考。他在写给任弼时的附言中谦逊地说：“报告拉杂地写了一些，因为我很少写过东西，故不能有系统地写出。兹寄上，作你的参考，请你代为写成大纲提交国际。”
任弼时仔细阅读了毛泽民的《报告》，认为内容翔实、准确，完全符合中共中央对新疆工作的精神。他未作任何修改，便直接将报告送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在转交报告时，毛泽民还特别要求任弼时，请他当面向季米特洛夫总书记重申新疆形势变化的真实状况，希望共产国际出面，拿出具体办法，尽快改善中共驻新疆代表与盛世才的僵持关系。
1939年9月中旬，周恩来到莫斯科医治臂伤。毛泽民到克里姆林宫医院看望周恩来时，周恩来讲述了他途经新疆时会见盛世才的情景。周恩来特别谈到，盛世才的态度很强硬，断然要求中共中央立即撤回邓发，甚至威胁说：“如果方林在迪化，最好不要让我看见。”
按规定，邓发在新疆的任职期限还有4个月。周恩来答应，在此期间，中共和盛世才的谈判将由其他人代为进行。可是，让周恩来感到棘手的是，邓发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增选)，即使其他人来新疆与盛世才谈判，遇到问题还是要请示邓发。
毛泽民在与周恩来交换意见后，经过深思熟虑，于10月5日给季米特洛夫写了一份报告。在报告首页的右上角，毛泽民用钢笔重重地写下“绝对秘密”4个字。他再次向共产国际重申了关于中共驻新疆代表易人问题的建议。
毛泽民尖锐指出：“盛之为人，盛的缺点，以布尔什维克眼光看，是很不好的。”但从反法西斯斗争的全局考虑，“今天是统一战线，他今天在苏联帮助下，还保存了新疆没有入帝国主义手中，今天还想与苏联和中共弄好，就应该尽一切可能去弄好。才能符合一切为了抗战与统一战线的政策。因为今天盛与国民党比较起来，还是进步些”。“因此，为了顾全统一战线，为了保全苏联、国际与中共各方面之联系，为了中国抗战的国际援助等”，“党最好另外派人去新疆领导，才能避免盛那些不必要的误会。因此，我认为另外派人为最好”。
毛泽民的建议与共产国际的考虑是一致的。不久，周恩来便与季米特洛夫共同签发了一封致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指出，“鉴于政治局势，让邓发离开迪化。指示他务必不要在迪化滞留”。
1939年春天，曾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已从苏联回国，途中在迪化停留。陈潭秋奉命接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他带领中共在新疆人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在不断恶化的形势下，同军阀盛世才进行了更加灵活巧妙的斗争。
毛泽民赴苏联学习治病的这次机会，无论是对莫斯科还是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都显得非常重要。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莫斯科之行更充满了神秘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