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钧(1893～1982)，字幕尹，江苏人，国民党陆军上将，为蒋介石的“八大金刚”之一。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他，为黄埔建校初期的老牌教官，是蒋介石黄埔嫡系中最亲信的干将之一。钱大钧在蒋介石手下20多年，历任上海警备司令、武汉军官分校教育长、保定行营主任、侍从室主任、航空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市长以及上海淞沪警备总司令等军政要职。声名显赫，不可一世。
钱大钧，一贯沉默寡言，总显出一种很周到的谦恭风度。作为军人，他雅驯有余，刚毅不足，很少有人见他发怒骂人。钱在旧文学方面颇有基础，善写铁线文碑帖，字体清秀，又善驾驶汽车，步枪射击及器械体操等技艺也都很好，在“八大金刚”中他算得上是一个文武兼备的角色。但他最大的缺点就是好色贪财，平生着意追求物质享受，在上海、南京、苏州均建有豪华的私邸，尤以苏州之私邸为最。当时有人形容钱府院子之大时曾说，从钱府门口至客厅，即使是汽车，也要行驶15分钟。正是由于他过于追求物质享受，屡犯蒋介石忌讳，所以在蒋手下地位时有起落。
1932年春，钱大钧调任国民党第十三军军长，负责指挥汤恩伯的八十九师和孙元良的八十八师，驻防武汉。其时，蒋介石“围剿”红军的计划、方略、命令均出自钱大钧之手，而且他所辖的八十八、八十九两师，也是“围剿”苏区的主力。接着，蒋介石又派钱大钧充任河北保定行营主任兼保定编练处处长，从十三军军长，一跃升为蒋介石的行营主任，指挥五个军的队伍，与北平行辕主任何应钦并驾齐驱，可以说，这是钱从北伐以来最得意的时候。
但这时的钱大钧却只知一味追求物质享乐，他在北京、保定时，两处都置有豪宅，一切设备应有尽有，经常乘用特备专车，偕其爱妾欧阳生丽(钱大钧妻妹)来往于北京与保定之间游乐。钱贪爱钱财，常以馈送河北各将领为词，在行营开支特别费，每次总是数万元。据记载，钱仅在特别费一项内即贪污10余万元。杂牌队伍总指挥孙殿英到保定述职时，钱也曾接受了孙馈送的名贵貂皮多张。由于钱贪财肥私，保定行营的一些人将“钱大钧”三字颠倒，将“钧”改为“钩”，讽之为“钩大钱”。钱大钧爱财如命，又贪得无厌，其时有人向蒋告密，蒋介石听到之后大怒，对钱甚为不满，下令将其撤职查办，后经何应钦说情，才免去查办。其后不久，钱大钧的胞兄钱体声因贪污渎职案，被蒋介石执行枪决，时人皆认为蒋此举含有杀鸡吓猴的意思。
1936年1月，蒋介石对侍从室进行改组，钱大钧首任改组后的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他曾随蒋介石指挥湘、黔、川、滇各省部队堵击红军和解决两广事变。西安事变时，钱曾被蒋介石一度误会，但当蒋介石看到钱身上的那块因替他挡子弹而留下的枪伤时，反而更加信任他。担任侍从室主任期间，钱大钧依然没忘记“钩大钱”的机会，加上他得罪的人太多，蒋介石不得不将他调离了侍从室。这时，由于有宋美龄的支持，钱大钧捞到了航空委员会的一个肥缺，担任了秘书长、参谋长之职。1938年2月，他又接任航空委员会主任职务，专门指挥对日作战。
1939年初，钱大钧又因私分军火被人告发，遭撤职查办处分。客观上说，这次的账是不能全怪在“钱主任”身上的，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1939年夏，蒋介石要调空军保卫重庆，可钱主任却报告说无机可派，蒋勃然大怒，查问政府划拨的几千万购机专款都哪里去了?钱默不作声。蒋因责他贪污，交付禁闭，并责令将对其从严惩处。钱本以为这次他肯定是难逃一劫了，谁知，过些日子后，竟无“下文”。后据知情人透露，航委会购机专款其实是通通被宋美龄动用了。钱大钧虽居航委办公厅主任名义，而大权却握在秘书长宋美龄手里，因而他只能替蒋夫人背背黑锅了。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上海市长一职炙手可热，派系之间竞争极为激烈，各党政大员都想吃这块“肥肉”，但最终蒋介石还是指派钱大钧担任了，这也许是因为钱过去曾任淞沪警备司令的缘故。此外，钱市长还兼任淞沪警备总司令，一身兼军政重任。其时的市政府各局局长都有奥援与社会地位，非市长所能指挥，而市府本身的实权操在秘书长沈士华之手，淞沪警备总司令部则完全由副总司令李及兰主持，钱大钧对此也完全不加过问，只管一个劲地“搂钱”。
老蒋对此无可奈何地说:“钱大钧一贯贪污成性，不足道也!”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他偏偏不争气，干了不到两年，再次因贪污被人告发。当时，国民党官员在接收中，大搞贪污活动，霸公产为己有，其中以上海市市长“钩大钱”为甚，据称他私卖敌伪物资竟达42亿元。蒋不得不将其撤职，由素有“廉洁”清誉的吴国桢来接任上海市长一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