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陈垣(左)与胡适
11月12日，亚运会开幕当天，也是中国史学大师陈垣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日。
11月21日，国内数十位在陈垣研究、史学研究方面卓有实绩的专家学者齐集中山大学，追忆研讨这位广东籍学人、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的学术贡献。
陈垣先生的长子陈乐素、嫡孙陈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新会陈氏”祖孙三代均在史学领域内蔚为大家，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陈智超先生应邀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并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一 “应该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
羊城晚报：陈垣先生有一个重要观点，即“应该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这句话是他在什么环境下讲的?他做过哪些努力?
陈智超：这话他不止讲过一次，并不是一句即兴或者偶尔的话。最早应该是1921年，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会议上。他当时的学生郑天挺回忆，陈老师(援庵)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
羊城晚报：他在不同场合多次重申过这个观点。
陈智超：1929年，陈垣先生在北平师范大学兼任过一段时间历史系主任。他的学生柴德赓回忆说：“援庵老师深以中国史学不发达为憾，常说日本史学家寄一本新著作来，无异一炮打到我的书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适在日记里提到：陈垣问我，汉学正统这时候在西京，还是在巴黎呢?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两个人就相对叹息，希望在十年之后，把汉学中心夺回到北京。
羊城晚报：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有这样想法的不止陈垣先生一位。
陈智超：对，包括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等诸位先生，都深以为憾，并且有紧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学生朱海涛回忆，“九·一八事变”以后，学生问陈先生对于时局的看法，他就说：“一个国家是从多方面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的地位是从各方面的成就累积起来的，我们必须从各个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们干史学的，就当处心积虑在史学上压倒人家。”
二 学术没有国界，但学者有祖国
羊城晚报：世界著名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对陈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们也看到，陈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馀录》，以“劫馀”二字表达对斯坦因、伯希和这些西方汉学家某些行为的斥责。那陈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没有过交集，他们的关系如何?
陈智超：伯希和确实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称赞援庵先生，都有记载留下来，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于巴黎吉美博物馆的伯希和档案中，发现有陈垣先生给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来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册。你请我送给王国维先生的单行本，我也转交了，但很可惜，转交三天之后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从这里就看到伯希和、王国维与陈垣三人之间的关联。
他们两人有证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过摩尼教，来华在福州时听一位龚先生说，在福州乌石山有两块摩尼教的碑，但没有来得及去看。后来伯希和就写信给陈垣先生，托他有机会再查找一下。陈垣先生的助手樊守执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办事，于是嘱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后还是没有找到。
羊城晚报：看来他们之间不仅有学术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托付办事的关系。
陈智超：应该说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来中国，当时他把俄国博物馆馆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给中国，中国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也参加了，而且还回答他的问题，这封信都保留下来了。
羊城晚报：陈垣先生撰写《敦煌劫馀录》大概也就在上世纪30年代吧?
陈智超：这部书是1931年出版的。为什么叫“敦煌劫馀录”呢?是因为敦煌的这些经卷，后来藏在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是经过斯坦因、伯希和掠夺之后，剩下运到北京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陈垣先生在助手帮助下，花了三个月时间整理清点了一次，编出了这部目录书，这应该说是敦煌卷子里面最早的、最科学的目录。
出版的时候，陈垣先生在序言里点名批评伯希和：“(清光绪)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继至敦煌，载遗书遗器而西，国人始大骇悟。”有人当时就建议，是不是可以用词缓和一点，“劫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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