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未必如胡适所说是“终身的反对派”，其实“他永远是他自己”!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胡适传》、《国家与学术》等
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有一位亲身参与了从辛亥革命到抗战几乎所有重大事件的大人物，他就是生于安徽怀宁(今安庆市)的陈独秀(1879-1942)。
陈氏的一生，可谓命途多舛(一次被绑，四度入狱)，又充满传奇色彩———他是晚清秀才，文字却偏向《文选》一脉。他又是留学生，然不以留学闻，甚至究竟到过几国留学，后人都不能肯定。他在清末就参与了著名的《国民日日报》的编撰，可是迄今也不确定其中哪些文章是他所撰写。他是清季《安徽俗话报》的创办者，那时便关注“国家”和读书不多的人;入民国后，又创办了《新青年》(该刊初名《青年杂志》，次年因办有《上海青年》的基督教青年会提出商议，改名《新青年》。以下除个别行文外，一般称《新青年》)，提倡文学革命和伦理革命，可以说只手掀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潮。
陈独秀性格鲜明，被好友称为“终身反对派”;然而他对自己所提倡的事业，却“不容他人反对”。他数次留学日本，尊崇法国文化，却在“五四”后明确提出“拿英美作榜样”的主张，又身与“以俄为师”的实践，一身而映射出现代中国学习榜样的转向、思想权势的转移。他是中共的创建人和早期领袖，却被中共开除;不久又以中共首领身份被当局拘捕，身陷囹圄。他的北大朋友认为他曾是自由主义者，他的中共同事发现他不懂马列主义。他以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开启自己对童年的回忆，带着“世无朋友实凄凉”的感觉离开了人世。
这样充满对立、紧张和颠覆的传奇人生，起伏跌宕，有时就在转瞬之间，对当事人恐怕不轻松，对研究者则可能是财富，需要进一步体味。且陈独秀自号“独秀山民”，也被他人视为“不羁之才”，实非随波逐流之辈。然而他的一些人生重大转换，又常在须臾之间，表现出“与时俱进”的一面。虽可说是往往走在时代前面，或如他自己所说是“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但这样变动不居，又如何坚持他固有的本色和思想的独立?这些显然都还有可以探讨和陈述的余地。
一、发出时代的声音
从少年时候起，陈独秀就不算默默无闻，只不过闻名的范围不同。他十七岁以第一名进学成为秀才，在当地就是名人。后来留学日本剪监督之辫，回乡组织安徽爱国会，到参与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在东京和安徽，均非碌碌无名之辈。但真正使他名满天下的，还是他的文章和他所办的刊物，特别是《新青年》。还在1914年，陈独秀已因发出了时代的声音，在遭到短暂的“举世怪骂”之后，很快成为具有预见的先知;他自己也因此改变了对世人和出版的悲观，以创办《新青年》开始了人生的新路。
先是袁世凯在1913年秋间被国会选为正式大总统，不久即解散国会，使很多读书人对共和的期望变成了失望。因参加二次革命而逃亡在外的陈独秀于次年致函编辑《甲寅》杂志的章士钊说，“国政巨变，视去年今日，不啻相隔五六世纪”。一年间的改变，竟不啻五六百年，强有力地表述出“国政巨变”对读书人的冲击。陈氏把那时的中国人分为两部分，一是“官吏兵匪侦探”，一是其余所有处于“生机断绝”状态的人。在这样的局势下，“外人之分割”反成为“国人唯一之希望”，他自己也准备赶快学习世界语。
最后一语大概是故意言之，以彰显中国可能被外人分割的判断，不必视为实述。不久陈独秀为《甲寅》撰《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再申中国“瓜分之局”已不可逃，更提出“国不足爱，国亡不足惧”的痛言。该文引起大哗，《甲寅》杂志也收到很多“诘问叱责之书”。但约半年后，当初不得不因陈文而“逊谢”读者的章士钊却说，“爱国心之为物，不幸卒如独秀君所言，渐次为自觉心所排而去”。甚至梁启超新近发出之“惊人之鸣(按指其《痛定罪言》一文)，竟至与举世怪骂之独秀君合辙，而详尽又乃过之”。故陈文实“写尽今日社会状态”，不啻“汝南晨鸡，先登坛唤耳”。
《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发表于1914年11月，次年初即有日本“二十一条”的提出，虽印证了“亡国”的现实紧迫性，然而在危难之际，举国兴起一股“爱国”的高潮，与陈文主旨适相对立。在这样的情景下，何以陈独秀反能以先见之明警醒世人呢?一是因为他的意见反映了当时读书人的一个倾向，即眼光向外，探寻中国问题的外在解决;更因为袁世凯政府未能审时度势，很快开始大举“筹备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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