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左三)在公审黄克功枪杀刘茜一案中，作为机关团体代表，与边区保安处黄佐超、法院检察官徐时奎一同作为公诉人出席法庭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红都瑞金建立，党领导下的人民检察制度(“九部一局”中的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从此诞生。
从诞生的那一刻起，人民检察制度便与历史上的名人、伟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论起人民检察的“老祖先”，不能不提何叔衡。1914年，38岁的何叔衡与毛泽东相识。何叔衡性情耿直、忠诚、无私无畏，深得毛泽东欣赏。1931年，经毛泽东推举，何叔衡出任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首任部长。在检察工作中，他刚正不阿、护法爱民，人称“何青天”。
项英、谢觉哉、刘少奇、邓小平、胡耀邦等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也在人民检察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选择开国元勋、党内的“圣人”罗荣桓担任检察长。与罗老一同工作的，有曾担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党组书记、副检察长的李六如;有检察理论主要奠基人王桂五;有表决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时唯一没有举手的陈少敏;还有蓝公武、何香凝等。接替罗老的，是任职最久、连任三届检察长的张鼎丞。
1 在人民检察史上，谁最先提议设置控告箱?
1931年成立的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的主要领导有6人，他们是部长何叔衡，副部长高自立，委员董必武、刘少奇、张人亚、蔡书彬。成立之初，部长何叔衡即召集部里工作人员开会，发动大家分头下去摸底。
“相当一部分县、区政府单靠行政命令解决问题，有的地方干部侵吞公款、多吃多占、贪污腐化……”没几天工夫，委员部就掌握了很多材料。
1932年2月1日，何叔衡将了解到的情况向毛泽东主席等作了全面汇报，与会者均惊愕不已。毛泽东当即拍板:“中央政府要立即对那些执行上级命令和国家法律疏忽懈怠的现象，对一切贪污腐化分子给予严厉打击。”
为了加强检举、监督力度，经何叔衡提议、毛泽东批准，工农检察部增设了控告局。随后，在各机关单位、街道路口均可见到一种木制控告箱。
控告箱正面上书“控告箱”三个大字，箱盖上书:“各位工农群众们，一切什么事情都可来这里控告。所写的控告意见书，必须要盖好私章才能作效力，没有盖私章的概作废纸，而且还要用信套密封好，并且要注明送某机关工农检察部控告局长收。”
箱子的右侧写着:“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经济机关，有违反苏维埃政纲、政策及目前任务，离开工农利益发生贪污、浪费、官僚腐化和消极怠工的现象，苏维埃的公民无论任何人都有权向控告局控告!”
箱子的左侧写道:“控告人向控告局投递控告书，必须署本人的真姓名而且要写明控告人的住址，同时要将被告人的事实叙述清楚。无名的控告书一概不作处理，倘发现挟嫌造谣诬控等，一经查出即送法庭受苏维埃法律的严厉制裁。”
控告箱上这些密密麻麻的说明文字，均由何叔衡亲自拟定。在反贪污浪费运动中，控告箱发挥了很大作用，中央印刷厂、中央造币厂等大量贪污案件的线索，都是检察人员从群众投入控告箱的检举信中发现的。
其中，中央印刷厂、中央造币厂案是刘少奇亲自主持查办的。中央印刷厂厂长杨其鑫、中央造币厂厂长陈祥生任人唯亲，分别任用兄杨其兹、内兄凌全香为本厂会计科长。因缺乏监管，两会计科长采取少支出多报账、虚列工人工资的手段，贪污公款，后被判刑。两个厂长也因此受到处分。
群众举报是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重要线索来源。检察工作走群众路线，始于中央苏区的检察实践，是检察事业发展的革命法宝。2009年6月22日，全国检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12309”。77年过去，举报威力不减当年。
何叔衡人民检察的“老祖先”
2 谁办理了苏维埃时期级别最高的领导干部腐败案?经过检察程序，被枪决的第一个贪污分子是谁?
1934年1月至2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更名为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领导人改称主席，由项英担任。中央加大了检察工作力度，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的数量有所扩大，包括赖荣光、滕代远、罗荣桓(新中国成立后首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蔡畅、董必武等35人。
在项英主政检察委员会期间，查处了“于都事件”等一批苏区干部贪污腐化、以权谋私大要案。于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熊仙壁是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自1933年开始，他利用职权强借公款50元经商，牟取私利。受其影响，于都县贪污挪用之风盛行，引起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关注。
项英接到群众举报后，亲率工作组前往于都，彻底查清了事件始末。经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撤销了熊仙壁的于都县苏维埃主席及中央执行委员职务，并由最高法院判处监禁一年，期满后剥夺公民权一年。其余与此案有关的贪污犯罪分子也依法受到惩处，包庇熊仙壁错误的中共于都县委书记刘洪清受到撤销职务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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