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退“委任状”：邓中夏(1894―1933)，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1920年在北京参加共产党早期组织。后曾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和广东省委代书记。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任红二军团政委。1933年5月在上海被捕，9月21日在南京雨花台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邓中夏的父亲是清朝举人，辛亥革命后，当过省参议员、县长。他几经周折，在北洋军政府农商部给邓中夏找到一个待遇优厚的美差。“委任状”送来时，他非常高兴，但却被邓中夏退了回去。当他质问儿子为何要把“委任状”退回时，邓中夏说：“我不做官。做官的人，都是对老百姓敲骨吸髓的。当这个官有什么意思!”邓中夏还和乡亲们说：“我要做公仆，我要联合同志，做到人人有饭吃，个个过富裕生活。我的目的要为广大群众谋福利，绝不自私自利为个人单独谋财。”
恽代英的“拜年片”：恽代英(1895―1931)，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起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宣传部主任及《中国青年》主编。1926年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兼党团书记。1928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后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1930年5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次年4月29日在南京狱中遭杀害。1919年元旦，刚刚当上中华大学中学部教务主任的恽代英，向友人发出了一些特别的“拜年片”。“拜年片”上除写有“恭贺新禧”4个字外，还讲了一番普通“拜年片”不讲的话：“介绍最良的修养方法;介绍最良的求学方法;介绍最良的练习文字方法。诸君欲从1月1日起作日记，今日为1月1日矣。黄金光阴，无上机会。时哉不再来。”同时还书写了3条“记日记之益”。友人看了恽代英的“拜年片”后说：“哈，新鲜，这与别人寄我的满是虚文套话的‘拜年片’相比，真是特殊。”
徐特立的“血书”：徐特立(1877―1968)，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的老师。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第八届中央委员等职。1909年，正在湖南办学、有着强烈爱国心的徐特立，一天向长沙修业学校的学生发表讲演，当讲到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洋教士为非作歹、清政府软弱无能、中国人惨遭杀害的情景时，他声泪俱下，泣不成声。他号召青年一代要“把救国的担子挑起来”，激励热血儿女“义之所在，虽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说完，他跑进厨房，拿了一把菜刀，当场斩断自己左手的一节手指，并用断指血书8个大字：“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一爱国壮举，使在场的青年学生热血沸腾。
王若飞的“时间表”：王若飞(1896―1946)，1922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2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八路军副参谋长、中共中央秘书长等职。1945年8月作为中共代表参加国共两党谈判。1946年4月8日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1919年冬，王若飞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在一家钢铁厂做工，翻铁砂、做机件，每天8小时的重体力劳动使他精疲力尽。可是，他还要在工作之余挤时间学习。怎么“挤”?王若飞给自己制定了一份“工读时间表”：上午：5时起床，5时半至6时半读书，6时半后吃咖啡入厂(由宿舍到厂需走一刻钟)，7时至11时半做工，11时半至12时半午餐，12时半至1时阅读。下午，1时入厂，1时半至5时做工，5时半至6时晚餐，6时半至9时读书，9时半后睡眠。从这份“时间表”上可以看出，王若飞几乎把全部工余时间都用在了读书上。正是由于他珍惜每一分钟，因而才获得了广博的知识。
瞿秋白的“怀表”：瞿秋白(1899―1935)，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曾任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主席。1934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宣传部部长。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水口镇遭国民党军队包围而被俘，6月18日在长汀英勇就义。1920年，瞿秋白在苏俄工作。当时苏俄政府非常困难，瞿秋白将自己的一块金表捐献出来，苏俄政府回赠给他一块怀表。瞿秋白回国后，将这块怀表送给了要到鄂豫皖苏区工作的沈泽民。在鄂豫皖根据地，沈泽民将这块怀表转送给了徐海东。这块怀表伴随着徐海东走过了长征路，指挥了独树镇、庾家河等战斗。直罗镇战役时，徐海东将这块怀表送给了彭德怀，彭德怀揣着这块怀表指挥了百团大战等一系列战役。1946年，彭德怀将这块怀表回赠给了瞿秋白夫人杨之华。新中国成立后，杨之华将怀表捐给了军事博物馆。
向警予的“结婚照”：向警予(1895―1928)，中国共产党早期妇女运动领导人之一。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妇女部主任等职。1928年3月在汉口被捕，5月1日英勇就义。1920年5月，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向警予和蔡和森在蒙达尼组织了小家庭。婚礼简单而又庄重。在学校的一间木板平房里，两人面对前来参加婚礼的几十个留法中国青年，朗诵了共同撰写的表明自己革命志向的题为《向上同盟》的诗，还留下了一张以志纪念的结婚照。照片上，两人肩挨肩地坐着，还是平时那朴素的衣着，丝毫没有特别的修饰和打扮，并共同捧着一本打开的《资本论》，全神贯注地读着。他们是用照片表明：一是他们冲破阻力自由恋爱而结婚的基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信仰;二是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忠贞信念将是始终不渝，不可动摇的。
刘少奇的“生活费”：刘少奇(1898―1969)，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建国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等职。1969年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1923年，安源路矿工人罢工胜利后，工人们出于对刘少奇的爱戴，提出每月给他200块银洋的薪金，但刘少奇却只要了15块生活费。当时工人们不理解，误以为他是嫌少了，私下又复议：矿局的矿长每月工资是420块银洋，我们俱乐部的总主任为工人办了这么多好事，给300块还不应该吗?于是又给增加了100块。刘少奇仍然婉言拒绝了。后来，刘少奇在积极分子会上作了解释，讲明共产党人不是为了金钱，而是要让天下受苦的人得解放;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生活不能高于人民，不能贪求享乐的道理。以后，工人们对刘少奇更加尊敬了。
萧楚女的“楚女启事”：萧楚女(1893―1927)，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主编《中国青年》，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7年4月15日，在广州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4月22日在狱中被杀害。1923年，党派萧楚女去四川开辟工作。他应邀担任《新蜀报》主笔，几乎每天都以“楚女”之名发表文章。由于他文笔潇洒俊逸，逻辑性极强，所以很快就名声远扬。一些男青年猜测“楚女”一定是“楚楚动人之女子”，于是求爱信像雪片似的飞到编辑部，弄得萧楚女啼笑皆非。于是，萧楚女便在报上登了一则启事：“本报有楚女者，绝非楚楚动人之女子，而是身材高大、皮肤黝黑并略有麻子之一大汉也。”有人未见启事，精心修饰打扮后，到编辑部“约会”萧楚女。当看到竟是一黑大汉时，瞠目结舌，继而面带羞涩离去。萧楚女见状，大笑不已。
赵一曼的“遗言”：赵一曼(1905―1936)，抗日女英雄。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党团书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师二团政委等职。1936年8月1日，敌人将赵一曼押解到她经常活动的珠河县。在押解途中的火车上，她向敌人要了纸笔，于第二天清晨给幼子写下了遗言。在这篇短短的遗言中，赵一曼倾诉了她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倾诉了母子骨肉深情，寄托了革命先烈对后人的殷切期望，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情怀。遗言如下：“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成大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罗炳辉的“挽父联”：罗炳辉(1897―1946)，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1938年起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五支队司令员、第二师师长。抗战胜利后，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员、第二军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1946年病逝。1939年秋，时任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员的罗炳辉，正率部在皖南一带与敌伪展开激烈战斗时，突然接到一封家信告知父亲病逝。父亲的病逝，使其不胜悲痛。但由于当时战事正紧，不能回家奔丧，罗炳辉便写了一封家信，随即又寄回一副挽联，联曰：“痛吾父幼小困穷厄，备尝炎凉，劬劳七十又六龄，到老来只剩一身孤苦，易箦呼儿难瞑目;感不孝早岁事戎机，历尽艰危，转战二万五千里，看今日挥戈大江南北，誓歼倭寇奠先灵。”此联语言真挚感人，字里行间表达了对劳苦终生的父亲的深切怀念，以及誓为人民解放事业而牺牲一切的英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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