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7月7日，邓小平在审阅其文选第3卷的若干文稿时指出：“不管对现在还是对未来，我讲的东西都不是从小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讲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第1362页)当时他正在对十多年来的“立言”进行审阅修订，这句话就是他对自己思想的总体澄清，可谓意味深长。
在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正处于关键时期、各家各派竭力争夺对邓小平的解释权的今天，准确而全面地理解邓小平的事业和思想，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一项不容回避的理论任务。
改革与革命
文革结束后不久，邓小平复出。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究竟向何处去，很多人都在观望，间之以各种困惑、疑虑和期待。在中央高层和社会精英中，有两派立场较为鲜明，一派试图延续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是以有“两个凡是”之主张;而另一派则倡导 “非毛化”，彻底否定文革乃至新中国成立以后以后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另起炉灶，学习西方模式。
面对这一情势，邓小平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看待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如何处理毛泽东时代的遗产?如果按照“两个凡是”派的逻辑，改革就是不可能的，邓小平复出也没有正当性。但如果同意“非毛派”的主张，改革就变成了另起炉灶，就会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现实正当性，进而危及中国共产党的改革主体地位。因此要开启改革大业，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