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是一个在两岸间的特殊人物，有说法称他是当年两岸的“密使”，其昔日著作《蒋经国论》在大陆再版发行，台湾《中国时报》8日刊登一组报道，向读者介绍了曹聚仁其人其事，报道中并根据多方人士的讲述道出了当年些许“密使疑云”。
密使疑云?待两岸公布完整史料
2003年初，大陆传记文学作家叶永烈在日月潭旅行途中，在“涵碧楼纪念馆”展示的《风云聚会涵碧楼：两岸关系滥觞地》文史材料，发现一段不寻常的记载：1965年7月20日，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涵碧楼，听取曹聚仁密访北京报告……
叶永烈后来把“涵碧楼见闻”写成文章发表后，引起广泛回响，好像找到了曹聚仁担任密使的珍贵“史料”。近年，网上文章也竞相转帖，涵碧楼似乎成为两岸密使的“档案馆”。
不过，当记者向承建纪念馆的“乡林建设”查询文献依据时，乡林副总经理应致德却说，因当年的承办人已离职，文史资料究竟依据那些档案整理而成，目前已找不到原始的纪录。
国民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也强调，根据国民党档案及可靠的“侍卫日志”，他可以肯定的说，1965年7月20日当天蒋介石并不在日月潭，而是在桃园大溪行馆。
不过，邵铭煌说，蒋介石当天不在日月潭，并不代表曹聚仁就不是密使，原因很多，可能是曹聚仁记错日期;或纪念馆“出口转内销”，东抄西凑，参考未经证实的文章而来的。
长年关注其父亲曹聚仁史料动向的曹景行认为，虽然无法证实涵碧楼记载的真假，但“侍卫日志”或纪念馆文史，毕竟不是权威档案，期待两岸有关部门能公布完整的史料档案。
曹聚仁扮演密使的传闻，半世纪以来，扑朔迷离。曹聚仁是否来过台湾，见过蒋氏父子，始终未见明确的档案，尤其，国民党早年视曹为“左派文人”，处理密使档案更戒慎小心。
相对的，大陆近年关于曹聚仁的史料已相继问世。1998年，中共中央文献室出版《周恩来年谱》，就出现曹聚仁的名字，使得曹聚仁在两岸扮演的密使任务，得到权威的左证。
“1956年7月11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上商议周恩来接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的事宜。”
“1956年7月13日、16日、19日，(周恩来)先后由邵力子、张治中、屈武、陈毅等陪同，三次接见曹聚仁。”
《周恩来年谱》，绝对是权威史料，也是最正式的官方记载。曹景行就认为，周恩来当时是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商议接见曹聚仁，可见他父亲从事的任务非比寻常。
曹景行回忆说，1956年，他母亲带着他北上和父亲会面。“那年我才10岁，跟着父亲见到邵力子等人，他们大人忙着开会，而邵力子和夫人，则陪着我们在颐和园附近爬山。”
根据《周恩来年谱》，以及周办主任童小鹏的回忆，周当时在颐和园会见曹聚仁时，阐明“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思想。曹聚仁曾试探性地询问了周恩来，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谈话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
周答称：“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价值完全相符。国共两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胜利。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一个月后，曹聚仁在他任职的《南洋商报》，向外传递了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讯号。
《周恩来年谱》提供佐证
10月7日，周再次和曹会面。《周恩来年谱》记载，周回答曹询问台湾回归后，将如何安排蒋介石。周说：“蒋介石当然不要做地方长官，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陈诚如愿到中央，职位不在傅作义之下。”
依据中共中央文献，1956年起，曹聚仁应与毛周高层建立直接对话管道。1958年8月间，毛泽东曾接见曹，透过他释放有关金门炮战的策略。曹后来以“郭宗羲”之名对外发表独家新闻，扮演了对台传递讯号的角色。
曹景行认为，从史料可知，他父亲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就成为国共沟通管道。他父亲常以“灯台守”自许，驻守香港，等待两党“床头打，床尾和”，但等到贫病交迫的暮年，他父亲终于留下“经国不愿当李后主”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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