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美国援华抗日志愿航空队的老战士爱德华上校在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上寻找当年牺牲战友的名字。新华社记者 孙参 摄
如同电影《集结号》中那个叫谷子地的老兵一样，真有这样一群老人十多年默默努力，只为搜寻从淞沪抗战至1945年9月间牺牲的航空抗日烈士英名。13年前，第一批3304名烈士的名单被整理完毕。如今，新发现的900多个名字最后的整理工作也已接近尾声。
为了4200名抗战飞行员的英灵
“几千个飞行员就这么牺牲了，最后连名字都没有。这几个老人现在把他们的名字找出来，刻在碑上，实在太不容易了”
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
电影《集结号》的海报上这行醒目的文字，总是容易让人产生时空交错之感。那一座座高耸着的“无名”墓碑，触痛了今天人们内心中那根最柔软的弦，撕心裂肺，欲罢不能。
就在《集结号》热映的同时，一个消息从南京传来:2007年12月30日召开的南京航空联谊会成立15周年大会上披露，专家们又发现了900多位抗日航空烈士的姓名，其中包括500多名中国航空烈士和404名美国航空烈士。
900多人的姓名同时被发现，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电影中，谷子地幸运地找到了司号员，他的47名烈士兄弟因此得以不再“失踪”，烈士家属得到的小米抚恤也可以相应地从200斤提高到700斤。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烈士们牺牲的土地上，不知已经收获了多少茬庄稼，而他们的真实姓名却刚刚为后人所知。他们的家属当年是否也有700斤小米可拿?发现烈士姓名的专家又是怎样一群人?
一份名单引出一群老人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们在抗战中抛洒热血，为了民族和国家的统一什么都不顾，今人不该忘记他们。我们这些七八十岁的老头都心甘情愿地在这里工作。”1月4日中午，73岁的陈立诚老人说。
在没有太多的官方支持，没有经济上的报酬，也没有鲜花和掌声，甚至连给记者寄一份资料的邮费都很困难的情况下，一群老人默默地投入到搜寻从淞沪抗战至1945年9月间牺牲的航空烈士英名的工作中。13年前，第一批3304名烈士的名单被整理完毕。如今，新发现的900多个名字最后的整理工作也已接近尾声。
而在这些名单背后，有一群几乎快被人们遗忘的老人。他们的名字虽然或许不曾多么响亮，但每个人的履历却都几乎足以构成一部中国的近代史。
华人杰，1941年考取西南联大，1944年参加举世闻名的“驼峰空运”，担任中国航空公司(CNAC)副驾驶。后曾任北京航空联谊会会长，2001年7月辞世。
王坚，76岁，曾在南京市委办公厅工作，其妻舅参加了1949年11月9日香港“两航”起义，在新中国刚成立时投入祖国怀抱。现任南京航空联谊会副会长。
万永熙，89岁，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高材生，毕业后在北平美军总部工作，并曾在国民党空军机械学校进修，当年作为美军技术雇员与陈赓大将相处多日，建国后在中科院工作，1968年中国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717”的显示器就包含他的辛劳，该显示器能显示256个汉字，是最早的汉字显示器之一。
陈立诚，73岁，南京航空联谊会常务理事。
……
亲历者，相关者，包括没有太多直接联系的老人，都投入到整理烈士名单的工作中。“几千个飞行员就这么牺牲了，他们都是天之骄子，最后却连名字都没有。这几个老人现在把他们的名字找出来，刻在碑上，实在太不容易了。”华人杰之子、美中航空历史遗产基金会中国办事处主任华建宁说。
晚年的寻找
因为父亲的缘故，华建宁十分了解寻找和确认烈士名单的不易。当年曾与美国人一起飞越驼峰航线的经历，使华人杰成为发起寻找抗日航空烈士名单的关键人物之一。
“当时是1992年，我父亲跟王坚商量要为抗日航空烈士立碑，然后就开始找烈士名单。”活动很快得到北京航空联谊会、南京航空联谊会等机构和个人的支持。“父亲在北京航联会工作了13年，非常投入。他为推动、组织在南京、昆明、桂林修建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等纪念地做了大量工作。作为子女，我们开始都认为建碑只是一种想像，根本不可能实现。我们也不太希望老人家这么辛苦，何况他们也没有钱。但是父亲说，没钱也要办大事……”华建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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