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至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侵华日军虽然侵占了大片中国领土，但却不能彻底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歼灭中国军队主力，迫使中国政府投降，使得中日战争逐渐演变成了一场持久的消耗战，这种局面是日军领导层预先估计不足的，也是他们最不愿意见到的。尤其是那些曾在侵华日军中担任过高级领导职务的高级将领，对百万日军深陷侵华战场深为忧虑，极力主张增加兵力，重新发起战略性进攻，攻占重庆、西安、延安等中国大后方，彻底消灭中国的抗日军队，迫使中国政府投降，结束对华作战。但1938年10月以后的国际局势错综复杂、瞬息万变，使日军主要精力无法集中在中国战场上面。直至1942年5月，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大获全胜，占领关岛、香港、马来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广大地区，其扩张达到极点。这时日本军事决策机关在经过充分研究后，决定乘太平洋战场日军胜利之余威，集中相应的精锐兵力，向中国大后方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歼灭中国陆军野战军主力，摧毁中国各地的抗日基地，迫使中国政府投降，彻底结束持续5年的对华战争。
1942年9月3日，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参谋总长杉山元将经过日军大本营、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和日军华北方面军、日军南方军数次充分研究确定的自1943年春季进攻中国战略大后方陕西、四川的“五号作战计划”上奏裕仁天皇，当即得到了天皇的批准。
“五号作战计划”的内容包括：
1.日本中国派遣军在集中关内战场的主要兵力并得到日军大本营23万兵力的加强后，自山西、河南和武汉方向发起数路进攻，一举击溃中国军队主力，攻入陕西、四川，最后攻占成都、重庆，使中国彻底丧失最后的抗战大后方，迫使中国政府投降。
2.以日军华北方面军机关为基础，立即组建日军第五方面军司令部，负责指挥参加进攻中国战略大后方的全部日军部队，第五方面军司令官由板垣征四郎担任，准备参加这次战役的日军包括已在山西的日军第一军(下辖5个师团及1个旅团)，拟组建的日军第七军(下辖3个师团)，拟在开封组建的日军第二十八军(下辖两个师团及1个旅团)及已在武汉的日军第十一军(下辖5个师团)。
3.全部作战计划分两个阶段实施：
首先，自1943年春季开始，日军第一军、第七军自山西突破黄河防线进入陕西沿渭河南北发动攻势，攻占中国抗战西北大后方西安，然后兵分两路，北上攻占延安，西占宝鸡，南下控制汉中，攻占四川省北部广元地区，并由日军第七军抽调兵力控制陕西各占领区。
其次，日军第二十八军自河南开封向西南进攻老河口，沿汉水西进安康地区，并越过大巴山进至四川省北部达县地区。同时，日军第十一军自湖北宜昌沿长江两岸溯江而上，进占四川省东部万县地区。当日军第一、第七、第二十八、第十一军各部全部到四川北部、东部和东北部，并形成对成都、重庆正面包围进攻态势后，结束第一阶段的进攻。
在经过短暂休整后，立即转入第二阶段的进攻。要求进入四川一线的日军第一军、第二十八军、第十一军由日军第五方面军统一指挥，日军第一军由广元向南发动攻势，经绵阳攻占成都，日军第二十八军由达县向西南发起攻势，策应第一军、第十一军对成都、重庆的进攻，第十一军5个师团主力继续发动攻势攻占重庆。
考虑到进入中国腹心地区作战，日军大本营做了充分的准备，决定征召1943年度适合兵役条件的23万人归日军中国派遣军调配，专门用于补充“五号作战计划”中的兵力耗损，并给日军第五方面军配属日本陆军航空兵第三师团，以空中侦察、轰炸加强地面日军的攻势。
为了保证“五号作战计划”的顺利实施，作为指挥机关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即第五方面军司令部)认为，要实施这次大规模的进攻，日军数十万部队，要在平原、高山及各种复杂地形中作战，要横渡黄河、渭水、汉水、长江、嘉陵江等著名大河，遭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环境，因此要求方面军指挥机关和日军部队进行事先准备和类似环境的演习拉练。
日军第五方面军指挥机关在研究这次战役进攻的进军路线时，对大部队要完成渡过黄河，翻越秦岭、大巴山，穿越宝鸡至汉中的险道，感到现有可用的兵要地志资料缺乏，明确要求凡参预制定作战计划的参谋和指挥人员，能现地到达的地区，必须进行实地侦察、绘图、计算，对日军现在还无法控制的渭水、汉水、大巴山、秦岭等地，要乘侦察飞机到达实地摄影侦察。
1942年6月29日、30日，日军华北方面军作战参谋岛贯武治、情报参谋横山幸雄，日军中国派遣军的作战参谋中吉孚秘密到达日军控制的在河南潼关对岸的山西风陵渡并沿黄河北岸转向北方直至龙门、河津，沿黄河东岸选择军事行动时的强渡地点，这4个人还于7月1日乘坐侦察机对黄河的地形、地物及中国军队的防御工事进行了侦察摄影。
[1] [2]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