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7年到1997年，给邓小平的时间只有20年，一个人从73岁到93岁，用20年的时间使中国告别了短缺经济，改变了13亿人的生活和命运。
这就是邓小平连同他的理论的魅力
“邓小平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老百姓概括得最准确。他们贴的春联是‘致富感谢邓小平’;词作家蒋开儒在歌曲《走进新时代》中进一步提升为邓小平带领中国‘改革开放富起来’。富起来，按照邓小平理论的术语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所以，要我来概括邓小平理论，很简单，其全部理论基础就是这10个字”，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龙平平这样谈起了邓小平。
作为长期从事邓小平理论和中共现实文献编辑研究工作的研究者，龙平平曾参加《邓小平文选》和一些重要文献集的编辑工作，参加《邓小平传》等撰写工作;担任了十二集大型电视文献片《邓小平》、大型纪录电影《丰碑》等的主要撰稿人，31集大型编年体纪录片《中国1978—2008》总撰稿和电影故事片《邓小平》的编剧。谈及60年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不断深化，他认为，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是中国共产党全部执政理念的基础，领导人民发展生产力，创造财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保证最广大人民群众能够获得看得见的利益，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共享社会劳动成果，是实现党的执政理念的两个基本要求。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的不断增长，党的执政理念也在实践中不断升华，与时俱进。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邓小平思考中国问题的立足点，是邓小平理论的内核”，龙平平分析说，正是围绕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问题，邓小平提出并阐发了一系列全新的理论观点。概括来说，主要是由6个方面构架了一个理论体系：改革开放是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动力;确定了中国100年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即三步走发展战略;发展生产力的国内环境，即稳定压倒一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生产力的外部环境，即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通过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和人全面发展的理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
在这个丰富的理论体系中，还包括邓小平其他一些经典论述，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三个有利于，两个大局，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发展是硬道理，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等等。在龙平平看来，邓小平理论就是这些很朴实的道理。
“邓小平理论的贡献是什么?就是初步回答和解决了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大国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其直接效应就是使一个13亿人口的东方大国总体上告别了短缺经济，进入了丰衣足食的小康社会”，龙平平评价说，“请不要忘记，从1977年到1997年，给邓小平的时间只有20年，一个人从73岁到93岁，用20年的时间使中国告别了短缺经济，改变了13亿人的生活和命运。这就是邓小平连同他的理论的魅力。”
横下心来发展生产力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执政的经验积累期”，回顾60年来的发展，龙平平认为，在这29年间，我们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惨痛教训。成功与失误的分水岭是能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
上世纪50年代后期起，由于党的指导思想和执政理念发生了偏差，逐渐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据统计，按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文化大革命10年间，中国国民收入损失达5000亿元。那10年，正是国际局势趋向缓和，许多国家经济起飞或开始持续发展时期，我们却丧失了机遇。10年内乱，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背后，隐藏着党的执政基础削弱，人民对共产党执政信心下降、对党的执政能力的困惑。
“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中国向何处去?“邓小平去世后，悼词中有一句话，说他当时能‘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决定性环节’，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龙平平告诉本刊记者，这个决定性环节就是果断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为此，从批评“两个凡是”，到发动和领导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到东北之行，邓小平奔走呼号近两年。邓小平提出，迅速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我们执政的根基。他提醒人们说“我们太穷了，老实说对不起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受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20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由此，他旗帜鲜明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我们必须横下一条心来，一心一意发展生产力，紧紧扭住不放，一刻也不能动摇。邓小平的这些新的理念振聋发聩，逐渐成为全党的共识。
1978年底，邓小平带领全党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党的正确的执政理念。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和党的执政理念的拨乱反正，为开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扫清了道路。
给人民看得见的利益
打破传统的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恢复按劳分配原则，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是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殚精竭虑的事情。
1977年到1978年，他先后14次阐述了应该从我国经济落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出发，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整个经济快速发展的设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中，他郑重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他强调，“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
龙平平分析，平均主义是与物质财富极度匮乏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伴随的分配原则。在经济困难时期，它对维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保持社会稳定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长期奉行平均主义，必然抑制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影响劳动效率，阻碍生产力发展，最终导致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受穷。
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农村改革，就是由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而发轫的。农村改革使广大农民获得了看得见的实惠，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热情，迅速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短短几年，“大包干”席卷全国，成为中国农村主要生产方式。随之而来的各种各样的农村专业户，特别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则引发了中国传统农业结构和农村社会的分化与重组。在不平衡发展中，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了起来，对全社会起到了巨大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规划改革开放蓝图
龙平平认为，邓小平的改革思想，可以归纳为三部曲：第一步，农村改革，他的设想是“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第二步，城市改革，他的基本思路是摸着石头过河，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争论。第三步，是引导改革走向市场，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
在农村改革获得成功之后，邓小平因势利导，及时把效率优先，鼓励先富的原则引入城市。改革开放从沿海到内地，从局部到全国，梯次向纵深发展，产生了神奇的创造力量。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迅速提升，社会面貌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利益多元的经济社会。
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以敏锐的思考提出和阐发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决策和论述，完成了对改革开放的总体设计。这体现在：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时代特征作出新判断，及时调整外交政策，制定新的国际战略;对基本国情作出新概括，提出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论断;阐述实行改革开放与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关系;制定“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规划改革开放的发展目标;不断解放思想，深入研究计划与市场问题，鼓励全党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等等。这些重要的思想观点、决策，规划了改革开放前进的科学轨道。
“正因为如此，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邓小平被全世界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龙平平说道。
而1989年之后，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邓小平，仍然以高度的责任感，关注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龙平平说，这期间国际和国内形势不断发生变化，引起邓小平的深刻思考，他多次发表重要谈话，对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继续发挥指导作用。特别是1992年他以88岁高龄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讲话，针对改革开放新问题新情况，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的思想观点，系统地表达了他对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构想，推动改革开放进入了又一个大发展的新阶段。
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效率优先，鼓励先富的原则在加速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也加剧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沿海与内地，东部与西部，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了。因此也有人说，邓小平的执政理念是见物不见人，只讲效率，不讲公平，必然加剧贫富分化问题。
对此，龙平平分析说，其实，邓小平最注重人民利益。他设计的中国经济发展目标，就是以人民利益为核心的。邓小平提出，20世纪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目标，就是要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使全体人民能够过上丰衣足食的小康生活。1979年，他首次提出小康目标时，就是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算的，这对以往只讲经济指标，不讲人民生活的传统做法是重大突破。1983年，他阐述了小康水平六大标准，讲的全部都是人民利益，归结起来就是要使全体人民都能安居乐业。为此，他提出，党执政的一切行为，包括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都必须看人民“同意不同意，拥护不拥护，高兴不高兴”。
既然如此，怎样看待现实社会发生的差距拉大、贫富分化问题呢?龙平平认为，这需要理清楚邓小平的发展思路。邓小平时代，党执政的最大问题是带领人民解决温饱，摆脱贫困。发展是硬道理，不发展只有死路一条。新中国建国前期中国共产党近30年执政经验证明，同步发展不可能，共同富裕只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中国，要发展生产力，必须从国情出发，因地制宜，千方百计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鼓励劳动者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寻求致富之路;允许和鼓励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一部分勤劳肯干、有经营能力的人先富起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群众走向富裕，这是当时中国发展生产力唯一正确的捷径。在中国，首先要解决发展问题，然后再解决发展起来出现的问题。
对于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问题，邓小平早就未雨绸缪。1988年，邓小平阐发了“两个大局”思想。他说：“沿海地区要加快改革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候，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不久，他更明确地说：“我们的发展规划，第一步，让沿海地区先发展;第二步，沿海地区帮助内地发展，达到共同富裕。”到1992年春，邓小平和盘托出了他的大思路。他说：“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来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他进一步归纳说：“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年9月，邓小平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过去我们讲发展，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些年富力强的同志。”邓小平说这个话时，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接力棒早已传到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手中了。
“从‘三个代表’到以人为本，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本质上说，就是要实现利益关系的和谐”，龙平平认为，今日中国，执政党要协调好人民利益，至关重要的在于要处理好社会发展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既要激发活力，又要注重公平”，这是党中央的大思路。这表明，经过这30年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党的执政理念也随之获得新的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