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黄楠(黄克诚之女)
人都有局限性，一个人的意见也许不正确，但形成了想法不在讨论中提出来，恐怕就更不对。——— 黄克诚
● 黄克诚
1902年出生于湖南省永兴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在湘南起义中参与领导永兴年关暴动，并率部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曾任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代主任等职。
抗战期间，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第三四四旅政委，第二、四纵队政委，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苏北区党委书记。
抗战胜利后，进军东北，领导创建西满根据地，任西满军区司令员，中共西满分局副书记、代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政委，中共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政委。天津解放后，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建国初期，任湖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政委。1954年后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第八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山西省副省长，中央军委顾问。
1959年庐山会议上同彭德怀等一起被错定为“反党集团”。“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1978年12月平反昭雪。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6年12月2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
放弃“养家与革命兼顾”想法投身共产党
我父亲出生在湖南永兴县油麻圩下青村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父亲5岁就拾粪下田干活，9岁时靠族人资助上了几年私塾；到19岁父亲都没穿过棉衣。听说师范上学不要钱，1922年父亲想办法冒名考入了衡阳第三师范。这是一所有革命传统的学校，1923年春，学校闹学潮，父亲也被卷入其中，开始去探索国家、民族、社会、阶级等政治问题。他开始跳出个人小圈子，由为家庭找出路变为要为国家、民族、社会找出路。
1924年父亲加入国民党，开始参加有组织的革命活动。这使他思想上有了寄托，一改苦闷消沉的精神状态，主动发起组织进步学生团体，学习革命理论。父亲在认真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和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后，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认识到：人类社会问题的解决，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他决心去找共产党，并于1925年加入共产党。从此我父亲的一生与党的命运紧紧相连。
1926年父亲由党组织派送到广州东山“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政治军事课。学习期间，发生了“三一八惨案”、“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事件，使他震惊，开始认识到革命的复杂性。
1927年风云突变，“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在上海举起屠刀。接着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7月汪精卫在武汉“分共”，他们喊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口号，血腥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血流成河的大屠杀考验着千万个像父亲一样被高涨的革命洪流带入斗争漩涡的人，每个共产党人都需用鲜血和头颅来再一次认识自己的理想。
前不久还随北伐军拔关破城，一路北进，打过郑州，直指天津的父亲，觉得革命成功似已可待，此时却四面腥风血雨，一身孑然，立卧不安。他随军回头南下，驻军孝感，收到家信得知，与他同时加入共产党的好友黄庭芳已被杀。党组织关系断了，报纸上天天都是杀人和共产党人退党的消息，时局严峻。
那时我父亲有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的双重身份，在北伐军中已任团政治教官，与团长关系良好，月收入百大洋有余。一边是坚持革命随时会掉脑袋和一个看不见胜利的理想，一边是倒向反革命可能的升官发财和舒适生活。但作为一个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生长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从小饱受欺凌压迫的贫农的儿子，父亲丢弃了报名参军时养家与革命兼顾的想法，像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一样，选择了全心全意为中国求独立富强，为穷苦人求解放的革命道路。
父亲谢绝了团长的挽留，1927年10月毅然离开国民党军队，冒着生命危险到武汉找到共产党组织。找到党组织后，他被派回家乡永兴工作。途中听到给他接上组织关系的刘镇一、朱国中同志被抓被杀的消息，父亲悲痛万分。他强忍悲愤回乡，在家乡永兴积极组织发动群众，后来他参加了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暴动，上了井冈山。不久受命带队下山，途中队伍被打散，父亲流落上海找党，转辗白区工作，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1930年初回到了红军部队，从此开始了南征北战的革命军旅生涯。
敢说真话的大将
父亲最可贵的品质就在于他是一个善于用自己大脑思索问题的人，工作实事求是，从不盲从，从不见风使舵。从湘南暴动反对大杀大烧起，他不断地在工作中提出自己的意见，毛主席说他“上至中央，下至支部，没有不提意见的”，而维护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父亲提意见的出发点和归宿。
从到三军团后，他反对打中心城市的路线，反对乱杀“A B团”，中间被批判撤职差点丢了命。到长征时因提意见又被撤职，在苏北新四军他抵制“抢救运动”，在东北辽沈战役中，他反对死守四平与毛泽东的决策相悖。他说：“人都有局限性，一个人的意见也许不正确，但形成了想法不在讨论中提出来，恐怕就更不对。”这就是他一贯的风骨秉性。
1959年7月2日庐山会议召开。会议期间，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被称为万言书)。我父亲开始没有参加，7月17日才被通知前往庐山参加会议。父亲看过彭德怀的信后，认为彭德怀的基本意见是对的，虽然有些地方写得不妥，但提出的问题事关党和国家命运和人民的利益，他决定仍支持彭德怀的意见。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对父亲还是器重的，认为父亲是能“独当一面的好干部”，否则不会让他当总参谋长。在庐山会议中毛主席特别找他和周小舟、李锐、周惠几个人谈话，想把他们拉到自己一边，希望他们与彭德怀划清界限。在这个决定自己政治命运的时刻，一贯敬重毛主席的父亲仍然实事求是地一条一条地反驳毛主席对他的批评。在谈话中，毛主席提到了“四平保卫战”，毛主席说：“保卫四平，是我决定的。”我父亲说“即使是你决定的，也不对。”
我父亲于是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分子，撤销职务，后来身陷囹圄，蒙冤近20年。
会上因为彭德怀和我父亲他们坚持自己的意见，不承认右倾、反党，就不断有人对他们进行劝说。于是我父亲被迫在会议上作了检讨。事后他心中耿耿，无日得安，他说“违心地做检查，违心地同意‘决议草案’，这才是我庐山会议上真正的错误，这使我后来一想起来就非常痛苦。因为这件事对我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巨大深远，从此党内失去了敢言之士，而迁就逢迎之风日盛。”有鉴于庐山会议的教训，我父亲在“文革”中无论处境多恶劣，都不肯再做任何违心的检讨、认错。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就是我的父亲一辈子秉持不变的做人做事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