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柏围深院，红枫傍小楼。”当我们走近诗句中的这座小楼，叶向真已经站在夕阳下等候。73岁的她穿着衣领带花的牛仔衬衫、牛仔裤，外加一件深红色的冲锋衣，显得非常清爽、帅气，有文艺导演的范儿。
叶向真还有另一个名字—凌孜。1981年，凌孜玩电影玩出了名堂。她拍了一部《原野》，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得“世界最优秀影片推荐”；又拍了另一部《风吹唢呐声》，被黄永玉评价为“真正沈从文的风格”的影片。荒诞的是，前一部电影“只准外销”，后一部电影“只准内放”。她玩不下去了，1987年去香港从商。
现在，电影她也不想玩了。2009年，叶向真和先生从香港回到内地，和母亲守着父亲叶剑英住了30余年的老宅，全心致力于推广儒家传统文化。
这位在“红二代”中极具号召力的“向真大姐”跟许多“红二代”不一样，她发声的支点并无明显的革命传统与红色印记，而是记忆里父亲满屋子古书所承载的儒家思想、孔孟之道。
这些天，叶帅故居门口几株白玉兰长满白色的小花苞骨，人人都觉得美，叶向真却可惜道：“枝杈没剪好，长的花骨都太小。”叶向真对植物的栽培兴趣很大程度上源自父亲。父女俩曾在这座小楼的院子里，种过各种果树—苹果、梨、桃子、柿子、核桃……有一回，向真在院子拾了片枫叶给父亲，父亲隔天写下了本文开头的诗句。父亲希望女儿能学园艺，做对国家“有直接贡献”的人。当时得知向真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父亲一个星期没跟她说一句话。
叶帅故居进门处，是一个十几平方米大的会议厅。在单调的上世纪70年代，跟二女儿向真一起在这个厅里看电影是叶剑英的重要娱乐活动。“那时没有人不喜欢看电影。”向真回忆，除了看国内一些意识形态正确的影片，他们也看宣传部门从海关中途拦截的“过路片”，“什么题材都有”。
青少年时期的向真性格活泼，文体活动无一不爱。“非常活跃”—她对父亲也有同样的形容。一生戎马的叶帅，精通琴棋书画，不光喜欢跳舞、钓鱼、游泳，有雅兴时也会写写诗。兴趣广泛的他有点担心与自己很像的女儿向真—“蹦蹦跳跳，一会儿喜欢这个，一会儿喜欢那个，不能投入地做一件事情”。在向真首任丈夫、著名音乐家刘诗昆的回忆里，向真拉着父亲到音乐学院的礼堂听他演奏《梁祝》，就此一对年轻男女因为“喜爱文艺”而相识相爱。在这位前女婿眼里，叶帅是个少见的有“人情味、家庭味”的高级领导人。
在红色家庭长大，向真跟其他高干子弟一样有过“激情燃烧”的岁月。1966年“文革”爆发，25岁的向真担任了中戏的学生会主席，是中戏“造反派”组织的红卫兵首脑。反对老红卫兵搞“血统论”的向真成立“信仰论”的少数派组织，轰轰烈烈地“绑架”彭真，并组织公开批斗彭、罗、陆、杨等人的万人群众大会。
如今的向真坦然承认当时的思想有点激进，她认为这更多是时代大背景造就的激进，“所有的大学生都满腔热血，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其实谁都搞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渐渐的，她发现事情闹得开始不像话了：“很多人没有理智，拿开水浇人家头。思想上的争论可以有，刑罚和体罚再怎么都不应该有，那是流氓行为。”
涉及自己的反思，她迟疑了会儿，表示：“我们当时还是比较理智的，只写大字报展开思想上的讨论，没有伤害人的举动。当时很多自杀的人，医院不抢救，认为他们是反人民的‘敌人’，我们见到了就赶紧把人送去医院，并以红卫兵的身份去说服医院必须抢救。”
1967年2月，叶帅在京西宾馆一次军事会议上发火猛击桌子。之后，因“二月逆流”问题，他不再担任军队重要工作。向真清楚父亲当时的想法：“军队不能动，军队如果垮了就等着别人宰割，再闹就亡国了。”很快江青将叶家6个子女都关进监狱。
三年多的监禁生涯，向真想法子找些新鲜玩意解闷。比如培植扫帚上的苗，把头发扯下来绑在牙刷上当毛笔练字；她还养过蚂蚁，让它们搬东西。在监禁的日子里，她最反感的是一举一动时时被门上的洞眼监看着，睡觉不能关灯，脸要朝外……“这段经历实在太不好玩了。”
1976年10月6日，仍然控制军队大权的叶剑英79岁，按照他的部署，“四人帮”一举被摧毁。“父亲非常有谋略。”向真认为，这个时刻，历史选择了父亲。
聊了两个小时，往事一幕幕掀起，在某个瞬间，向真的语调不复平缓，取而代之的是激昂愤怒。“我问你们，你们听国歌什么感觉？听到国歌，我有一种痛心的感觉。”她眼睛直直地看着记者，一字一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现在许多人觉得：做美国人比做中国人还好。你们怎么想？清朝时那么多留学生都回来报效祖国，现在呢？很多人都有一种奴化的思想，一种卑琐的心态。”继承父辈的理想，对历经磨难的向真来说，爱国也是一生的信仰。而传统文化的丧失，在她看来，意味着有亡国的危险。说起因贪污、受贿而被治罪的“红二代”薄熙来，她只有简单一句评价：“家教不好。”在她的记忆里，父亲很少说大道理，更多是传统礼节的言传身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