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兄弟三人中排行老大，其大弟周恩溥于20世纪40年代去世，周恩溥生有一子，已于前些年在河南焦作去世；小弟周恩寿（周同宇）生有三男三女，其中中国新闻社原副社长周秉德是长女。周秉德在少年和青年时期，曾在伯父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身边生活了15年。
十多年前的一个春日午后，笔者走进一套老式红砖公寓，拜访了周秉德。那天，周秉德如约在家等我们，她精神挺好，始终充满热情，显得十分精明干练。她家客厅布置得古朴而典雅，沙发对面的主墙上悬挂着那副由意大利摄影师为周恩来拍摄的照片，格外引人注目。
谈起在中南海伯父身边度过的难忘岁月，谈起伯父伯母对自己的关怀、体贴与教诲，周秉德显得分外激动与忘情，她时而激昂，时而沉思，恍若回到了在西花厅的岁月。
难忘的第一次见面
1937年4月，周秉德在哈尔滨降生，这着实让三代没有女孩诞生的周家上下很是兴奋了一阵子。周恩溥为这位侄女的出生写下了“吾家添丁，周门大喜”8个字。周恩寿还特意跑到吉林，找时任吉林省教育厅长、也是周恩来南开的同学帮女儿起名字。这位厅长再三考虑，截取了屈原作品《橘颂》辞里的“秉德无私，参天地兮”中的两个字作为她的名字。
随着东三省的沦陷，周恩寿带领全家搬到了天津。周秉德在接受采访时说：“1943年全家投奔天津的四奶奶，我在那里念了6年小学。在我小学三年级的一天，爸爸在翻阅《益世报》时，看到有关大伯的消息，很是兴奋，悄悄对我说：‘你伯父在共产党内是做大事的。’从此，我便晓得自己有一个当共产党大官的伯父，也盼望有那么一天能很快见个面道个好。”
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进入北平，周恩来将此函告在天津的弟弟周恩寿。早在大革命时期，周恩寿是黄埔第四期学员，但他在1927年国共分裂时脱党，且于1928年后和周恩来断了联系。1946年春，周恩来就东北停战问题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美国政府特使马歇尔的代表在北平举行谈判。在此期间，他得悉弟弟在天津，曾邀其来北平见了一面。
看到周恩来发自北平的信，周恩寿即偕妻北行，并在香山与兄长晤面。闲谈中，他再次向周恩来提出重回革命队伍的请求。周恩来说：你脱离的时间太久了，情况不熟悉，也不了解现行的各项政策，若要参加工作，必须先学习。于是，周恩寿进了华北革命大学，妻子仍返天津照顾儿女。
独自在北平学习的周恩寿，有时利用节假日到中南海同兄长团聚。在一次和周恩来见面时，周恩寿说起长女秉德即将小学毕业，想把她接到北平读中学。周恩来知道弟弟在华北革命大学住的是集体宿舍，带孩子不方便，便提出可在自己的寓所安置侄女。
1949年6月下旬的一天，刚刚小学毕业的周秉德在火车的汽笛声中告别了天津，告别了母亲与弟妹，随父亲来到了北平。“一位清瘦精干的叔叔领我进入中国共产党头头脑脑居住的地方——中南海。进门，绕湖，再进门，不多时我被带到了一个叫丰泽园的院子里，那是四合院式的平房。我当时说不上激动或高兴，只觉得新鲜，自己在院子转来转去。”
只一小会儿，在外边开会的伯父周恩来就回来了。“高大魁梧，脸庞丰满红润，与爸爸有点像，也有两道浓黑的剑眉。他亲热地把我拉到身边，左右端详，笑着说：‘呦，你好像你爸爸，又有点像你妈妈。’”
问了周秉德的母亲及弟妹的近况后，又寒暄了许久，周恩来才吩咐卫士安顿侄女的住处。周秉德被安排住在一排坐南朝北的房子里，“住在西边，屋里有几个书柜，东边一间是伯父秘书夫妇的住房兼办公室。房子的条件比我家里要好，但绝不豪华”。
当时，伯母邓颖超不在北平，她受毛泽东之嘱到上海接宋庆龄去了——迎接她来北平共商建立人民共和国大计。8月28日，周秉德随伯父到火车站去接伯母。只见火车站内锣鼓喧天，周恩来和其他党政领导人都走上前去与宋庆龄握手交谈。“你就是小秉德吧！你好！”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把夹在人群中的周秉德领到邓颖超面前，邓颖超握住周秉德的手笑吟吟地说。周秉德随即向伯母问好。周秉德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与七妈（指邓颖超）相见，那情景至今常常浮现在眼前。”
周恩来夫妇一生无儿无女，多年来一直把满腔的父爱母爱全部倾注在一批烈士子女身上。现在嫡亲侄女来到身边，夫妇俩自然把周秉德看成自己女儿一样疼爱万分，周秉德也很快适应在中南海的生活，感受到在北平也有一个充满亲情而温暖的家。
“你住的是间书房，可以在那多看些书。毛泽东伯伯就住在前面，他工作忙，不要去打扰他。”伯父的话，周秉德现在还记得。书房里有许多她从未见过的书，她常常一个人坐在那里看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李有才板话》等等好多书都是在那时期看的。
周秉德住进中南海不久，中央领导人陆续从香山搬进来。她很快认识了李敏、李讷等很多小伙伴，她们在一起看书，一起唱歌、玩耍、聊天。
渐渐地，周秉德跟邻居毛泽东也成了熟人。有一天，她在整理自己的物品时，翻出了小学毕业时精心自制的赠言簿。那是个用彩色打字纸装订的小本子，外壳是垫了一层棉花的硬纸板，还裹了绿色的缎子面。重温簿中那热情洋溢的临别赠言，使她突然生出请毛泽东也为自己题字的念头。于是，她捧着小本子找到了毛泽东：“毛伯伯，您帮我写个字吧。”毛泽东望着这个刚刚成为“熟人”的小女孩，答应道：“好，写一个。”他接过赠言簿，稍加思忖说：“给你写个‘好好学习’。”毛泽东题罢，还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一个伟大而崇高的伯父
那一年秋天，周秉德顺利地考上了北京师大女附中（现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进了干部子弟班就读。周秉德平时住校，每个周末回家看望伯父、伯母，兴致勃勃地向他们讲述学校里的事。有一回，周恩来对周秉德讲：“你们班是干部子弟班，革命老区来的孩子多，他们身上有许多革命老区传统，你要努力向他们学习，向他们看齐。”
卫士见周秉德从天津来时穿的两件小花衣裙在秋季穿显得单薄了，便骑自行车带她到王府井订做了两套秋天穿的衣裤。第一套是蓝色咔叽布小西套，周秉德穿上很精神。吃饭时，周恩来看见了，说：“不错！哪里来的？”周秉德如实回答：“叔叔带我去做的。”几天后，周秉德又换了另一套黄卡其布的衣裤，这下周恩来看见后便皱了皱眉：“怎么又做了一套？浪费！”原来，当时实行的是供给制，周恩来觉得周秉德的衣服做多了，多花了公家的经费。
邓颖超帮忙解释道：“秉德住校，要有两身衣服换洗。”周恩来却谈起了自己的住校史：“我在南开上中学，夏天就一件单布长衫，冬天也就一件藏青棉袍，周六回去就洗净晾干。现在国家还困难，我们还是要节省嘛！”年幼的周秉德并不太懂，但还是使劲地点头，认定伯父说的话一定对，照着办没错。
1949年11月，周秉德随伯父、伯母搬进了中南海最西北端的西花厅。“那时，我妈妈与弟妹也来到了北京，我与大弟秉钧、大妹秉宜一同住在西花厅的东厢房里，3张床并排着，彼此中间留点活动小空间。因为北面挨着的是伯父的卧室，他夜里办公、上午睡觉，所以我们在室内不敢嬉戏与大声说话。”
有一回，周恩寿提出把二女儿过继给周恩来，周恩来却另有想法：“如果我要了这个孩子，别的孩子就会认为我这个做伯父的不公平。再说，她也会养成特殊化心理，对她的成长没好处。”在周秉德眼里，伯父不管做什么事都一定会考虑周全。
周秉德的弟妹在北京八一学校读书，学校里的同学家庭条件稍好的都有车接送，军区里的孩子坐单位面包车。“弟妹上学放学是由卫士叔叔骑一辆三轮车接送，尽管伯父、伯母都有车，但从未为我们使用过。‘车是工作用的，小孩不应该享受，你们从小不要依赖家庭关系，不要奢求非分享受，要自己奋斗，要自律自立。’伯父时常给我们这样讲。”
“伯父一直是非常俭朴的，平时老两口在家里吃饭都是一荤一素一个汤。有时候一条鱼，这顿没吃完，就等着下一顿再吃，不会说没吃完的就丢掉。咱们现在吃一些粗粮好像是一种调剂，是健康、时尚。那个时候，大家都不太喜欢吃粗粮的，但是他坚持每个礼拜要吃上两三次的粗粮，他说不能忘了本——因为原来在红军长征的时候，根本吃不上东西，忍饥挨饿的。在饭桌上掉一点饭粒，他也一定要捡起来吃到嘴里，不能浪费一点点。所以，他节省的意识是非常强的。”据周秉德回忆，周恩来不仅仅在吃方面节俭，在穿上也是这样。“他，当了26年的总理，皮鞋只有3双，不肯要新的皮鞋。脚底坏了，经常就去换底换掌，别人给他买了新的鞋他也不愿意穿，就用原来老的，衣服也穿得补了又补的，咱们都看见他的照片中衣着一直都是很笔挺的、很整洁的——但是里面却穿着很多补丁的衣服，有的衣服只有袖口和领口坏了，就换个衣袖或领子，显得比较整洁干净。他的睡衣、睡袍也有很多补丁。他过世之后，我专门向七妈要了伯父的一件‘破’旧的衣服，那是一件蓝白条的睡袍，有几十个补丁，都是用手绢、小毛巾、纱布等补的。我看了以后非常震惊和内疚。后来，我送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国家博物馆。”职业选择对自己亦宽亦严
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国内的宣传活动热火朝天，周秉德所在的班级有好几位十五六岁的同学都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周秉德揣着羡慕的劲头，也在报名处拼命地挤。可是因年龄太小，报不上名。
周恩来知道后，不由哈哈大笑：“一个小孩，人家怎么会要你？”见周秉德撅起了小嘴巴，周恩来又过来安慰她：“当然愿望是好的，可要立足实际啊！你年纪还小，好好学习，今后报效祖国的机会有的是！再说，留在后方，也可搞宣传发动工作。”本来心里有些沮丧的周秉德，听到这里茅塞顿开。于是，她积极参加了学校业余剧团，在校内、农村和社会上多次开展抗美援朝的宣传活动。
1952年，周秉德面临初中毕业。这时，国内上映了一部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片中主人公瓦尔瓦娜投身乡村，为小学教育呕心沥血的情节深深打动了周秉德。她感到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而教育力量还很薄弱，一个教师梦开始时时萦绕在周秉德心底。
周六，周秉德照例回西花厅。餐桌上，她禁不住把自己择业的小秘密告诉了伯父、伯母。“好啊，女孩子选择做教师挺不错的，何况国家现在正需要大批的教师去培养人才参与祖国建设，当教师很有意义。当年我16岁，一毕业也是当教师的。当教师，我支持你。”邓颖超一听周秉德“宣布”的“决定”，马上做出欣慰的反应，并转过头向正在举筷吃饭的周恩来说：“秉德不准备考高中，打算报名上师范学校，你怎么不吭一声，表个态？”
周恩来放下筷子，缓缓地说：“这事应该让她独立思考。有你一人说就够了，我讲多了对她成长不好，压力大了。万一有一天她犹豫、后悔，都没办法。况且，她还应听听她爸爸妈妈的意见。”
这一年，周秉德梦想成真，被保送进北京师范学校。当时师资不够，不少适龄儿童无法入学，周秉德意识到师范生得赶快加入教师行列，补充师资力量。于是，一毕业她就主动放弃了上师范大学的机会，被分配到北京东郊区（现朝阳区）第三中心小学，在四年级做班主任，教语文和算术，真正成了一名乡村女教师。
然而，周秉德在教师岗位上工作才两三个月，又被调到区委参加肃反工作。“搞这项工作，要仔细、谨慎、实事求是！作为宣传教育群众的干部，自己一定要注意领会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这是伯父对她的叮嘱。在区委工作的日子里，周秉德扎扎实实地工作在基层 ，没有任何职务，也没暴露出与周恩来的亲属关系，更没借用他们的特殊关系为升迁动过脑子。伯父、伯母为这个侄女的良好表现感到欣慰。
1965年，周秉德的丈夫沈人骅被调到西安工作。不久，为了减轻北京城市人口居高不下的压力，中央文件规定：“夫妇双方，如一方不在北京，另一方跟着调离北京。”周秉德说，伯父、伯母对自己随夫离京没有半点干预，更没有托熟人照顾她这个人生地不熟的侄女。“你的孩子，从小要严格教育，不能宠！”这是伯父在周秉德离京时对她的交代。
周秉德被分配在西安市轻工业局人事科工作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时间，她成了造反派揪斗的对象——他们要周秉德交出局长们安排的接班人的名单，被周秉德拒绝了。被骂成“ 死老保”的周秉德，不断被造反派拉去问话、批斗，还关过3天。“如果你讲出你是周总理的亲侄女，造反派一定不敢关你了！”看过周秉德档案的人事科长感慨地说，但周秉德听后只是连连摇头。让周秉德欣慰的是，不论在哪里，自己依靠的还是组织，并没有依靠什么关系为自己开脱。
直到1974年，丈夫因工作需要被调回北京，周秉德也随他回京工作。她去西花厅看伯父、伯母时，一见面，周恩来听说周秉德已调回京，眼一瞪：“秉德，你是不是因我的关系调回来的？”“恩来，你不要忘了，秉德不光是你的侄女，还是人骅的妻子，是军人家属。”邓颖超的话刚说到这，周恩来连连摆手：“我放心了，是随军人调动的。”自己的婚事伯父伯母操心不少
在步入工作岗位后，周秉德面临着谈恋爱的具体问题。对侄女的终身大事，周恩来夫妇操了不少心。邓颖超常常提醒周秉德：“对方最好工作表现不错，群众关系好，但也要考虑他的家庭可靠。”周恩来也曾跟侄女谈到自己的恋爱观，他说，找终身的伴侣要志同道合，人生目标要一致，这是最重要的，其余都是次要。在晚年，周秉德回忆说，伯父不仅仅是我的长辈，还像一个知心的友人。
1958年夏，周秉德母亲的一个朋友将自己的一个亲戚介绍给周秉德，对方是在莫斯科留学的大学生。没上过大学的周秉德也希望找个大学生当自己的“老师”，便打算征求一下伯父与伯母的意见。“你的婚姻问题能不能在25岁以后解决？我们中国人口基数大，要实行计划生育，从你们这一代开始要提倡晚婚。你看，晚点成家如何？”向来听话的周秉德爽快许应后，伯父的脸上浮现出由衷的笑容。
另一次，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和丈夫金山到西花厅，孙维世留苏的妹妹孙熙世夫妇也来了。此外，孙熙世还带来了她留苏时的一个男同学。用意不言自明，是要介绍给周秉德的。看到他们来，周恩来很高兴，他掏出钱，说：“我今天有事，没时间陪你们了。维世，你带他们到四川饭店吃顿饭吧。”周秉德回忆说：“好像我与留苏学生特别有缘。但由于当时的时代原因，我没有征求伯父、七妈的意见便主动终止了交往。”
不知不觉，周秉德已是25岁的大姑娘了。有一天，聂荣臻元帅留苏回来的女儿聂力出于关心，也把自己的同学推荐给周秉德。在接触中，两人谈得很投缘，感觉对方很适合自己。但是，当时中苏关系紧张，邓颖超用比较严肃的语气开导周秉德：“现在中苏关系紧张，你现在交往的这位朋友在苏联上过学，在那里有许多熟人，一旦你俩成了夫妻，经常出入西花厅，会不会无意间被苏联克格勃所利用？”伯母的话虽没明确表态反对，但理智的周秉德没有一点犹豫：“您放心，我再也不会同他往来了，再喜欢也断这门亲事。”
1963年，已经26岁的周秉德还待字闺中，周恩来的老警卫秘书何谦见青年军官沈人骅已30岁出头还没对象，便决意为周秉德牵线。见面后，周秉德对沈人骅第一印象不错，对方英俊、谦和、稳重、正派，有知识，是党员，有技术，会4国外语，家庭背景好。
周秉德认识沈人骅后，就一五一十向伯母讲了对方的情况，请她参谋。一听说沈人骅的祖父是沈钧儒，邓颖超脸上露出了笑容：“这家人我们太熟悉了，他的爷爷是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他的爸爸是西城区的人大代表、中南海门诊部的内科主任，他本人在部队表现很优秀。这样的人家，用不着再了解。”
第二年国庆节那天，周秉德与沈人骅结了婚。“伯父欣喜地送我们一件礼物——一张七妈在庐山拍的21英寸的大风景照。画面上的云雾似在流动，两个凉亭在云间若隐若现，十分传神逼真。我十分珍爱。直到今天，我的床头还依旧挂着这张照片。那天，七妈像嫁女儿一样，准备了好些既漂亮又实用的东西，并不顾身体虚弱，带着秘书张元阿姨登门道喜。”
婚后，周秉德就搬出了中南海，“但伯父、七妈的关爱都始终如阳光一般沐浴着我。后来的几十年，我也从未间断去看望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