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春，贺龙与夫人薛明(左起)、二女儿晓明、大女儿捷生、小女儿黎明、儿子鹏飞在重庆。
我们的父亲贺龙：采访贺龙的女儿贺捷生、贺晓明、贺黎明
采访时间 2001年7月
采访地点 北京 贺捷生、贺晓明、贺黎明的寓所
采访对象 贺捷生 贺龙与蹇先任的大女儿 原中国军事学院
百科部部长 少将
贺晓明 贺龙与薛明的女儿 时任深圳置地集团董事长
贺黎明 贺龙与薛明的小女儿 时任北京万高集团董事长
采访记者 张小琴 赵 曦
长女贺捷生
贺龙有四个子女，都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贺捷生，现在已60多岁了，儿子贺鹏飞，生前是海军中将，于2001年12月因病逝世。二女儿贺晓明，三女儿贺黎明。
1935年11月1日，湖南桑植县冯家坳的一户农民家里，传出了一声婴儿的啼哭，贺龙为他的第一个孩子取名贺捷生。
记者：贺大姐，您的名字很有意思！您是贺龙将军的长女，听说这个名字还是肖克将军给起的，当时是为了庆祝红二、六军团的大捷才给您取了这个名字，对吗？
贺捷生：我这个名字是当时任二、六军团长的肖克同志给起的，主要包含两个意思，一个是纪念二、六军团会师取得了湘西反围攻和反“围剿”的一连串胜利；另一方面，当时正在进行长征的准备，也希望红军长征后继续取得胜利，就是一种愿望吧。在中国老百姓当中，对家里的小孩取名字还是挺讲究的，现在的小孩取名字，有很多父母要查大量的字典，大多数的名字当中都有一定的含义，都包含了父母的祝愿和希望。我的名字和姓连在一起就更有意义了，就是因为姓贺，捷生，捷，就是大捷，就是祝贺胜利的时候生的。总之我对这个名字是很满意的，它反映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对革命前途的乐观态度，同时也寄托了他们对革命战争的希望和必胜的信念。
王震同志知道我降生后，就给我父亲拍了一个祝贺的电报，当时我父亲正在前方打仗，红军第二、六军团取得苏区反“围剿”作战胜利以后，又打了一连串的胜仗。
父亲得知我降生很高兴，请大家喝了喜酒，说是双喜临门。一方面是庆祝打了胜仗，另一方面，当时父亲已经人到中年，膝下没有子女，生了我当然很高兴，但还是忧心忡忡，要开始长征了，怎么抚养我，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父亲从前线回来以后老是抱着我。
当时我妈妈就说：“你刚回来很劳累，不要老抱孩子，休息休息。”
父亲说：“现在不多抱一会儿，以后要是想抱都抱不上了，那个时候就后悔了。”
总之生了我之后，父亲又高兴又有一种离别的伤感。听说父亲比较喜欢男孩，有人当时就建议说从邻居那儿换一个男孩吧，妈妈说要等父亲回来以后征求他的意见。父亲回来后，有人就跟他说到邻居那儿换个男孩儿，父亲说不换不换，那不是我的孩子。我非常感激父亲没有把我换给别人。
长征中年龄最小的人
1935年的11月19日，红二方面军从湖南桑植县的刘家坪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出生18天的贺捷生，成为这支出征大军中最小的成员。
记者：您当时是红军里面最小的一个走完长征全程的人，也算是一个老红军了，在路上一定经历了很多的惊险吧？当时的条件艰苦，听说那时候您满身的皮肤都溃疡了，刚开始的时候还有战马驮着，后来战马丢了，您父亲还差一点把您给丢了？
贺捷生：当时我父母考虑把我寄放在一个亲戚家里，因为长征要打仗，带着我不方便，那个亲戚当时当面答应了我父亲，说，孩子太小了，我回去和我老婆准备一下，再请一个奶妈，过一个星期我再来接孩子。过了几天以后再去找他，就看见他门口挂了一把锁，问左右邻居，大家都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说他已经走了好几天了。没有办法，父亲考虑到反动派不会放过我们这些孩子，就说算了，还是带着捷生走吧。妈妈当然是更舍不得孩子了，说我们革命就是为了孩子们，不能把捷生丢下。就这样，我在父亲母亲和前辈的关爱下踏上了长征之路。
长征路上所面临的饥寒交迫就不用多说了，当时的环境十分险恶，前有敌人的堵截，后有敌人的追击，天上有飞机轰炸，可以说每天都是在枪林弹雨中前进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连一般婴儿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没有，吃奶喝水都是有一顿没一顿的，更不可能经常洗澡、换衣服、换尿布，结果满身皮肤都溃疡了，流水流脓，也没有更多的药品可以治。后来衣服破了、短了，因为人长大了，没有衣服穿，艰苦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记得有一个姓陈的叔叔当时就给我准备了一块白布，说如果捷生不在了，不要让她光着身子没有衣服穿，还是用布把她包好。
红军长征到川西康定一带，路比较难走，人烟稀少，物质条件也就更差，因为是贫穷闭塞的边远地区，也是少数民族的居住地。有一天部队住在一个破庙里，我和母亲就睡在放贡品的桌子上。晚上，巡查的红军发现战马没有了，而且丢得无声无息的，这种事情发生得很奇怪，当时是不可能有人偷的，因为内部不会有人偷，外面又没有人来。即使外面的人偷了，也不可能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走出去。所以红军当时就说要监视一下，看这是怎么回事。第二天晚上巡查就发现动静了，大家一下子都跳起来，赶出去发现是一群像猴子一样，又比猴子大一点的动物，这些动物很灵巧地把拴马的绳解开，就把马牵走了。这让红军指战员大吃一惊，想象不出来这是一件什么事情。父亲当时就非常奇怪地说，猴子当过弼马瘟，所以马见了猴子就不敢叫，也不敢动，就乖乖地被它牵走了。丢了马就更困难了，因为放我的筐子就在马背上面，马跑掉了我也没地方待了，就得让人抱着。我母亲当时身体也不太好，父亲就说我来抱。父亲当时的衣服比较大，就把我揣在怀里，一路上就这样走着。后来遇见了敌人，父亲就忙着指挥人员撤退打仗。
等到那个紧张劲过去了以后，突然就有一个叔叔说，你们的孩子多乖呀，一直都没吭一声。这时父亲才发现胸前已经没有孩子了，当时把他吓坏了，就马上折回去找。那时已经走了十几里地了，返回来的时候遇见一群伤兵。
我父亲就说：“你们看到我的孩子没有？”
他们想总指挥40来岁了，孩子最起码得10多岁了，就说：“没有，没见着。您孩子在哪个军团、哪个营，干什么的？长得什么样？”
父亲走了几步回头说：“是个婴儿。”
“哦！小孩呢我们捡了一个，也不知道谁把小孩放到荒郊野外，不冻死也得饿死，或叫狼叼走，是我们红军的孩子，还包着军装呢。我们准备走到有人家的地方再把她放下。”一位伤病员说。
父亲一听那肯定是我了，就马上过去把我抢过来抱着。当时我摔在草上面，要是摔在地下，或者悬崖底下就没有今天的我了。
苦涩的童年
“走的那天，父亲到老乡家里来接我。我以为父亲又带我骑马，高兴地扑进他的怀里。他骑在马上，把我紧紧搂在怀里，慢慢地兜圈子。天，突然下起了小雨。父亲一直没有说话，好像全然不知。贺炳炎叔叔不知从哪里听到了消息，跑来一把抓住父亲哭喊：‘你要让孩子去送死啊？！’父亲说不出话来，猛地将他甩开，策马狂奔……”
——贺捷生
记者：长征结束后，您两度被寄养在老百姓家里，您童年的印象是什么样的？您那时候想父亲、母亲吗？后来您被接到了父亲的身边，在延安和父亲在一起相处的时间有多长？
贺捷生：到了延安之后，因为我妈妈是在延安总政治部工作，我父亲当时的部队驻扎在离延安两百多公里的地方，妈妈一个人带我。当时延安的条件非常差，我的身体又不好，妈妈就只好把我寄放在边区的老乡家中。当时我经常从炕上摔下来，满身都是伤。后来养父母怕我再摔下来，就用一根绳子把我从腰上拴着，我就只能在炕上爬来爬去，有时候就趴在窗户上往外看。我当时是非常想念爸爸妈妈的，看到窗户外面穿军装走过的男同志就叫爸爸，女同志就叫妈妈。他们就跟我说：“捷生啊，你认错了，我不是你爸爸，我是叔叔。”听后我就大哭大闹。后来他们怕我哭，所以走过去的时候就不理我。我当时就想是不是我大哭大闹爸爸不理我了。
一次父亲到延安来开会，就来看我，看见我身上到处是伤，我那时候大概也不太会说话，就会指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
这是我小时候跟父亲在一起最长的时间，大约有10个月。白天，我就在司令部的院子里自己玩。晚上，由被服厂的女工带我去睡觉。父亲打完仗回来，就爱逗我玩，有时来了客人，他会把我挟在胳膊底下，给客人倒水。后来，就把我放在一个老乡家里。父亲有空就来看我，有时，他会带我去骑马。他总爱拿胡子蹭我的脸，我痒得格格笑，父亲就高兴地哈哈大笑。
在父亲身边过了两三个月，我身体慢慢地好了一点，但还是老生病，父亲就把我寄养在一个懂中医的老乡家里，我还记得大家都叫那个老乡“付胖子”，我就叫他胖子叔叔。胖子叔叔很耐心地哄我吃很苦很苦的药，还教我认爸爸妈妈的名字。胖子叔叔有时候会带我到爸爸的指挥部去，把我抱到那个门口一松手，我就踮着小脚丫往里跑，父亲不管有多忙，一见到我就放下自己的工作，逗我玩一会儿。到了吃饭的时候还很耐心地一口一口地喂我。有时候哨兵叔叔故意逗我，不让我进去，一定要让我说出来是找谁的，才让我进去。因为那时候想找父亲的心太急了吧，本来是想跟叔叔说我是来找爸爸的，可是一着急呢就说找你爸爸的，逗得他们直笑。
寄人篱下的生活使这个聪明的小姑娘从懂事起便明白自己在家庭里的地位与其他孩子不同。她小心翼翼地生活着。家务事抢着干，吃饭时从不与养父母家的孩子争。读书时，她比其他孩子都用心。湘西的山区，贫穷而潮湿，由于没有足够的营养，先天不足的小捷生总也发育不起来，像一棵长不大的小树，矮矮瘦瘦、病病怏怏。直到解放后父母才把她从湘西找回来，那时她已经是一个患有严重关节炎、瘸着双腿的15岁的少女了。
记者：据说您的童年大部分都是在寄养中度过的，为什么爱您的父亲要将您寄养到别处？
贺捷生：因为当时的条件很艰难，父亲为了让我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生活环境，能够读书，就决定托两个跟他一起参加南昌起义的老部下，也就是他的把兄弟，一个秦光远，一个区玉平，把我带到湘西老家去抚养。走的那天，父亲到老乡家里来接我。我以为父亲又带我骑马，高兴地扑进他的怀里。父亲像往常那样，用胡子蹭蹭我的脸，痒得我格格直笑，但是父亲没有笑，他骑在马上，把我紧紧搂在怀里，慢慢地兜圈子。天，突然下起了小雨。父亲一直没有说话，好像全然不知。我有点害怕，似乎意识到了一点什么，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贺炳炎叔叔不知从哪里听到了消息，跑来一把抓住父亲哭喊：“你要让孩子去送死啊？！”父亲说不出话来，猛地将他甩开，策马狂奔……
我记得父亲后来跟我说，当时长征那么艰苦，小孩都已经带过来了，如果再有个好歹……因为我后来得了大肚子病，也有点鸡胸，而在延安没有药品，物质条件差，所以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就太可惜了。所以就想我出去能把病治好，能有一个安定的环境，能够有一口饱饭吃，能念书。我想我父亲当时就是这么想的。记得我离开的那一天，就在要走的时候，我父亲说：“你跟这两个伯伯去骑马，爸爸在下面看着。”我就信了，就跟着他们去了。越走越远，就要看不见了，我就大哭大闹，就这样我离开了父亲。
当时有一个叔叔也在西安养伤，说我到了西安也大哭大闹。大概我哭的声音，喊叫的声音，他们都听熟了，一听就知道捷生来了，一定是老总又把她寄养出去了。
记者：能说一说您寄养生活的经历吗？
贺捷生：不说了，因为你们都没有寄人篱下的生活经历，所以无法理解那种心理，而那种心理也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因为我在别人家里，不是说人家歧视我，是我自己感觉这不是我的家。所以在吃饭的时候，人家要是不叫我，我就躲在门背后，人家要叫我，我就过去吃，吃也不敢像在家里一样肆无忌惮地一边吃一边玩。
记者：被寄养11年后，您才被接到重庆，回到父亲身边。那时您第一次见到薛明同志，见到妹妹们，您有回家的感觉吗？你们姐妹相处得融洽吗？
贺捷生：应该说我们姐妹从没为什么事情争吵过，半个世纪了吧，我们从来没有为什么事情争吵过，都很团结，而且对每一件事情大家都是同心协力地来做。特别是父亲去世以后，我觉得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都很默契。她们也很谦让，具备一些很优秀的品质，比如说她们很善良，对自己的工作也很投入，学习也都挺好的，晓明也应该说到了半百年龄了，还去中华大学上学，都挺积极向上的。黎明工作也挺繁重，但是对老人很孝敬，现在特别是鹏飞弟弟去世以后，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团结了，像我们的弟媳妇我们也更应该关心她。毕竟都是父亲的孩子，而且我们都是党员，都是受党的教育，都是在革命队伍里长大的。
共和国的第一任体委主任——贺龙
贺龙元帅在体育界是很出名的，当时流传他说的一句话：“三大球搞不上去，我死不瞑目。”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当中国乒乓球队第一次登上世界最高领奖台的时候，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和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具有同样的意义，因为那是中国体育傲视世界体坛的第一步。
记者：大家都知道贺老总是咱们新中国的第一任体委主任，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得到振兴，中国人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据说，您父亲过去一直就很喜欢体育运动，您能说说他和体育的渊源吗？
贺晓明：爸爸是第一任体委主任。当时任命他当主任的时候他没在北京，而是在西南，在国家还没有这个机构的时候，西南军区就已经有了专业的体工队了，篮球、足球都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爸爸对体育的那种热爱、执著。在我们家的纪念馆里有一个石头锁，就是过去老乡一个棍插进去的那种石锁，那个石锁就是爸爸练臂力的一种运动器械。以前在红军时代他就有体育锻炼的习惯，比如说武术、棍棒。所以在他一生中，对体育已达到了痴迷的程度。我在看书的时候无意中发现，我父亲是1896年出生的，那一年就是奥运会的第一年，这很巧的。然后他又做了共和国的第一届体委主任，所以我觉得他和体育绝对是有缘分的。体育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体育。
为了搞好体育，他带领考察团出国考察，考察苏联的体育建制是什么样的。回来以后结合我们自己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一套完整的计划，体育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增强人民体质服务，这就是群众体育。设立了国家体委、省体委、地区体委的编制。
记者：1962年中国运动员成功地登上珠穆朗玛峰，这是建国以后新中国体育史上一次比较大的举动，是贺龙元帅亲自组织、安排的。那时候他还找到了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专门批了外汇到瑞士购买所需的物资，投了巨额资金。您了解当时的情况吗？
贺晓明：了解一点。当时大家都很奇怪，不理解为什么要去登山。在很早以前和苏联有一个计划，苏联后来不做了。我们怎么办呢？我爸爸就去找刘少奇主席，详细汇报了这个项目。体育是一种标志，是一种民族精神的标志。1962年，刘主席批了很大一笔外汇，专门派飞机到瑞士去买设备、衣服、靴子、帐篷。国家下了很大的决心，现在看来只有几十万，但1962年，就是巨额投资了。
登顶成功了，那种心情，我现在刚刚体会到一点，很像申办奥运成功的那种感觉，高兴极了。
父亲认为体育是一种标志，是一种民族精神的标志。如果我们体育成绩上去了，就会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谁也不敢小瞧我们中国人。登山是有死亡界限的，高过多少米，就是死亡界限，你不可能不用氧，但是当时他们已经超过这个界限很高了，他们完全没有考虑这些，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后来人民大会堂组织了报告会，《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文章号召各行各业学习登山运动员的这种精神。
乒乓球运动，国家体委也是打了很重要的一仗。当时的对手是日本，还有匈牙利，一个东方，一个欧洲，是两个比较强的国家。
父亲在体育界是很出名的，当时流传他的一句话：“三大球搞不上去，我死不瞑目。”这绝对不是一句随随便便说的话，他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再给他一点时间，我们的体育情况还会更好的。
记者：贺老总这么爱体育，那时候您、哥哥、妹妹都是朝气蓬勃的小孩，是不是在体育方面对你们也有很大的影响啊？
贺晓明：那是绝对的。因为受环境的影响，哥哥打篮球、踢足球，这些项目他都很优秀。他还一直是三铁运动员，标枪、铅球、铁饼，他是有纪录的，参加全国少年比赛。在北京市他的标枪纪录连续好多年都没被打破。冬天就滑冰，打冰球，在院子里搞一块冰，看见电视里有冰球比赛，就买来冰杆，学着打冰球。夏天全家一起游泳，游泳除了锻炼身体以外，还是一种求生的方法，所以他就经常带着我们去游泳。打乒乓球呢，父亲年纪大了，他又很好胜，就拿起球在桌上颠，颠起来又高又慢，然后他一拍子挥过去，叫抽球。我当时打不过他，还说他赖皮。
我记得1954年在北京，冬天我们都买了冰鞋到什刹海去滑冰，很好玩。在冰上可以做各种动作，有各种游戏。爸爸妈妈有时候在北海散完了步，就走到冰场边上看我们玩。我们就拉爸爸也下来滑，他也很高兴，说我这么大年纪了怎么上冰。我说，爸爸你别怕摔跤，前面放一个枕头，后面放一个枕头，摔不着你。因为当时我从动画片上，看见一个小熊滑冰怕摔跤就这个样子。他也想试试，但荣主任不让他滑，怕他摔坏了。
爸爸这辈子有一个他最爱的活动——钓鱼。他迷得不得了，还带好多人去钓鱼。大家都知道他喜欢钓鱼，好多外交部的同志出国回来给他送鱼线、鱼漂。父亲有时候外出，到山里头，他看到竹子好，就自己砍竹子做鱼竿。所以他的渔具特别多。
父亲钓鱼很有耐心，鱼食也特别讲究，他钓的鱼也不是自己吃，他一路钓，一路都送完了。说这鱼大，给总理送去。就这么沿路送，各家都送。
记者：听说您游泳很出色，是怎么学会的？
贺晓明：我不太记得谁教我了，我就跟着游，就这么会了。后来真是有名师指导，那时主席经常在北戴河游泳，他那么大年纪出来游泳是应该有人陪的，因此爸爸就从体委调人来了，那时候有一个陈教练，是个女的，是我的老师。她除了陪主席游泳以外还教教我们，很认真地教我们，从头教，一招一式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游得很不错了。
1965年我在北京大学，9月1日开学，天气比较热，课余的时候就和同学一块儿去游泳。我在游泳池这么一游，体育系的老师就来找我了，说你游得不错，专门学过吧？我说是，于是就让我参加了游泳队。
我当时玩心很重，不愿意参加。我要参加篮球队，我爱打篮球。老师说明年大学生运动会，你准备一年，参加全国比赛好吗？为了要让我参加游泳队，这个老师很花心思。他找别的同学来动员我，说游泳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和品质。就这样我就去游泳了。后来“文革”开始了，这个运动会就没了。
十年浩劫中的贺龙一家
十年浩劫，贺龙没能幸免。
1969年5月上旬，贺龙病情再次恶化，连续摔倒7次。6月9日7时许，在被允许的情况下送往301医院。当日15时04分，含恨而逝。
记者：“文革”时期，周恩来总理亲自把贺老总接到家中保护起来，但您父亲还是被林彪、“四人帮”逐出了中南海，你们一家完全落入了林彪、“四人帮”的魔掌……贺老总受到不公的待遇，长期被关在西山。那时候您父亲有糖尿病，听说当时造反派还给他注射葡萄糖？
贺晓明：我们家在“文革”时，情况是逐步变化的，后来越来越恶化。在西山有一个地方，叫“象鼻子沟”，就安排父亲到那儿去休息。但是在那里住下来情况就变了，从休息变成监护，最后就是监狱了，就是这么一种状态。
我在北大时有人告诉我，说我父亲可能在西山，但是具体地方不知道。我就到颐和园去游泳，或者到红山口，那有条运河，在那儿游泳，经常望西山。知道大概地方，但是找不着，什么消息都没有。
据我妈妈后来讲，他们在西山的时候，造反派来送饭，把饭盒“啪”扔到桌子上，从不给好好放。有一天，这个饭盒就扔在地上了，再找他们要，不给，你不吃就饿着。父亲还有病，怎么能不吃饭呢？
我妈妈就蹲在地上，一点一点把干净的米拨到饭盒那个盖上，就这样给爸爸吃。有病不给治，给你治病的时候，反着给你治。比如说你发烧了，应该吃降温的药，他给你吃升温度的那种药。还有糖尿病的人最怕葡萄糖，他们就给你注射葡萄糖。病人情绪必须非常好，不能受太多的刺激，可他们天天喊，说你是反革命，那种情况下怎么能治病呢？就这么慢慢拖下去，爸爸的身体越来越差。
记者：“文革”期间，父母被隔离，你们兄妹长期不能与他们见面。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什么时候？您能说说当时的情形吗？
贺晓明：当时我在大学，专案组的人到学校去找我，说要接我出去。他们通知我说总参的人要你到城里去谈谈话。当时我就一愣，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只能跟着他们走。
上了他们的车，出去以后开的方向根本就不是进城，是到运河边。在车上，他们才告诉我，是专案组的，说你爸爸今天犯病了，接你到医院去看看。
我当时就觉得坏了，一下脑子都蒙了。我想他们为什么这次说叫“爸爸”，以前一直就是骂，带上好多定语在骂。为什么这个人说是“爸爸”呢？我估计爸爸可能是不行了，要是活着，这些人能让我们见面吗？到了医院，妈妈已经在那儿了，我爸爸去世的时候妈妈也不在身边，不让她陪着去医院，她只比我早到了一会儿。
后来，造反派就把我和哥哥单独叫到一边，很官样地通知我，说我爸爸得的是什么病，什么时候犯病的，什么时间去世的。我当时眼泪哗地就流下来了。哥哥就捅我，很严厉地说我，怕我控制不住。我也知道很危险，这叫政治表现。你流着眼泪，还要让你划清界限，让你表态。
哥哥出了许多汗，汗水哗哗哗的，一个劲地往下流。他就抽烟，待了还不到两个小时，就抽了两包烟。我现在想女孩子流眼泪，男孩子的眼泪都变成汗了。
后来有人来告诉我们说：“准备好了，你们去看一下。”在301医院的外科大楼，我们先看到了妈妈。那是六月份，北京很热，妈妈还穿着厚厚的毛衣、毛裤，因为她的身体太弱了。妈妈一边拉着我，一边拉着哥哥，那时候我妹妹黎明还在陕西插队，没通知她。姐姐跟在我们身边，我们就这么一路走过去，病房两边的门都打开了，病号在看，不知道怎么回事，或者是知道了，都在看。妈妈就使劲捏我的手，不能哭。
从那一刻起我就没眼泪了，好奇怪，就没眼泪了。到了病房，床上就是一个白被单压在爸爸的胡子上面，头发也梳过了。一看我就知道是他，但什么都不能说。旁边有一个人在那站着，负责记录。就这样站了几分钟，我觉得我们都很吃力，确实很吃力。后来妈妈很冷静地问了一句：可以了吧？就带着我们出来了。
(贺晓明哭了……)
贺晓明，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文化大革命”中在贵州东南部某县教育局工作，后到山西卫生局。粉碎“四人帮”以后回到北京，调任外交部工作，后来去了近代史研究所。1980年入伍，1988年转业到深圳经商。
威严的父亲
贺黎明是1949年在延安的窑洞里出生的。从懂事以后她就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记者：您是1949年在延安的窑洞里出生的。懂事以后您就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跟其他兄弟姐妹相比，您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最长。我们知道您父亲习惯留胡子，非常威武，您最初的记忆里，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您对父亲记得最清楚的是什么？
贺黎明：我父亲本身结婚就比较晚，父亲和我妈妈相差了25岁，我妈妈那时是延安县长，也是组织介绍的。他们一天到晚地打仗，南征北战，根本没时间找对象，当时是彭真同志介绍的。
父亲留着小胡子，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少有的几个允许留胡子的人，非常威武。
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父亲是一个非常慈祥、和蔼可亲的人。但周边的人，包括工作人员、秘书见了他，有的时候说话，舌头都有点僵硬，打不了弯。我当时就觉得挺奇怪，为什么他们这么怕我的父亲？他威严在什么地方？我觉得他很亲切。
比方说，我15岁的时候入了团，我妈妈就很高兴，就告诉老爷子说咱们“幺女”入团了，老爷子一听就很高兴，把我叫到一边去，拿了一个小的半导体收音机，说，这是你入团的一个奖励，要好好学习，争取进步，积极靠拢组织。我妈妈在旁边说，不要搞物质刺激。我们老爷子就笑一笑，家里气氛是比较和谐的。
我们家孩子们的名字很有意思。因为我爸爸名字里有一个“龙”字，我妈妈名字后面有一个“明”字，当时毛主席就说，将来你们要生一排小龙，再生一排小明。这样生到儿子就叫“龙”字，生个女儿就应该叫“明”字，所以就叫晓明、黎明，人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就跟人家解释，我哥哥贺鹏飞的小名就叫小龙，我姐姐的小名叫小明，我的小名叫幼明，意思是我们家又来了个女儿，延续我妈妈那个名字。
记者：您看到您父母之间的关系，他们彼此之间说话做事都很融洽，能通过什么事情表现出来吗？
贺黎明：他们之间非常默契，彼此互相关心。我妈妈脾气比较温和，性子比较慢，处理问题也比较周全一些。所以我一直说我妈妈是我们家的政委，我爸爸是我们家的司令。
如果我爸爸生气了，对工作人员发脾气，我妈妈当时不会说什么，等到我父亲气消了以后，他们两个人在院子里散步，就一边走一边说。我知道那是妈妈在做爸爸的思想工作，在跟我爸爸聊天。妈妈都是用一种比较温和的策略和我爸爸谈一些事情，我从来没见过他们吵架，从来没有过。在家里，爸爸他既是一个好丈夫又是个好爸爸。
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夜里我给弄醒了，我眯缝着眼，一看是爸爸。爸爸手比较重，在笨手笨脚地给我盖被子。妈妈出差了，他来给我盖被子。我没出声，假装睡着了，因为我一醒了就证明他失败了，你盖被子都给我盖醒了。因此我就没出声，其实当时心里很感动。
吃饭时爸爸要求我们不许掉一粒米粒，饭碗要吃干净，什么菜汤啊，菜叶子啊，绝对不可以掉在饭桌上。我们家除了自己家的成员，还有烈士的孩子，以及一些老同志的孩子，吃饭时通常是两桌。我们吃完饭自己收拾碗、盘、勺、筷子。谁吃完，谁就把自己的拿走，桌子上干干净净。
爸爸讲一粒米从播种到收获要经过28道程序，你们要知道农民的辛苦。
1965年，我爸爸主持国防科委工作，那一年他带我们去东北，我想就是去玩。夏天去东北挺凉快的，是个好事。但是没有想到那个暑假，天天跟着他一起参观军工厂、飞机制造厂，天天开会。爸爸要求我们跟着他，一块儿站着听人家给我们解释，如果我们稍微有一点走神，他胡子就翘起来了，拐棍就要上来了。
这个拐棍是用来敲的，所以我就觉得他很威风，就连我们家的动物都知道要怕谁，要欺负谁。比方说我们家一般都会养一些狗、鹦鹉什么的，还养过猴子，这些动物见了他都很害怕。这就很奇怪，父亲从不喂它们。我们家的狗见了他就会趴在地下，猴子见了他就会献媚，拿着小爪子去勾他的拐棍。但是那些狗、猴子见了我就会欺负我，就冲着我呼呼呼的样子。只要父亲一散步走到那儿去，它们都规规矩矩的。
记者：您刚才说到父亲是一个很威严的人，而在家里却又这么让孩子喜欢，这两种性格在他身上是统一的吗？当时去你们家的这么多孩子和您父亲之间的交往怎么样？
贺黎明：我们这个家是一个很和睦的大家庭，其实常住在家里的只有我哥哥、姐姐还有我，但除此之外我们家还多出来了两倍甚至三倍的人，一些老同志的、烈士的子弟，还有的是一些在外地工作的同志的孩子在北京上学，一到星期六、星期天就到我们家来，就住在我们家，所以非常热闹。
我记得当时罗荣桓同志因病去世以后，我父亲对他的儿子罗东进很关心，经常会问一问他的学习情况和工作情况。张鼎丞的女儿也是我们的邻居，我父亲都会问他们在哪个学校上学，学习情况怎么样，在政治上是不是积极要求进步，对他们都很鼓励。包括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父亲都会替他们去做，就是一些我们看起来很不起眼的事情，他都会想到，都会去安排。
我们家一到周末的时候都会去看电影，夏天就在院子里，冬天就在工作人员的食堂里。周边住的有罗荣桓元帅家、张鼎丞一家，还有刘伯承元帅、陈老总、罗瑞卿，还有谭震林、宋任穷他们几家都住在那个院里，还有彭真家。一到星期六，这些孩子们都会主动打电话来问晚上演什么电影，到时候大家都过来了。
业余时间大家会一起锻炼身体，一起玩，无拘无束，你到我家来，我到你家去。玩累了，我就会跟林月琴妈妈说：林妈妈，我今天在这儿吃饭了。等于我既是我爸爸妈妈的孩子，也同样是这些老同志的孩子。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包括现在就像宋任穷的爱人，还经常来看我妈妈，他们的孩子也和我们都保持着一种非常好的关系。
父亲对我们的要求是很严的。注重孩子们德、智、体全面发展，培养孩子们不怕苦、勇于克服困难的拼搏精神。
那个时候，夏天我们去北戴河，我哥哥他们那一辈的，包括像万里同志的儿子、陈老总的儿子，他们一起踢足球，跟苏联专家的孩子们在一个足球场上，无意中开始对垒了。当时苏联专家的孩子很傲慢，觉得他们肯定技术要好，本来是玩，最后就变成了一种正式的比赛。
他们踢完第一次球以后，回去跟我爸爸讲，说他们今天是跟苏联孩子在一起踢球。还约好了下一次进行一次正式的比赛，老爷子就对他们的比赛很认真。
我记得那次正式比赛的时候，除了主席不在北戴河，在北戴河的这些常委都去看了。我们都属于拉拉队，全场给他们助威，那场球好像是踢平了，没有赢人家。但是我们敢于去拼搏，在竞技场上不能输给外国人。我父亲就要求我们要勇敢，要勇于克服困难。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能够克服那么多困难，一直坚持活下来，我觉得跟过去的那些教育是分不开的。
记者：您父亲在任国家体委主任期间对运动员非常关心爱护，您能说说具体的情况吗？
贺黎明：当时荣高棠是体委副主任，做具体工作。有关二十六届乒乓球的赛事，都会及时地反馈给我父亲，他口才好，讲得非常生动。然后我父亲说自己的看法，具体到庄则栋、李富荣等人，他们应该如何如何打球。
一旦这些运动员归国回来以后，老爷子就去体委看他们。当时我们家住在北戴河，就请他们到北戴河的家里来做客。我记得当时请运动员吃西瓜和桃子，都是用筐子抬到会客室里来的，因为运动员太多，整个国家队都请来了。
记者：父亲对你们很慈爱，但他是不是也有比较严肃的时候？或者说您对他有点畏惧的时候有过没有？
贺黎明：我觉得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当时有两条路线的说法，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还是跟着毛主席的，这两条路线的斗争。
当时我哥哥在清华，清华大学那时候派系斗争也是很严重。有一次哥哥从清华回来都很晚了，连饭也没吃，爸爸妈妈已经睡觉了，听说他回来了就都起来，看着他吃饭，问他学校的情况。父亲就问他，说你是跟着毛主席还是跟着谁？我哥哥吃着饭就心不在焉，说，那还用说吗，这是根本就不用谈的事情。
那时候我觉得父亲很严肃、很认真，他说那你要亲口告诉我，你跟着谁走。必须要让我哥哥说出来是跟着毛主席。不说出这几个字，老爷子就跟他过不去。当时是有点要发火了，我非常害怕他发火，因为他很少发火，所以他一发起火来就比较吓人。
还有一次我记得比较清楚，我们去军队的一个马场，父亲很喜欢培养我们的勇敢精神，就让我们去骑马。那时候我也就十三四岁，有点害怕。我哥哥倒是很好，走了几圈以后，他就已经可以骑着马跑了，我就不敢，一直不让那个战士把马缰绳松开，就这么遛达。在上面哆哆嗦嗦的，时不时的还要发出一点尖叫，老爷子就在底下骂人了。具体说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就知道他的声音很严厉了。我马上就坐得好好的，也不敢叫了，非常认真地来做这个动作。他绝对不允许你怯懦，你有一个过程可以，但是你要表现得很认真。
记者：看您小时候的照片都梳着长辫子，是不是父亲特别喜欢你们这样打扮？
贺黎明：对，十一二岁的时候，我们每年夏天都要去北戴河，都要照相，我们的父亲最喜欢的就是我们的长头发，他说女孩子的这种长头发，是中华民族的一种象征。所以你看当时我是这么长的辫子，父亲就特别喜欢，绝对不让剪，我姐姐也是这样的大辫子。
记者：那您离开父母是什么时间？
贺黎明：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时候还好。到了年底的时候江青、张春桥他们“四人帮”就已经蠢蠢欲动要打倒贺龙，打倒“大军阀”“大土匪”。
我父亲在新六所住，已经不能在家住了。那时候父亲给总理打电话，希望中央给他一个说法，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大字报？出现这种大标语？到底是为什么？这个不像是一般老百姓能够做出来的事情，在人民心目中贺龙元帅是个什么样的人，大家应该有数的，如果不是有人指使，不会贴出这样的大标语。
所以他要总理给他个说法，到底是为什么？一天，夜已经很深了，父亲跟总理联系好了，从新华门到总理家，然后在总理的西花厅住了一个星期，等着总理谈话。大概住了有三五天以后，总理说让孩子们先回去，该复课就复课，该参加学校的运动就参加学校的运动。说你们老两口在这儿，要保证你们的安全。这样我和我哥哥离开了中南海，从那儿以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们。
记者：跟父亲分别的时候您还记得吗，情况怎么样？
贺黎明：当时我没把这个事情看得特别重要，但是我觉得他们老两口有感觉。因为我记得我妈妈给了我一张支票，一个600块钱的存折。我说我拿这个钱干什么？母亲非要给我，她可能已经感觉到“文化大革命”的这种残酷性，然后父亲就把他戴的一块表，摘下来要给我哥哥。我哥哥说，你自己留着吧。没当回事，我还说：爸爸妈妈再见。
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我们就走了。结果这600块钱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从那以后父母就跟我们分开了，就失去联系了。
后来我到陕北插队，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是被跟踪、被监视的，就像做地下工作似的。那时已经不姓贺了，我姓李，叫李红，我姐姐叫李列，我哥哥叫吴亮，不能叫贺鹏飞，因为那时贺鹏飞在北京很有名气，我们就叫他胖子、老胖子。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家孩子都是叫他胖舅。
记者：后来再得到父母的消息是什么时候？
贺捷生：通知我们认领骨灰，我们就去了八宝山，换骨灰盒，然后就说是把它存放起来。直到1975年骨灰安放仪式的时候，那时总理已经得了癌症，邓妈妈在休息室里跟我妈妈说：“薛明啊，总理身体不好，他今天就不来了。”但是没过一会儿总理就出来了，是带着抢救小组来的。很远就听见总理叫我妈妈的名字，抱着我妈妈就哭，说他没有保护好我们。
贺黎明：父亲去世时我根本不知道，因为我到延安去农村插队了，在志丹县的窑洞里。当时跟哥哥姐姐只不过是书信来往，那时候不能打电话，我们也没有钱来支付这个电话费，就是靠写信，后来我觉得我姐姐给我写信老是话中有话，说以后做任何事情都要靠自己，不要靠别人。我就问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其实那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了，最后大概是被我问的，姐姐就写信告诉了我。说他们已经到301医院见过父亲了。
“文化大革命”中贺龙的子女经受了无数的磨难。父亲曾给他们的教诲，是他们艰难岁月中的支撑。面对种种逆境，他们从没畏缩，从没低头。当风雨过后，有人问起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中种种屈辱的看法，他们说，我们仍热爱我们的党，热爱我们的国家，仍然坚信马克思主义，这是父亲一生的信条，我们不可能背弃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