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帅女儿凌孜：我的人生无悔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周海滨／北京报道
打开一扇紧闭的高大铁门，便是一栋两层小楼，这里就是当年叶帅的家。
在这个位于北京西山军事科学院的宅院里，叶剑英的夫人吴博和二女儿凌孜(原名叶向真)平静地生活着。
冬日朦胧。在挂满叶帅照片的客厅里，凌孜迎面走来，高挑、干练，高雅、清新，完全不似一个年届七旬的老人。
凌孜为记者每人准备了一个熟透了的柿子，她说柿树是叶帅住时种的，以前这里有很多的果树。
凌孜说，看着客厅里悬挂的那张父亲与她的合影，总是会回忆起1963年11月一个深秋的清晨。那天，凌孜陪父亲在院落里散步。父亲捡起一片红叶观赏了一下，随手交给凌孜，凌孜回屋就把红叶夹进父亲的厚书里。没想到，隔了一天，父亲写了一首五言诗：“翠柏围深院，红枫傍小楼；书中藏醉叶，留下一年秋”。
23年后的1986年，也是在一个枫叶飘落的深秋，叶剑英在这里走完了最后的人生路程。“当时我找出了一片存在书中的枫叶，兄弟姐妹们都在上面签了名字，以作为对父亲的怀念”。
“造反派头头”叶向真
1966年“文革”爆发，25岁的凌孜这时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还担任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会主席。“文革”大潮中，凌孜亦难抵造反激情，是中央戏剧学院“造反派”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首脑，成为首都艺术院校的“造反派”领袖。
此时的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对这场运动的态度十分谨慎，目睹“造反派”种种破坏活动，无力制止，只能大力稳定住军队局势，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不能随便揪斗、处分干部。
“当时的想法很单纯，不管是哪个派系，都是永远忠于毛主席，这个宗旨不变。派系间互相看不顺眼，我对你有看法，你对我有看法，如此而已。大家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凌孜回忆说。
1966年，毛泽东先后8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当时首都治安由父亲管，有一次，他一回来就说‘糟了’，红卫兵走了以后，在天安门广场发现了很多金条。当时红卫兵抄家，把人家的家底儿都抢了来，金子就放在自己口袋里，结果一高兴，一挤，金条从兜里掉出去了。父亲非常感慨地说了一句：‘如果这样下去，年轻人不知道会学成什么样！？’”
凌孜说，后来，中央文革小组就到各个学校讲话，说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些人都是反党的，不应该让他们养尊处优，应该让他们到群众面前，接受批判，并下了指令。
1966年12月的一天晚上，两辆载满红卫兵的汽车停在位于台基厂7号的彭真住地，他们把一封信交给了门卫。趁门卫进屋看信之机，红卫兵强行冲进了大门，把彭真从床榻上抢走，并摆脱了随后追来的警卫人员。
策划“绑架”彭真的主角之一就是当年的叶向真。
43年后，凌孜说，“学生都这样，指哪打哪，中央文革小组把红卫兵召去开会，说应该做这件事。在这种号召之下，我们就做了”。
“江青很会利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当时有一种单纯的革命热情，或者说，是一种信念，带有一种色彩。我们一看毛主席定了性了，一定就是这样了。”江青为此还把凌孜请到钓鱼台，跟她一起吃饭说：怎么能让这些反革命在家养尊处优，要让他们见群众嘛！
在凌孜的组织下，彭、罗、陆3人被抓，除了杨尚昆。“杨没抓到，找不到他住的地儿”。
此事马上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他打电话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是谁抢的人。
戚本禹说，“可能是凌孜，我们打听打听”。不到五分钟，这一“可能”被确认。
凌孜回忆说，“周总理千方百计找到我，跟我要人。我们就和总理谈判。”
“周总理看着我笑，他看着我长大的，就问‘你们怎么回事啊，把他们藏在哪里了’？我们不说，就说把他们藏在安全的地方了。总理就笑，说我们保证，帮你们开群众大会。”
“他说：你们看不住，他们的安全谁负责，如果有坏人捣乱，你们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你们不是还少一个杨尚昆么，开会的时候我保证把四个人都送过来。”
凌孜说到这，哈哈大笑说，“周总理何等人，对付我们这些小毛孩子太简单了，他还觉得我们挺可笑的，也挺幼稚的。周总理什么场合没经历过，跟我们谈判不跟小孩玩似的，他还笑嘻嘻的”。
“我们当然听总理的话，就老实交代，人藏在中央音乐团的音乐大厅。”凌孜说，只藏了一天，人就被总理带走了。
然后，公开批斗彭、罗、陆、杨等人的万人群众大会举行，这是全国首次公开揪斗中央一级的“黑帮”，轰动一时。
但凌孜没有料到的是，1966年底，包括叶剑英在内的几位元帅以及军委各总部的负责人也开始遭到“造反派”的围攻。性格直爽的陈毅首当其冲，叶剑英也被迫在军校师生大会上作“检讨”。其后，“造反派”数次酝酿揪斗陈、叶，被周恩来出面制止。
但保了元帅，保不住将军。为挽救大量遭到迫害的军事将领，叶剑英所在的军事科学院内的二号楼成了老干部们的“庇护所”。
1967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全部瘫痪了。2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总理召开的一个会议上，叶剑英责问“中央文革小组”：“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在京西宾馆一次中央军委会议上，一向温和儒雅的叶剑英突然发火，猛击桌子，小拇指被拍断了，后来被定性为所谓的“二月逆流”。 此后，叶剑英不再负责军队的重要工作。
医生江峰
1962年，凌孜和“钢琴神童”刘诗昆结婚，并于1964年生了儿子毛毛。“文革”爆发，刘诗昆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投进监狱，为免连累凌孜，两人办理离婚。但凌孜也未能逃离厄运。
1967年，“在父亲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江青批示，由公安部长谢富治执行，突然把我们家6个子女和保姆都抓起来关进了监狱，为的是从子女口中弄出整父亲的材料”。
当时，叶剑英的长子叶选平、次子叶选宁、长女叶楚梅、长婿邹家华连同一个带毛毛的保姆都被投入功德林监狱分别关押。
凌孜被关押在9平方米的单人牢房里，一切与外界隔绝。“开始的时候觉得没什么，想着过几天还不得把我放了啊。两三个月后，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好像他们弄不倒我父亲就要永远弄我，但如果我父亲被弄倒了，我也出不去了。”
在狱中，凌孜钻研起了中医，试验针灸。她趁提审时，在桌子上捡了根大头针，又从扫帚上截下一小段小铁丝，在水泥地上磨成针，往自己大腿的穴位里扎。后来，狱医给犯人看病，无意间遗落下两支针。她从此用这两支“正牌武器”练习针灸，为出狱后当医生埋下了伏笔。
“九·一三事件”后，叶剑英重新主持军委工作。周恩来总理向毛泽东说：“叶帅一个女儿还在监狱里关着，就是延安出生的那个……”
毛泽东说：“一个孩子关她做什么！”凌孜终于重获自由。然而，出狱后的凌孜让父亲震惊了，女儿几乎连话都不会讲了，人也变得十分迟钝。“父亲看见我时非常激动”。
凌孜被关了近4年的单人牢房，是叶家被关监狱时间最长的一个亲属。“出来后我怕听到声音，每天都只是傻呆呆地坐着”。每当这种时候，叶帅就想跟凌孜说说话，比如“身体状况如何”，而凌孜却愣愣地回答不清楚，后来突然说了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话：“爸，是我不好，我害了您和全家。”听了女儿的话，叶剑英眼圈发红，眼睛湿润：“不是！是爸爸连累了你们。”
他担心自己这个女儿会傻掉。“父亲对此一直心存歉疚，他知道，我们几个做儿女的遭遇种种磨难，完全是因为江青要整他。他真担心我的身体恢复不了。”
幸运的是，一年以后，凌孜身体基本恢复正常。
1972年，凌孜改名江峰进入北京医学院改行学医，两年后在解放军301医院实习。实习结束后，她留在了这家医院，开始了7年的外科医生生涯。
她突然说了一句话：“爸，是我不好，我害了您和全家。”叶剑英眼圈发红，眼睛湿润：“不是！是爸爸连累了你们。”
导演凌子
1976年初，79岁高龄的叶剑英主管着军队的主要工作。9月，毛泽东逝世。凌孜回忆说，叶剑英分头与华国锋、汪东兴谈话，3个人经过多次精心缜密的策划安排，商定好了如何实施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具体计划。他们于10月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由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主持和见证，由中央警卫局将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江青等分别抓了起来。
“抓‘四人帮’，他们三人每个人心里都有想法，在毛主席去世守灵的时候，互相试探、交谈，看对方的反应。最后明白了彼此的想法”。
叶剑英身经百战，处理应急性事件绝对谨慎小心。“他们三个人没有在一起待过，更不会大张旗鼓开会，父亲都是晚上开车到中南海，到汪东兴家里谈部署和安排”。
“汪东兴不能出来，他是管8341部队的，所有警卫都归他管，他站在哪边，那边90%就会赢，他的行动是‘四人帮’严密盯死的。所以要一动不动，得让江青等摸不着汪的动向，这就是父亲的布署。”
“华国锋当时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他要往哪边走动，人们就知道他的倾向了，所以他也不能走来走去。汪东兴同志告诉我：你父亲要我同华国锋同志不要动，他在我两人中间来穿插……。”
“老爷子走动，他的车从中南海西门进，在汪家讨论后，出北门又去了华家，到哪去了四人帮也不知道。抓‘四人帮’前，他们三人根本没一起碰过面。”坐镇全局的叶剑英做的天衣无缝。“江青等不是做这方面工作的，没有这么内行。父亲经历过白色恐怖的极端严峻形势考验，当然知道该怎么做！”
凌孜说，她后来问汪东兴与华国锋，他们证实了这些细节。
“让‘四人帮’来开会，按照之前的计划三个人一组负责抓一人，每组警卫只知道自己的任务，一个一个地抓”。
没响一枪，没流一滴血，“四人帮”就这样被驱逐出了历史舞台，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十年浩劫”结束后，1978年，叶向真改笔名凌子，回归“本业”当了电影导演，在中国新闻社电影部拍摄纪录片。“我这个名字(叶向真)已经够响亮的了，在抓我之前，全国很多大字报上都有我的名字，我本能地不愿意让这名字到处出现”。凌孜说。
而在父亲对凌孜的期许中，希望女儿做个中国的“米丘林”。米丘林是苏联著名的植物育种家。上世纪50年代，纪录片《米丘林》在国内上映时，鼓舞了不少立志投身植物研究的热血青年。凌孜小时候对植物的栽培嫁接有天赋，父亲认为女儿学习植物学会很有前途。但是，凌孜没和父亲商量就报考了艺术学院。1960年，叶剑英得知女儿考上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后就不高兴了。凌孜说，“父亲一个星期没跟我说一句话。”
在叶剑英看来，“你要选择的职业，应该很直接的对国家有用，学电影导演不能很直接的对国家做贡献”。同时代的开国元勋的孩子们，要么是去哈尔滨军事学院、要么是去苏联留学，都是学习通讯、导弹、潜艇之类的国家急需专业。
1981年，凌孜一人携《原野》前往威尼斯参加电影节——因为这部片子在某个领导看来是“男盗女娼”，电影局禁止演职人员前往参赛。
20年后，凌孜拍完电影《原野》，请父亲看这部片子。父亲看完说了一句话：“现在我才明白你在干什么。”
这是凌孜第一次拍电影，请了著名演员刘晓庆和杨在葆，中新社主创人员只有凌孜等几个人，其他有北影、上影、长影的人，“各单位凑出一部《原野》。”
在《原野》的拍摄过程中，凌孜还收获了爱情，与钱壮飞的外孙罗丹结婚。1980年，香港电影界人士荣念增看到这部影片的拷贝，并向威尼斯电影节亚洲选片人马克·穆勒(现任威尼斯电影节主席)做了推荐。
1981年，凌孜一人前往威尼斯参加电影节——因为这部片子在某个领导看来是“男盗女娼”，电影局禁止演职人员前往参赛。
马克·穆勒代表电影节将《原野》选入参赛片，这是中国第一部参赛的电影。最终获得那一届威尼斯电影节世界最优秀影片推荐荣誉奖。“这是我们国家第一部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电影。当时入围的亚洲电影都是黑泽明的，华人这是第一部”。
获奖的《原野》并没有就此进入公众视线，虽然在香港票房大获好评，把当时台湾电影金马奖影片压的没了版面，没了声音，但在大陆被审查定性为“只能外销，禁止内销”。
时隔7年之后， 《原野》解禁，公众才一睹禁片的真面目。在1988年中国电影百花奖的评选中，《原野》获得最佳故事片奖。
1986年深秋，叶剑英元帅因病逝世。让凌孜遗憾的是，父亲没能看到自己事业上的这次“平反”。
《原野》之后，凌子又拍了《风吹唢呐声》和《三宝闹深圳》。1982年，凌子根据韩少功小说改编的电影《风吹唢呐声》，引起夏威夷等三个电影节的关注， 但这部片子又出人意料的是“只准内销，禁止外销”，多种原因下，凌子挥别影坛。
之后，她跟着先生在香港默默生活了多年，并改名为凌孜。现在的凌孜是全国政协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普及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和普及，“儒家的传统文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从一名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到一名中国传统文化的建构者，凌孜谈起自己的“文革”经历，她说，“我不后悔，我也是受害者。现在想当年当然不对，真幼稚。历史就是这样。”
如今的凌孜，“文革”和电影已是过眼云烟，现在只是平静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