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德，现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周秉德是周恩来之弟周恩寿6个子女中的老大，是周恩来的嫡长侄女，生于东北哈尔滨。周家一直是男丁兴旺，女性稀少。以周恩来这一支而言，祖父亲兄弟5人，没有女性;父辈亲兄弟4人，又没有女性;到了周恩来自己这一辈是亲兄弟3人，还是没有女性。所以，周秉德就是周家直系4代人中出生的第一位千金。因此，她的降生，使整个周家的人都十分高兴。周恩来的四伯母杨氏居住天津，还特意请人帮她写信到哈尔滨，表示对这位孙女降临人间的祝贺;周恩来的二弟周恩溥为这位侄女的出生写下了“吾家添丁，周门大喜”八个字;周恩寿还特意跑到吉林，找时任吉林省教育厅长、也是周恩来南开的同学帮女儿起名字。这位厅长再三考虑，截取了屈原的作品《橘颂》辞里的“秉德无私，参天地兮”中的两个字作为她的名字。可以说，她是当时周家人的掌上明珠。新中国成立后，12岁的周秉德随父母来到了首都北京，来到了开国总理、也是她亲伯伯的周恩来身边。
新中国刚诞生时，经济上还非常困难，所以，上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到一般基层行政工作者，他们都是只工作而不拿工资，每月仅发少量的津贴。各位领导人在身边的子女和嫡系亲属都由组织上安排他们的生活。周恩寿是多子女的家庭，津贴不高，他要养活孩子、照管好家庭，有一定的困难。没有亲生子女的周恩来就让弟弟把大的孩子交由他抚养。这样，周秉德就成了最早来到中南海西花厅，来到伯父伯母身边的晚辈。她的少年生活是幸福的：每到星期天可以回到中南海西花厅的家，还可以参加当时中南海里专为领导人举办的舞会，陪伯伯或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跳舞。同时，由于在中南海，她还可以见到日常生活中的毛泽东，与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等成为好朋友，在她少年时代用的留言本上还留有毛泽东给她的亲笔题词。
1952年，周秉德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初中毕业，是升高中日后好上大学以至出国深造，还是报考别的学校，她有点拿不定主意。
就在那年的春夏之交，周秉德看到了一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影片的女主人公瓦尔瓦娜在贫穷落后的农村忘我献身的精神，深深打动了少女周秉德的心。教师的职业真是太神圣、太伟大了!她下决心要去当一名人民教师，做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星期六回到西花厅家中时，周秉德满怀激动的心情对坐在一起吃饭的周恩来夫妇宣布说：“我有一件事情很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我不准备考高中，想报名考师范学校。”“那好啊，和我一样啊!”邓颖超高兴地接过侄女的话茬，“我原来也是当老师的，而且当年才16岁。做老师非常有意义，何况我们国家又非常需要从小培养各种人才的老师呢。”
邓颖超一边说一边望了望正低头吃饭的周恩来，接着说：“我已经同意了，你怎么不说话呢?”周恩来听了之后，轻轻地放下手中的筷子，深情地望着自己的侄女，显然，他对侄女的这一选择是满意的，他对邓颖超说：“有你一个人说就够了，得让她有点独立思考嘛。你说了我再说，她压力不是太大了吗?将来她要后悔起来都没办法了。况且，秉德还应该听听她自己父母的意见吧!”
周秉德的父母心里明白，孩子们要想有前途，必须靠自己努力奋斗，绝对不能奢望伯伯这棵“大树”。秉德学习成绩优秀，又正当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人才奇缺的年代，她上高中、大学以至出国深造是完全可能的。所以她的妈妈希望她上高中，即便想当老师也可以高中毕业后报考师范大学。无奈秉德自己已下定决心，父母也只好同意了。这样，1955年秉德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就到北京市朝阳区第三中心小学当上了一名普通的小学老师，后来又被组织上选调进朝阳区委宣传部。就这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在工作上也在一步一步地前进，但每一步都是她自己走出来的。
周秉德长征路上忆伯父
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同二十多位开国元勋子女一起寻根追梦，正奔走在父辈当年的长征路上。 行进途中，记者采访了周秉德女士。话题自然是长征，红军，伯父。
周恩来是位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处理国家事务，日理万机，其非凡才能都被外界所熟悉。但周恩来还是红军的创建者之一、卓越的军事指挥家，与军队有不解的情缘，这一点，世人知之甚少。周秉德说，伯父工作极忙，完全没有时间讲过去的经历，特别是长征中经历的艰难险阻。他是一个从不张扬自己的人。可以说，在中共党史上，周恩来对军事重要性的认识最早，从事军事实践的时间最早，担任军事领导人的时间最早。他一直处于军队的核心领导地位，一些重大决策和胜利几乎都与他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
早从一九二四年起，周恩来即相继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总主任等职，主持组建孙中山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是中共最早从事军事的领导人。
周恩来被公认是红军即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之一：“八一”南昌起义，开创了中共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新时期，这一天成为中国的建军节。而领导这次起义的正是周恩来，他受命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
在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周恩来一直是最高军事指挥者之一，担负了中革军委极其繁重的工作，参与制定重大的战略决策，亲自起草作战文电，特别是在长征后期，他患重病，仍坚持指挥作战和工作，对保证红军顺利完成长征作出巨大贡献。
周秉德说，伯父与众多老一代革命家、中共元老将帅们关系密切，历史渊源深厚，是朱德元帅、贺龙元帅等人的入党介绍人。
在贵州遵义，周秉德参观中共遵义会议旧址时感慨万千。她说，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中重要的转折点，在这次会议上，伯父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在遵义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作为党和红军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坚决支持毛泽东军事正确路线，纠正错误的军事路线，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遵义会议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周恩来为最后下决心的负责者。
周秉德记得，伯母邓颖超曾对她说过一件事，长征过草地时，伯父病得非常严重，高烧四十度不退，多日昏迷不醒，当时缺医少药，好多战士找来冰块为他降体温，十几名战士轮流为他抬担架。其中一名战士叫杨立三，在大家的照料下，终于使伯父转危为安。杨立三五十年代初病故，伯父知道后亲自为他抬棺执拂。
周秉德说，我从后来的许多资料和与许多人交谈中，得知当年组织战士们抬担架的，是当时干部团团长陈赓大将。
“伯父说过一句话，至今记忆犹新。他曾教诲我，他们当初参加革命的时候，随时准备牺牲，从没想到过个人安危。很多人牺牲了，我活了下来，只是个幸存者，想到那些死难的烈士，没有权力不去努力工作，没有权力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说到此次自己重走长征路，周秉德兴致盎然：“这是我多年的一个愿望，可以了解很多红军动人事迹，我很高兴圆了多年的梦。”
她看到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百姓至今对红军感情深厚，发自内心地热烈欢迎红军后代，非常感动。尤其沿途还看见许多年轻一代、大学生们纪念长征胜利七十周年重走长征路，非常欣慰。她希望红军传统、长征精神代代相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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