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江青很会利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当时我们有一种单纯的革命热情，或者说，是一种信念，带有一种色彩。我们一看毛主席定了性了，就认为一定就是这样了。江青为此还把我请到钓鱼台跟她一起吃饭，说：怎么能让这些反革命在家养尊处优，要让他们见群众嘛……对于我的文革经历，我不后悔，我也是受害者。现在想当年当然不对，真幼稚，但历史就是这样的，这是历史的产物。
叶向真和父亲的合影 资料图
本文摘自《看历史》2010年10月刊 作者：周海滨(系凤凰网历史频道专栏作者)
作为叶剑英的二女儿，叶向真在文革中也有一段惊心动魄的岁月，她策划组织了1966年12月“绑架”彭真事件，并组织公开批斗彭、罗、陆、杨等人的万人群众大会，但在随后，她也经历了身世浮沉。
位于北京西山军事科学院里的一个宅院里，叶剑英的夫人吴博和二女儿凌孜(叶向真)平静地生活着，远离喧嚣都市。在挂满叶帅照片的客厅里，凌孜迎面走来，高挑、干练，高雅，完全不似一个年届七旬的老人。
凌孜说，看着客厅里悬挂的那张父亲与她的合影，总是会回忆起1963年11月一个深秋的清晨。那天，凌孜陪父亲在院落里散步。父亲捡起一片红叶观赏了一下，随手交给凌孜，凌孜回屋就把红叶夹进父亲的厚书里。没想到，隔了一天，父亲写了一首五言诗：“翠柏围深院，红枫傍小楼;书中藏醉叶，留下一年秋”。
23年后的1986年，也是在一个枫叶飘落的深秋，叶剑英在这里走完了最后的人生路程。“当时我找出了一片存在书中的枫叶，兄弟姐妹们都在上面签了名字，以作为对父亲的怀念”。
“我们院里的果树都是他让种的。他们这些老革命，特别珍惜土地，千方百计要让土地发挥出价值，能为人所用。于是，种菜、种果树，苹果、梨、桃子、柿子、核桃、银杏都有”。
不难想象，这个叶剑英居住了近30年的庭院，当年一定是绿荫叠翠，瓜果低垂。而今在凌孜的打理下依然生机盎然。凌孜说，无论是苍松翠柏还是瓜果菜蔬，眼前处处都留下了父亲的痕迹：树荫下有他不倦读书的身影，大厅里有他用左手打乒乓球时认真的模样。
凌孜历历在目的还有与父亲在一起的文革岁月。
红卫后与总理
1966年“文革”爆发，那年，我25岁，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还担任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会主席。文革大潮中，我亦难抵造反激情。当时我的想法很单纯，不管是哪个派系，都是永远忠于毛主席，这个宗旨不变。派系间互相看不顺眼，我对你有看法，你对我有看法，如此而已。大家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这都是当时红卫兵的口号，还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叶向真是中央戏剧学院“造反派”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首脑，成为首都艺术院校的“造反派”领袖)。
父亲这时候主要负责北京的治安，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对这场运动的态度十分谨慎，但目睹“造反派”种种破坏活动，无力制止，只能大力稳定住军队局势，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不能随便揪斗、处分干部。
1966年，毛泽东先后8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当时首都治安由父亲管，有一次他一回来就说“糟了”，因为红卫兵走了以后，在天安门广场发现了很多金条。实际是当时红卫兵抄家，把人家的家底儿都抢了来，金子就放在自己口袋里，结果一高兴，一挤，金条从兜里掉出去了。父亲非常感慨地说了一句：“如果这样下去，年轻人不知道会学成什么样!”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号召“一定要将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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