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第一人称“我”为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
曾经喜欢，也曾经不喜欢；曾经听惯了，也曾经听烦了。
我想起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你们不把我当领袖不行，可是总把我当领袖也不行，我受不了……”这句话是对我们许多卫士和警卫战士讲的。是在他休息时，同我们聊天开玩笑，我们有的人拘束，他讲了这段话。
1947年第一次听到群众喊“毛主席万岁”
我第一次听到群众喊毛主席万岁，是1947年夏天的事。我说的第一次，不包括平时开群众大会呼口号，而是指群众面对毛泽东自发的欢呼声。
就是刘戡七个旅的追兵紧追不舍的那一次，中央纵队离米脂20里，甩开大路，转向东边的山沟。经井儿坪、陈家沟，翻一座山，到米脂至葭县的大川里。大路上很少遇见老百姓，可是一拐进山沟，人渐渐多了，地里有人干活，路上有人挑担。再往里走，正逢集市，人来人往，买卖东西，非常热闹。显然，敌人还没来过这里。
毛泽东在马上皱起眉头，因为追兵不到30里，一场劫难很可能发生。他令警卫排长叫来群运组的同志：“马上把你们的人集中起来，到群众里去，向老乡们宣传坚壁清野。敌人跟脚就要到，不能让乡亲们受损失，也不能让敌人吃饱肚子！”
毛泽东又向支队参谋长下令：“不要惊扰集市上群众，部队绕镇外走。”
可是，群众已经看到了这支队伍，纷纷拥到镇外。那时的军民关系确实如鱼水之情，老乡们争抢着向同志们问好。那时，毛泽东这个响亮的名字，普天下已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限于条件，就是在老解放区，人们见到的也只是画像，没见过照片，更少有人见到真人。何况，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一直使用化名李德胜，所以多数时间不曾被人认出。有的房东与毛泽东朝夕相处几十天，天天念叨毛主席，却不知毛泽东就坐在他对面。
这一次却发生了意外。人群中忽然响起没有十分把握的惊叫声：“毛主席？”
毛泽东在马背上忽地转脸，完全是出于本能地朝那叫喊的方向望了一眼。一瞥之间，第二道惊喜的叫声已经响起：“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万岁！”
人群陡地起来波澜，镇子里的人丢下算盘秤杆，丢下货物不顾，拔腿就朝镇外跑，立刻汇成奔腾的洪流。已经在镇外的群众抢先一步朝马上的毛泽东拥过来，欢呼声惊雷一般响彻云霄：“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队伍完全卷入沸腾的人流中，挪不动步。毛泽东在马上朝群众招手，脸上露着安静的微笑，但是眼睛有些湿润。同志们的眼睛都湿润了，并且也感到光荣自豪。我们自然而然将这种欢呼看作是群众对我们党，我们军队，我们为之奋斗的事业的拥护和热爱。毛泽东这个名字，已经成了理想、信念和力量的代表。这种欢呼，不像20年后红卫兵的欢呼那么狂热，但是，那种真诚朴实、亲切热烈的情感流动，却是更能动人心魄，使人激昂感奋，热泪哽咽。我看到孩子们奔跑着欢呼跳跃，看到青壮年们举起森林般挺立的臂膊，看到婆姨们挤挨着踮脚眺望，一种暗暗欣喜又是春意盎然的神采笼罩着她们的眼睛，荡漾在她们的唇际。头上包白羊肚毛巾的老汉扔掉铲，擦着脸上的泪水，挤到毛泽东的马旁，探着手只触到一下毛泽东的后衣襟，爬满皱纹的褐色的脸孔便放射出复活了的青春的光彩！
没有报纸广播“大树特树”，若是一定说有，那便是国民党的咒骂：“土匪”、“强盗”、“魔鬼”。毛泽东完全是用事实来说话，他对整个中国时局和民众情绪了如指掌，他用最通俗的语言向老百姓说明深奥的道理；他用他的思想、理论，卓越组织能力和杰出的领导艺术，赢得一大批民族的优秀子孙为追随者，又通过这批追随者团结了绝大多数的群众，于是，他成为人民全心全意拥护爱戴的领袖。
我认为，那时毛泽东喜欢人民喊万岁，希望人民喊万岁。因为在当时老百姓的心目中，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一个意思；因为万岁不万岁是衡量党的方针政策的标志；因为得人心者才能得天下！
毛泽东在万岁声中走进北京城。记得进城那天，毛泽东一脚车上一脚车下，对周恩来说：“进城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希望考个好成绩！”
大军过江，向全国进军筹备政协会议，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毛泽东日理万机，忙而下乱。5月2日约柳亚子同游颐和园，泛舟昆明湖。
记得那天游人很多，入园门时，有人认出了毛泽东。我只听到一片惊讶激动的议论声：“毛主席！”“毛主席！”是毛主席！”人群中响起鼓掌声，但是不曾喊万岁。
游船准备靠岸时，我们看见湖东岸已经聚集许多人，建议转向东南角靠岸，让毛泽东从南便门上车回去。毛泽东摇头：“东岸人多怕什么？你们不要怕群众嘛。”
游船向东岸靠近，岸上的人群起了波澜，当群众看清船上的毛泽东时，欢呼声骤然爆发了：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上了岸，立刻被欢腾的人群包围，无数手臂伸出来急抢着同毛泽东握手。这时，毛泽东并不愿意突出自己。他时刻注意拉柳亚子在身边，肩并肩，甚至照顾柳亚子在前半步。上车也是先照顾柳亚子上车，然后自己再上。
车上，毛泽东兴高采烈，做着简单手势说：“今天是咱们第一次游颐和园，也是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多的群众游园。柳亚子先生高兴，我也非常高兴。”
5月12日，毛泽东和朱德在香山门前的广场上接见中华全国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的代表。代表们分乘8辆卡车驶来香山，一路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唱也唱不够。
早几天接见全国妇女代表时，代表们欢呼跳跃：高兴得简直无法形容。“毛主席万岁”的呼声连绵不断，响彻云霄，止也止不住。这一次接见青年代表，毛泽东很注意与朱德统一行动，朝青年代表们走过来时，毛泽东虽然稍走前一些，但是可以看出，他注意着不要和朱德拉开距离，时时放慢一下脚步照顾朱德跟上来。
于是，青年代表们高呼“毛主席万岁”时，也喊出了“朱总司令万岁”！
青年代表朗读献词，有这样一段话：“伟大的毛主席，我们在黑暗中倾听着您的声音。您的声音是我们的希望与勇气的来源……”
回到双清别墅后，毛泽东很高兴，说：“青年代表们说我的声音是他们希望与勇气的来源。在我看来，中国青年的声音也是我的希望与勇气的来源。”
面对群众的呼喊 毛主席保持了十分清醒的头脑
我感觉，那时群众喊万岁和毛泽东听到群众喊万岁的态度都是正常的，正确的。毛泽东确有丰功伟绩，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每一个胜利，都与他的名字分不开。历史一面再、再而三地证明了他的英明和正确。人民真心崇拜他，他也能注意把自己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当天安门广场上的万岁声如山呼海啸时，他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保持了十分清醒的头脑。我可以举个例子。
全国解放后，最重要的例子莫过于1950年决定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去朝鲜与美国军队作战。做这样的决定是要冒极大风险的。当时有不少人认为，刚建国，20多年的战争创伤还未医治，就同头号帝国主义国家较量，同联合国的十几个国家的军队较量，岂不是发疯？李自成的悲剧就是从这种对付关外女真人的入侵，失利后导致全面崩溃！
我记得毛泽东至少三天三夜没有睡觉。有一次我帮他服过三次安眠药，他仍然睡不着，又从床上爬起来，一支接一支吸烟，一杯接一杯喝茶。他做出了派遣志愿军的决定。
毛泽东一旦作出决定，持怀疑态度的人便不怀疑了。政治局和政府一致同意了这项果断的决定。这件事实说明，由于历史的经验，人们相信毛泽东已经超过相信自己，甚至超过相信集体的智慧和意见。因为历史上，毛泽东多次处于少数，但他总是代表了正确。
朝鲜战争以签订停战协定宣告结束。在朝鲜战争期间，国民经济在短短几年间，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历史又一次证明了毛泽东的正确，也证明了人们相信毛泽东超过相信自己，甚至超过相信集体的态度是正确的选择。
后面两个“超过”显然是中国以后出现的许多灾难的根源之一。家长制这种统治方式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以后，并非由于毛泽东一个人的责任，这种家长制与其密切相联的“一言堂”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新得以延续和发展。
我要再次强调，这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责任。我生活工作在毛泽东身边，耳闻目睹一片“伟大”、“英明”、“万岁”之声。无论党内还是党外，无论领导干部还是群众，甚至像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等先生。毛泽东亲自去搀扶他们下车，上台阶，这些民主革命的前辈也都无一例外竖大拇指，夸耀“真伟大”，“最伟大的人物”，“真了不起”，“打遍全国无敌手的军事家”，“我们都是经历过几个朝代的人，没有哪一个朝代的人能跟毛主席比”……
在一片赞誉声中，毛泽东可能滋长一些骄傲情绪，但我的感觉，他仍然不乏警惕性。朝鲜停战后，大概是第二年，金日成主席赠送毛泽东主席24箱苹果。
一般国内外送给毛泽东的礼品，毛泽东看到的只是白纸黑字一份礼品单，并不见实物。实物直接由负责礼品的部门交公。这一次因为是金日成所赠，又是不宜保存的食物，所以毛泽东吩咐我把苹果转赠警卫部队。
我将苹果送到警卫一中队，恰好是春节前夕，大家非常高兴，七手八脚打开纸箱，忽然都傻眼了。那些国光苹果，拳头大小，整齐匀称。问题是每个苹果上都有一行字：“毛主席万岁”。
那字擦不掉，后来才明白，是早早写在苹果上，被阳光晒出来的。
“毛主席万岁”怎么能吃掉呢？大家束手无策。便有人说：“这样也好，干脆别吃，保存下来，天天可以闻到苹果的香味。”
我把这个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大不以为然，皱起眉毛摇头：“我就不喜欢这个口号，哪有人能活一万岁的？活不到，那就吃掉。”
于是，24箱晒有“毛主席万岁”的国光苹果便全被我们吃掉了。这种事情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可能吗？恐怕比“芒果”要抬得更高，供奉如神灵。
我始终认为，一个人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去登山，不可能自己把自己抬上山，抬上山的只能是别人。“家长制”和“一言堂”情况的发生，责任不能推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也不能全推到林彪、“四人帮”一伙头上。毕竟，山呼万岁的绝大多数并不是野心家、阴谋家。毛泽东开始是警惕这种“个人崇拜”的发生和发展。刚才讲的吃苹果就是一个例子。不许在天安门广场为他塑像，称之为“只有讽刺意味”也是一个例子。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我说句不恰当的辩护话：再伟大的人物，生活在这个山呼万岁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天天面对万岁的呼声，不习惯也会习惯，最终变得习以为常，理所当然。
万岁喊多了，必然神化，神化了就脱离群众了。越脱离群众就越容易被神化，循环发展下去，悲剧就会产生。
毛泽东羡慕普通百姓自由自在的生活
1952年毛泽东去武汉，游龟山蛇山，参观黄鹤楼。他这时已经不像转战陕北时期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地到群众中去了。安全部门一再坚持，他不得不妥协，戴着口罩到人民群众中。那时的情况是：群众见到毛泽东的机会越来越少，但见到毛泽东肖像却越来越多，天天处处都可见到。正是春节，春游的人不少，一个小孩子竟然隔着口罩认出戴着口罩的毛泽东。
“毛主席！”孩子一声惊喜的叫喊，人群轰地一下乱了，潮水一般涌来，刹那间，人挤人，挤成一团。罗瑞卿、李先念、王任重、杨奇清在外面保护，我们卫士在里面环绕着毛泽东，随着人潮动荡，到处都是人，反正倒不了，就那么拥来拥去，出透几身汗，终于拥挤下山。拥挤到江边，保护毛泽东登上船。
毛泽东摘下口罩，回头向大家招手。岸上掌声雷动，万岁的欢呼声震天动地，震聋发聩。罗瑞卿和杨奇清坐不住了，向政治局作检查，说安全保卫没搞好。毛泽东毫无责怪的意思，他只是从心底发出一种微笑，稍稍带了一丝陶醉的语气说：“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
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从武汉乘船到南京，陈毅和张爱萍从上海赶到南京见毛泽东。毛泽东在南京住了两天，国民党飞机轰炸了上海。潘汉年被捉并不是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只是事后听人汇报。说潘汉年给敌人透了消息，材料是公安部门搞的，说潘汉年历史有问题。毛泽东到南京后，敌人估计毛泽东该到上海了，算定日子轰炸了上海。毛泽东只是在潘汉年被捉起来以后才知道这些事。
此后，安全措施越来越严密，发展到后来，连飞机也不许毛泽东乘坐了。是中央的决定，怕飞机失事。
毛泽东本人是希望到群众中去的，但他面对的是一个“集体”，他同这个“集体”有过矛盾。在北戴河，他曾经坚持“出去走走”，走不出去还发了脾气。有关部门怕毛主席气出病，同意他出去走，但必须戴着口罩，戴墨镜。毛泽东走在田地里想和社员聊聊天。戴着口罩墨镜的“不速之客”，身后跟一群人，谁还敢和他聊天呀？毛泽东愤怒地摘下口罩墨镜甩到一边，这下子不得了了，农民条件反射一样蹦起来喊：“毛主席万岁！”远近农民立刻蜂拥而来。为了安全，我们卫士和警卫员便不容分说，很快将毛泽东簇拥着离开了。他发脾气也没用，换谁当警卫都会这样做。
我们卫士们多次私下议论：毛主席的生活太清苦，太单调，太枯燥，大没有自由了。
你不相信，你难以想象，是吗？那你就想想太空船上的宇航员吧，这游十万八千里却始终在一个密封舱里。也许我这个比喻不太恰当。
毛泽东的足迹遍及全国，但是，他不能逛街，不能游园，不能随便进电影院，不能随便上百货商店。他是人民的领袖，全国人民都喊他万岁，但是他没有随便见人的自由，多数要经事先安排，就连火车专列上的服务员要见他，也需经我们卫士同意。他思想活跃，驰骋无羁，却连飞机也不能坐。他只是个人，面对的是组织决定。有时，他一句话就能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但同时，他说一百句也得不到去饭馆吃饭的自由。他在红墙内讲话地球也可以颤动，但是他要随便走出红墙一步却是不可能，必须经有关部门同意安排……他曾多么羡慕那些工人、农民、士兵和普通市民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啊！
1955年苏加诺总统来华访问。我跟随毛泽东去机场为苏加诺送行。飞机起飞后，毛泽东忽然对我说：“银桥，咱们找个饭馆吃饭吧。”我提议：“咱们吃羊肉泡馍吧，我在那个饭馆吃过。”当时饭馆不到营业时间，所以事情好办，好警卫。饭馆里只有他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毛泽东不爱吃羊肉，吃不几口，他只是深情地环顾属于饭馆的一切。这一切能够唤醒那些遥远而亲切的记忆。他还“微服私访”，到丁家花园看了一个姓丁的老头养的菊花。这种活动对他来说是莫大的享受，可惜次数太少了，屈指可数！
1958年3月13日，毛泽东参观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之后，出来正值吃午饭时间。他坚持要到饭馆吃顿饭，便来到长春道的正阳春饭馆。本来也做了安排，不会有外人进来，附近都布了哨。可是毛泽东憋得慌，到窗口望了一眼街景。就这一望，被对面楼上一位晒衣服的妇女发现了，那妇女惊喜地叫喊：“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万岁！”
自从”毛主席”与“万岁”成为不可分割的词组后，事情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喊毛主席就必然有万岁，喊万岁就必然有毛主席。刹那间，人群从四面八方潮水一般涌来，万岁声一阵高似一阵。尽管其中许多人想见却没见到毛泽东。这种欢呼场面同我在陕北见到的欢呼场面已经有所不同。陕北老乡喊万岁，不同年龄性别的人有各自鲜明生动的特色；天津群众喊万岁缺少各自特色，表现的是同一种形态的热烈，或者还带着盲目。
沸腾的人群包围了正阳春饭馆。附近路口全堵满了人，交通瘫痪，交通警察也跟着挤，都想看一眼毛泽东嘛。毛泽东想到群众中去，我们自然不答应。其实这种情况这种场合走到群众中又有什么用呢？再不可能像在陕北那样捏着粪肥推着碾子与老乡聊家常，调查研究社会实际了。人和“神”只有祈祷和恩赐的关系，不可能有平等对话的关系。
从上午11点多到下午5点多，我们被包围了6个多小时。警备区用一个排的兵力硬把一辆“华沙”小轿车推进人群，挤到“正阳春”门口。一群剽悍强壮的战士好不客气将毛泽东保护上汽车。“华沙”车小，毛泽东平时坐不进去，那天被战士们硬塞进去了。然后，仍然由战士们前面开路，后面推车，终于冲出包围圈。事后收场，鞋帽、钢笔和手表收了7筐半。
毛主席开始厌烦喊“万岁”
在北戴河，毛泽东曾因为群众喊万岁，聊不成天，发脾气。今天面对天津人民的热烈欢呼，看到如痴如狂的紧紧追随他的群众，毛泽东又不无陶醉地笑了。他也是只说了一句话：“又是一次黄鹤楼。”
这话是褒是贬？ 事实是，以后毛泽东只要露出“随便走走”的意思，有关部门便举出黄鹤楼和正阳春的例子。即便不说毛泽东的安全，也需考虑不要惊扰正常的社会生活啊。毛泽东一生英雄，却不得不在“黄鹤楼”和“正阳春”面前低头让步。久而久之，他习惯了深居简出的生活。
事实是，1949年毛泽东与柳亚子泛舟昆明湖，我亲耳听到毛泽东对柳亚子说：“你现在可以赤膊上阵发表文章、讲话，现在与蒋介石时代不一样了，你的人身安全是有保证的，你的意见会受到尊重的。”可是十年后，到了1959年，我在庐山又亲耳听他说那位“赤膊上阵”写了意见书的彭德怀：“彭德怀，军队不跟我走的话，我可以重新到乡下去组织游击队，重新建军。”这是充满自信的挑战，他相信自己远胜于相信彭德怀，甚至胜于相信集体。后来事态的发展，确实证明了他的这种自信有根据，有道理。他一句话能使整个党组织都瘫痪！他站在哪里，群众就会被吸引着朝那儿跑。
毛泽东曾经喜欢“万岁”，曾经不喜欢“万岁”。他后来厌烦“万岁”，又陶醉于“万岁”，他始终处于这种矛盾中。到了晚年，我虽然不在他身边，但是和许多人一样，可以感觉到他越来越限于口头上反对“万岁”，反对搞个人崇拜。而事实上，却有意无意听任对他的个人崇拜发展起来，有意无意鼓励了对他的“神化”运动。
毛泽东晚年有错误，错误的责任却不在他一个人身上，全党全民都应当从中自我反省才对。（本文摘自《卫士长谈毛泽东》权延赤 人民日报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