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西花厅岁月》赵 炜 中共文献出版社
虽然邓大姐和周总理没有自己的后代，但他们在很多烈士的后代身上倾注了父母般的关爱。曾经有文章说周总理和邓大姐养育了十个烈士子弟，这十个孩子是谁，赵炜没考证过也没问过大姐，但周总理和邓大姐对孙炳文烈士的女儿、李少石烈士的女儿和李硕勋烈士的儿子，还有蔡和森、钱壮飞、张采贞烈士的儿女始终给予了慈父慈母般的关怀，有很多小事都是她在西花厅亲眼目睹的。
周总理和邓大姐关注的烈士子女很多，但在这些烈士子女中，能一直和周总理邓大姐保持着非同寻常联系只有两人，她们一个是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维世，另一个是李少石烈士的女儿李湄。这两个烈士的女儿都是当年周总理亲自认下的干女儿，她们一直称呼周总理和邓大姐为干爸、干妈。
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是周恩来的早年战友，1927年在大革命中牺牲，当时孙维世才5岁多。后来，孙维世兄妹四个在母亲任锐的艰辛抚养下长大，抗日战争爆发那年，孙维世跑到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申请要去延安，可谁也不认识她，只有16岁的孙维世一个人站在门口哭得很伤心。后来周总理回来了，他不但认了孙维世为干女儿，后来还一直把她带到延安。1939年，周总理因为手臂受伤要去苏联治疗，孙维世得到毛主席的批准后也一起去了，后来，她就留在苏联学习了六年多戏剧，新中国成立后就回国了。
回国后，孙维世和周总理与邓大姐的感情非常好，她在1950年独自在西花厅布置为干爸干妈庆祝银婚纪念日，令周总理和邓大姐大为感动。后来，孙维世要嫁给金山，周总理和邓大姐虽然不同意，但也没硬拦，所以在她结婚时周总理特意让邓大姐带去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当作贺礼。所有在场的人都明白，周总理是想给孙维世的丈夫金山戴上个紧箍咒。
在以后的十几年，孙维世和周总理与邓大姐的关系一直很紧密，我在西花厅工作后还经常见到她来。那些年，孙维世给周总理的邓大姐写过很多信，在信里，她称他们为“亲爱的爸爸妈妈”。
尽管周总理和邓大姐十分喜爱孙维世，但在文革中也没能保下这个烈士的后代――因为江青拼命要往死里整她。1967年12月，公安人员闯进了孙维世的家，先是以“特嫌”的罪名逮捕了她的丈夫金山，后来把孙维世也送进了监狱。我们听说，孙维世在牢房里一直戴着镣铐，还经常遭到毒打。
孙维世是在1968年10月4日被迫害死的，她死在监狱中，停止呼吸时还戴着镣铐。当周总理和邓大姐听到孙维世去世的消息后十分难过，但在那种非常时期他们无法表现心中的悲痛，只有默默地在心中悼念。
几年以后，邓大姐心里还一直怀念着孙维世，她对我说：“维世就是太耿直了。她是个急性子，要不，她也不会死得那么惨。”想到干女儿的无辜惨死，邓大姐十分痛心：“死得太可惜啦！”她感慨着。
失去孙维世这个干女儿以后，周总理和邓大姐对烈士子女暗中关心得更多了，这其中他们也给了李湄更多的爱。
周总理是在1942年8月认下李湄这个干女儿的。那年，周总理调廖梦醒协助宋庆龄恢复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廖梦醒带着李湄和叶挺的夫人李秀文及其女儿杨眉一同从澳门到了重庆。在廖梦醒和李秀文抵达重庆后，周总理当即在曾家岩50号宴请她们，当时两位母亲带着两个女儿一起去了。见到周总理后，李湄和杨眉亲热地叫了一声周伯伯，周总理则一手一个拉着她们，高兴地说：“叫干爹吧！”就这样，李湄和杨眉就成了周总理的干女儿，虽然当时邓大姐不在重庆，但她也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两个女孩儿的干妈。
1945年10月8日，曾经担任过周恩来秘书的李少石同志在重庆遇害，周总理闻讯后立刻把烈士的妻子廖梦醒和女儿李湄接到红岩村的八路军办事处住了一段时间，他和邓大姐把这个失去父亲的烈士女儿当成自己的孩子，无论在生活上和政治上都给予了极大关心。为了鼓励失去父亲的李湄在学习和生活上有更大的进步，那年11月，周总理给她题过一幅这样的字：
自力更生，前程远大！
给李湄干女
周恩来
十一.十八
李湄和妈妈在红岩村住了一段时间，不久她们去了香港与何香凝老人会合。1949年4月，何香凝在女儿廖梦醒的陪同下，带着外孙女李湄和孙子廖蒹、廖晖（廖承志的两个孩子子）从香港来到解放后的北平，当时，廖承志本想送李湄到苏联去学习，但李湄一心想参加革命，后来就去了华北大学的一个政治训练班。当这个班毕业夏季时，正赶上南方一些城市陆续解放，因此学员们都积极要求南下。当时，李湄也想到南方去，可她妈妈正陪着邓大姐在上海接宋庆龄准备来北京参加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她一时无法征求妈妈的意见。着急的李湄想到了干爹周恩来，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周总理见信后，当天就给李湄回了一封信，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信中说：
李湄：
七月二十三日来信收到。你是否应该立即工作还是继续学习应由学校负责机关及你所属的团组织来决定，我们不应从旁干涉的。你要问我个人意见，我不反对你工作，但工作地区不宜离开你妈妈太远。到群众中去，北方有群众啊！你好。
周恩来
七月二十三日
在给李湄的这封信中，体现出了周总理对廖仲凯女儿廖梦醒的关心，因为他实在不想让那位已经失去丈夫的烈士妻子再远离惟一的爱女。李湄听从了干爹的意见，她后来留在北京工作得一直很努力。
“文革”中，虽然邓大姐给自己制定了“三不政策”，但对于干女儿李湄却是例外。有一次，李湄来向邓大姐反映刘少奇同志的儿子刘源一直在外地受到排挤，生活也很困苦。邓大姐听完后马上同周总理讲了，后来，在他们的关怀下，刘源的工作和生活情况都慢慢有了好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