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的一天，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从西柏坡出发赶往北京。路上，毛泽东愉快地对周恩来讲，“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
当行进的队伍快到北京时，毛泽东远远地看到古都城垣，十分激动，心中又泛起了对30年前往事的回忆，他说：“30年了！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李银桥 《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说完，毛泽东又陷入了沉思，脸上闪现出一种无限怀念之情。
毛泽东万千感慨，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近30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迎来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为了这个胜利，中国人民付出了流血牺牲的巨大代价，就连毛泽东本人也有5位亲人先后为革命献出了生命。这时的毛泽东想的更多的是建立新中国的宏伟蓝图。可是，他为什么会如此深情地想起李大钊呢？这需要从30多年前说起——。
1918年夏，毛泽东自湖南第一师范毕业。此时的毛泽东，是一个25岁的风华正茂的青年。毛泽东自少时起就有着浓烈的爱国救国情怀，为了寻求真理，他走过一条漫漫的求学与探索之路，历尽了种种艰辛。为了解决继续求学的问题，他与蔡和森等人在湖南组织了一批青年，准备赴法实行勤工俭学。随后，毛泽东和20多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到达北京。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系由蔡元培、吴玉章等人所发起组织，其最初的对外联络机构，即设在北京大学。毛泽东第一次到京，径直去了北京大学。当时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新思想孕育、传播的中心，也是新旧文化、新旧思想激烈交锋的场所。毛泽东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决定留下来。
不过，初来北京，年轻的毛泽东有几分茫然，一是他怀揣着的只一个中师文凭，二是他要先解决生计问题。据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朋友的钱来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幸运地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曾从师于著名教授杨昌济（此时杨昌济正在北京大学任教）。杨昌济曾留学日本6年，毕业后又在英国学习3年，后在德国考察教育1年；同时，他对中国古代文化也有极深的研究和修养。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杨昌济先生的人品和学识都给了正处于人生升华阶段的毛泽东以极大的影响，被毛泽东称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埃德加·斯诺 《西行漫记》）。毛泽东未加太多思索，迳自找到杨昌济，和先生谈了自己的想法。望着求知似渴却身无分文的毛泽东，杨昌济想了一个两全的办法，既解决毛泽东的生计，又满足酷爱读书的毛泽东求学愿望。他把毛泽东引荐给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即馆长）的李大钊。从此，毛泽东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转变。
1918年10月的一天，杨昌济领着毛泽东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在红楼一层东南角的办公室内，毛泽东和李大钊第一次见面。首次交谈，李大钊就感觉这位高个子青年言谈、见识不平凡，当即同意安排他担任书记（即图书馆助理员），月薪8块大洋。这时的毛泽东，从他第一次走出韶山冲算起，已经走过了近十年的求学、求索历程，正处于世界观转变的关键时期，他来此求职不是单纯为了谋生，他更大的期待是能有机会接触一些新思想，尤其想找北大的名流们请教。可据他后来向斯诺回忆说，“大家都不理我”，“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埃德加·斯诺 《西行漫记》）据有关文献记载，在北大红楼的“名流”中，起初唯有李大钊、陈独秀对毛泽东的态度是例外。当时的李大钊很年轻，未到“而立之年”却已被尊称为“守常先生”。李大钊对毛泽东经常登门请教表现出极大的热心，不仅有问必答，还经常推荐新书，并介绍了胡适等名师。经过接触和深谈，北大的不少“名流”也感到这个操浓重湖南乡音的图书馆助理员的志向和见解非同常人，此后便乐于倾心与之交流。
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停留了大约半年的时间，其中有三四个月和李大钊共事。由于勤奋敬业、谦虚好学，毛泽东深得李大钊的器重，他不仅与李大钊经常接触，还阅读了很多当时的新书、新刊。这一时期，也正是李大钊世界观急剧转变、思想迅速升华的时期。李大钊倾心研究和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先后发表了《庶民的胜利》、《Bolsnevism的胜利》和《新纪元》等脍炙人口的文章，以饱满的热情把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介绍于中国思想界。毛泽东曾说过，“没有中国共产党以前就有马克思主义了，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怎么会有共产党呢?事实上，那时候李大钊他们就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那时候的报纸、刊物、书籍都在……”。
1919年4月，毛泽东为照顾病重的母亲回到湖南。随后，他在湖南参加了“五四运动”。毛泽东把他的主张付诸实践，组织、发动了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12月底，毛泽东组织请愿团到了北京。第二次来北京，毛泽东第一个想到的是见李大钊。李大钊见到毛泽东也十分高兴，热情的向毛泽东介绍他正在筹备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有关情况，并介绍了许多共产主义文献和关于俄国革命的书籍，希望毛泽东好好研读。李大钊还同毛泽东商谈了关于组织青年学生去俄国勤工俭学的有关事宜。随后的几天，李大钊还介绍毛泽东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在李大钊的热心引荐下，毛泽东有幸结交了更多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如刚刚建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一些发起人如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等。
毛泽东两次赴京，在李大钊的帮助和引导下，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是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中的一次极具重大意义的飞跃。这段历史，对毛泽东来讲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斯诺文集》） 对于已经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迅即把自己融于变革社会的伟大实践中的毛泽东，李大钊继续给予悉心的“帮扶”。1920年4月，毛泽东离开北大回到湖南。8月，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留俄勤工俭学团，组成湖南“留俄运动之先锋队”，又与何叔衡等人组织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并在李大钊的鼎力援助下创办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文化书社。书社于8月2日在长沙举行成立会，9月9日开始正式营业。在书社的经营活动中，遇到资金严重短缺的问题，在这个关键时刻李大钊又一次向毛泽东伸出了援助之手。长沙文化书社所销售的书籍中，有北京大学丛书和新潮丛书，以及非丛书的书籍约50多种，均来自北京大学出版部，而且是由李大钊出面“为信用介绍”，采取“免去押金”的办法。
在随后的岁月里，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曾和李大钊有过一段更加密切的交往和合作：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会议上，为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而共同努力。 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会议上，两人配合默契，如在讨论国民党章程时，李大钊针对“不能党中有党”的说法据理陈词，诚恳地解释了共产党的做法；毛泽东则趁机发言，要求停止讨论，即付表决，从而使反对国共合作的提案被轻易否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26年1月，毛泽东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李大钊对此极为赞赏，并在各个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实际上，毛泽东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的时候，李大钊就把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目光转到了农村。他在1919年2月发表的《青年与农村》一文中，热切地号召有志青年到农村去。李大钊在文中指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大多数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 （《李大钊文集》）李大钊在1925年发表的《土地与农民》一文，更是深刻论述了中国历史上平均地权的运动、农民在中国的重要地位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大意义，提出了“耕地农有”的主张（《李大钊文集》）。指出了农民的要求以及如何在农村工作。毛泽东还把此文编入《农民问题丛刊》，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这些文章对于毛泽东后来高度重视农民问题、倾心农民运动并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理论，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应该说，毛泽东对“农民问题乃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这个事关中国革命成败的重大理论问题的探索和杰出贡献，与建党初期李大钊的引导和启发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关联。李大钊的思想和见地不仅影响了青年毛泽东的人生道路，而且对后来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也起到了深深的影响和奠基作用。
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和风范，在毛泽东心中已经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为毛泽东一生中最重要的领路人。
（作者单位：沈阳理工大学思想政治理论部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