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为党和人民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生命中的诸多“最后一次”，也颇为感人、可圈可点。
1974年5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与马来西亚总理举行会谈。这是他同外国首脑的最后一次正式会谈
1974年5月28日，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当晚，欢迎宴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主持宴会的周恩来和拉扎克都发表了重要讲话。周恩来说：“实现中马关系正常化，是符合中马两国人民利益的。拉扎克总理这次来我国访问，两国政府将正式宣布建交，从而揭开了中马关系史上新的一页。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表示热烈的欢迎！”拉扎克说：“我这次到北京访问，其目的是要恢复和加强我们两国悠久的关系。这次访问，将实现两国外交关系的正常化……马来西亚热诚地欢迎我们之间的关系发展。我深信，我们两国对促进相互的谅解会做出重要的贡献。我也是本着这种精神展望更加幸福和更加光明的未来。”
29日傍晚，周恩来和李先念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就中马建交问题同拉扎克举行会谈。这时，周恩来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为了预防意外，医护人员做好了随时抢救的准备。周恩来以顽强的毅力坚持整个会谈过程并最终达成协议。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同外国首脑举行的正式会谈。
31日晚，他和拉扎克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马两国建交公报。这对改善中国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突破。之后，中国与菲律宾、泰国的建交公报也都由周恩来亲自签署。
1974年6月1日，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工作生活了20余年的中南海西花厅
1972年5月，周恩来在一次身体常规检查中发现患了癌症。此后，长期的超负荷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数不清的磨难，使他心力交瘁，病情急剧恶化。1974年6月1日，周恩来不得不住院治疗。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
这天中午，周恩来到办公室整理了一会儿文件，嘱咐秘书带上他要看的书和待批的文件，并口授了“六月一日后对送批文件的处理意见”。然后，穿起中山装，披上藏青色大衣，缓步来到院子里。
周恩来站在等候的汽车旁迟迟不肯上车，对这个工作和生活了20余年的院落看了又看，凝望不语。此去何日再能回返这处温暖的怀抱，他虽不是医生但作为一国总理的他，很清楚自己的病况，更何况他关心爱护的陈毅、陶铸和王进喜等同志都是他眼睁睁地看着被癌症夺去了生命的。然而，周恩来没有沮丧，他满怀信心地打定主意，要积极配合治疗，尽可能地延长生命，争取在有限的日子里为国为民再多做些事情。
临上汽车前，周恩来似乎又想起了什么。他走回自己的办公室，细细地凝视着室内他所熟悉的每一件物品。驻足沉思了一会儿，再次步出屋子。
几十年来，他多次出国访问、到外地视察或开会，曾经无数次地离开过西花厅。但是，这一次，恐怕真是要同这个熟悉而亲切的地方永别了。想到这儿，他又情不自禁地回头，最后多看了几眼。
当天下午，载着76岁高龄的共和国总理的汽车驶出了中南海，开进位于北海公园西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O五医院。在这里，周恩来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时刻。
1974年9月4日，在一份关于祖国统一问题的文件上认真批示，且最后四字为“托托托托”。这是他批示的关于台湾问题的最后一份文件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周恩来长期萦绕在心的一大愿望。他多次说：对台工作急是无用的，今后可能会拖下去，我们这辈子如看不到祖国统一，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总会看到的。“我们只要播好种，把路开好就行。”
“文革”开始后，对台工作遭到很大破坏。1972年中美关系恢复正常后，对台工作才又开始出现新的转机，艰难地向前推进。这时，周恩来已重病缠身。然而，对台工作一直由他直接领导，一些台湾问题的重要文电仍要送他签发。
1974年9月4日，周恩来在一份关于祖国统一问题的文件上认真地作了批示，批示最后的4个字是“托托托托”。这是他批示的关于台湾问题的最后一份文件。这4个“托”字不仅是留给负责对台工作的同志最后的嘱托，也是他对全国人民的嘱托。
周恩来虽然躺在病床上，心里却时刻惦记着远在台湾的朋友。当他听说张学良患了眼疾有失明的危险时，十分着急，立即请负责对台工作的罗青长查明情况。更令人感动的是，直到生命垂危之际，他对祖国统一问题仍念念不忘。
在1975年9月的那次手术中，周恩来癌细胞已全身扩散，无法医治。邓小平指示医疗组要为周恩来“减少痛苦，延长生命”。随后几个月里，周恩来身体愈来愈虚弱，但头脑却十分清楚，他在努力思考着还有哪些重要问题需要交待。
12月20日上午，他再次从昏迷中醒来，医务人员俯身问：“总理，您想喝点水吗？”周恩来摇摇头。又问：“你哪里不舒服吗？”周恩来仍摇头。然后他用微弱的声音吃力地说：“我要见罗部长。”“是罗青长同志吗？”他点点头，眼中流露出急切的目光。
得到中央的批准后，罗青长立即驱车奔往医院，耳畔响着邓颖超的叮嘱：“恩来病得很重，你要有思想准备，见了他不要太难过，一定要克制。”
见到明显憔悴虚弱下去的总理，罗青长还是忍不住哭了。这时，周恩来正在发高烧，体温高达38．7°C。他吃力地紧紧握住罗青长的双手久久不放，声音低弱地说：“青长同志，想不到我一病，就病成这个样子，今天还能见到你……”
听到这里，罗青长泪眼模糊，声音哽咽。但是，一想起邓大姐的叮咛，他强忍悲痛，连声说：“党政军的同志们都问候您，全国人民都关心您，希望您早日恢复健康。”
周恩来会意地点点头，随后便非常吃力地向罗青长询问台湾近况及在台朋友的情况。说着说着，他的声音低落下去了，双眼逐渐合上了。
罗青长急忙劝他休息一会儿，可是他却顽强地睁开眼睛，喝了一点水，又继续谈下去。他嘱咐罗青长道：“不能忘记那些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们……”直到病痛再次把他折磨得说不出话来，他才疲倦地闭上双眼。然而，只是稍歇了片刻，他又强打起精神说：“我休息十分钟，你等一等，我们再谈谈。”听到这里，罗青长再也忍不住了，背过脸去，泪如雨下……
1974年9月30日，抱病主持最后一次国庆招待会，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1974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的大喜日子。9月30日，恰巧又是花好月圆的农历中秋节。
这天晚上，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灯火辉煌，一派喜气洋洋。参加国庆招待会的国内外来宾4500余人济济一堂，欢声笑语。在座位上焦急等候着的人们议论最多的话题是：今晚周恩来能不能出席宴会。因为，大家知道，建国以来每年的国庆招待会都是周总理主持的。但今年总理身体每况愈下，令人担忧。
好在临近国庆节周恩来的身体未出现异常，可以出席会议了。这天，他穿上人们熟悉的那套深灰色中山装，看上去气色还不错。
像往年一样，周恩来早早来到大会堂北京厅。有些领导同志很久未看到总理了，都走到他面前，十分亲切地和他握手。
晚7点多，宴会厅东侧入口处的帷幕拉开，水银灯齐亮，军乐队奏起了《迎宾曲》。总理率先向宴会厅走去，他刚刚走到入口处，厅内的几千人都站了起来。大家使劲鼓掌，情不自禁地喊道：“周总理！周总理！”总理一边走着一边微笑着向大家招手致意，并请大家坐下。可是，人们焦急、期盼、欣喜和激动的心情很难一下子平静下来。好多人包括一些外国客人都顾不得礼仪，激动地站在椅子上，以便更清楚地看一看敬爱的周总理。热烈的掌声响彻全场，经久不息。
跟随周恩来左右的医护、警卫人员反倒有些着急、不安、替总理捏着一把汗。因为他们清楚周恩来的病体是不允许过分激动和疲劳的。对周恩来出席并主持这次招待会，医护人员本来就不赞成，后来几经商量，才提出几种方案：或是出席而不讲话；或是只讲前面几句，后面的由他人代读。可是，现在周恩来出席了，讲话了，而且还从头讲起，一直讲到最后。
当主持人宣布“国庆25周年招待会开始，请周总理致词”时，大厅里再次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周恩来被掌声送上了讲台，用人们耳熟的清脆的声音，致祝酒词。他说：“25年前，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25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在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我们向全世界人民和各国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给予我们的支持和援助……”
周恩来每讲完一句，就响起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他的祝酒词不到400字，人们鼓掌的时间远远超过了他致词的时间。当周总理请大家为中国各民族大团结、为世界各国人民大团结干杯时，会场的情绪达到了最高潮。人们举起酒杯目送总理回到主宾席的座位上，遥向总理祝酒，祝愿总理健康。
大家都有这样的同感：虽然周总理面容消瘦了许多，但他简洁的语言、潇洒的风度、铿锵的声音和有力的手势，完全是原来的样子。这使大家的心中燃起了希望———周总理的健康恢复了，不久他将能出来继续领导全国的工作。
然而，怀着良好祝愿的人们并不知道周总理得的是什么病，更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主持国庆招待会。但他深知这恐怕是最后一次主持国庆招待会这种盛典了，因此在宴会结束时，他紧紧握住时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的高富有的手摇着，表示深深谢意和无限眷恋。随后，他又来到东大厅，想再看看这里。工作人员一见，纷纷围拢过来，向总理问好。周恩来一一同服务员们握手告别。当他发现一个经常为他服务的小靳不在现场时，还特意问：“小靳呢？她怎么没在？好久没见到她了。”大会堂的工作人员赶紧用内线电话通知小靳过来。不一会儿，小靳挺着大肚子来了，周恩来高兴地握着她的手说：“要做妈妈了，要注意身体呀！”小靳一边握着总理的手一边望着他消瘦的长满老人斑的面孔，内心涌起一阵酸楚而抽泣起来，周恩来忙安慰说：“不要哭，不要哭，哭对胎儿发育是不好的。”总理的一席话惹得大家个个伤感落泪。最后在医护人员悄声提醒下他才依依不舍离开大会堂。
1974年12月23日，飞往长沙会见毛泽东面谈党内要务，二人作出“长沙决策”。这是他最后一次离京远行
1974年12月23日，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周恩来、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准备情况。
行前，医务人员再次发现周恩来便中潜血，需要马上进行检查治疗。周恩来自己也明白这样远途奔波会使病情恶化。但是，在这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节骨眼上，他毫不犹豫而坚定地向医生表示：“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负责周恩来医疗工作的叶剑英只好再三叮嘱随周恩来前往的医护人员：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不能改变计划，但要想尽一切办法，绝对保证周总理的安全。
当天中午，身体虚弱的周恩来离开三O五医院，启程飞往长沙。这次登机，他行动迟缓了许多，吃力得很，而且还有点晃。在旅途中，总理端杯子的手也在不停地颤抖。下午，抵达长沙。王洪文也另机到达。
在毛泽东住地，周恩来和王洪文同毛泽东会面。从这天起到27日，毛泽东与二人一连进行了4次谈话。毛泽东听取汇报期间，谈了几方面的意见。一是批评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毛泽东严厉警告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又说“江青有野心”。毛泽东提出，江青应该作自我批评，并且要求王洪文写出书面检查。二是高度评价了邓小平。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毛泽东还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提出在四届人大前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同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三是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毛泽东重申了“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人大开过后，总理可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由邓小平去顶。毛泽东还就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的人选问题提出一些具体意见。
26日深夜，毛泽东专门约周恩来单独谈话。并肩战斗、荣辱与共地相处近50年的两位老战友，促膝长谈，直至天明。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泽东还谈到：“要尽快‘解放’一批干部，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们还就党和国家领导人员的任职问题交换了意见，最终确定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上的人事安排方案。在听取周恩来汇报后，毛泽东表示他已经知道江青和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
周恩来这最后一次的抱病远行确实不辱使命。毛泽东与周恩来共同作出的“长沙决策”具有深远的意义，它粉碎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长期以来企图“组阁”的阴谋。这对以后中国局势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显然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1974年12月26日，适值毛泽东81岁生日时，主持了最后一场简便生日宴，与大家一起诚祝主席健康
1974年12月26日这天上午，周恩来对身边随行工作人员说：“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晚上请大家吃顿饭，祝贺一下。”
身边工作人员都知道，周总理从来不为自己过生日，他也不提倡过生日。只有像宋庆龄、何香凝等一些知名人士过生日，他才会专程去祝贺。为党内领导人过生日就更少了。
身边工作人员跟着进一步问了一句：“总理，都要请哪些人呢？”
周恩来说：“就是这栋楼内工作的同志，再请几位省里、军队里的负责人。”
晚上，周恩来和湖南省里的几位领导同志同坐一桌，北京来的随员和省里的几位工作人员坐在另一桌。
二十几个人开始了庆祝毛泽东生日的晚宴。毛泽东主席虽然当时并不在场，但是，在座的都为毛主席的健康长寿频频举杯庆贺。
看到因病折磨精神消减了许多的周总理，大家又纷纷不由自主地都走到总理身边，碰杯诚挚祝愿总理能够早日康复。
席间，周恩来与大家谈笑风生。总理因病不能喝酒，为表示心意，周恩来要求身边工作人员代表他向各位同志敬酒，感谢湖南省领导的盛情款待以及他们对总理的良好祝愿。
1975年1月10日，主持党的十届二中全会闭幕式，这是他最后一次主持中央全会
1975年1月10日晚，党的十届二中全会闭幕式在京西宾馆举行。从医院赶来的周恩来，面容憔悴，身着略显宽大的深灰色制服端坐在主席台上，主持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
在通过全会的各项议程后，周恩来总结说：“这次中央全会结束前，我请示毛主席，有什么话要我向大家转达。毛主席讲了八个字：‘还是安定团结好！’希望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革委会的工作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工作，都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安定团结，把今年各方面工作做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他还说，“1975年是安定团结的一年，是争取胜利的一年。我相信，在毛主席的谆谆教导下，全国人民安定团结，一定会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许多老同志，其中不少人很久没有见到周恩来了。此时此刻，大家望着周恩来的病容，聆听着他的亲切嘱托，无不为之动容，也无不为周恩来的健康担忧。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主持中央全会。
1975年1月13日，带病出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并最后一次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
1975年1月13日晚8时，人民大会堂大厅里灯火辉煌，庄严肃穆。四届人大会议隆重开幕。
周恩来离开病床来参加大会。他还是穿着那身灰色中山装，胸前佩带着那枚“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几年病痛的折磨使他明显地消瘦了，但他那睿智的目光依然炯炯有神。
当周恩来走向大会主席台时，来自全国各地、各条战线上的2800余名代表向抱病前来参加会议的总理报以长时间、暴风雨般的掌声。接着，周恩来以恢宏的气派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他向大会郑重地重申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他说：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向世界前列。国务院将按照这个目标制定长远规划、近期计划。国务院各部、委，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直到工矿企业和生产队等基层单位，都要发动群众，经过充分讨论，制订自己的计划，争取提前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各位代表以激动的心情和热烈的掌声真诚地拥护周恩来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
在四届人大会议期间，周恩来曾经参加天津代表团的小组讨论会。他坦然地对大家说：我已经得了癌症，工作的时间不会太长了，这也是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在，我正在医院里同疾病作斗争，在可能的情况下，我还要继续和大家一起奋斗，共同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在四届人大会议上向全国人民重新宣布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正是晚年周恩来内心最强烈的愿望。
1975年6月9日，贺龙逝世6周年之际，仍坚持出席贺龙骨灰安放仪式并代表党中央致悼词。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席追悼会
1975年6月9日，是贺龙元帅含冤逝世6周年的日子。这一天，中央军委等单位准备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一个小型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但“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道，不宣传”，这是6月6日王洪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的。
贺龙的长女贺捷生在6月7日分别写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表示对这种做法“百思而不可解”。看到贺捷生愤林彪之流飞扬跋扈祸国殃民迫害忠良、慨不为贺龙举行公祭及所致后果的来信，周恩来立刻给毛泽东写信说：“……始知纪念会照开，无悼词，不登报。”“今得贺捷生同志此信，特送上。如主席另有指示，当与政治局设法补救。”看得出，周恩来希望得到毛泽东的指示，以便修改政治局原定方案。
当天，毛泽东批复：“照总理意见办理。”周恩来托人转告贺捷生，要她顾全大局，一定参加她父亲的骨灰安放仪式。贺捷生表示：听总理的话。
接到毛泽东批示后，周恩来决定：重新布置会场，安放花圈，准备悼词，他自己亲自参加这个仪式。
6月9日下午，贺龙骨灰安放仪式在一片沉痛和肃穆的凝重气氛中举行。当年出席仪式的徐向前回忆说：“总理是不顾人们的劝阻抱病参加的。他签到时，显然是由于心情激动和身体虚弱，书写签到簿时手哆嗦得很厉害。我问他：‘你病成这个样子，怎么还来了？’总理尽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沉痛地说：‘这个会，我不能不来啊！’在场的同志谁都可以感觉到总理心中感情的分量，谁都不能不想得很多。总理在这个场合流露的感情，包含着对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造成严重后果的深深的愤慨。”
在去八宝山前，周恩来的心情一直难以平静。邓颖超觉察到后，打电话给贺龙夫人薛明说：“总理也许来。若来了，你们双方要控制些感情。”当在八宝山的休息室里见到薛明和她的子女时，周恩来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了。
薛明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六月九日下午四点，我和孩子们提前到了八宝山。在休息室里，好多老同志进来一个一个和我握手。正在这个时候，我听见外面有人叫：‘薛明，薛明啊！’接着，门被推开了，总理走进来。我看他确实瘦了许多。我急忙迎上去说：‘我在这儿。’总理拉住我的手，又扶着我的肩头，声音颤抖地说：‘薛明，我没有保住贺龙啊！都六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呀……’他说着哭出声音来了。我说：‘总理，你不要太难过了……’我替他抹去流下的泪水。他拉着我的手直哆嗦：‘薛明，我没想到，我没想到啊！’这时，我女儿（晓明）看到情况不好，怕总理太受刺激了就劝道：‘周伯伯，你自己要保重身体啊！’总理听了抬起头，缓缓地说：‘晓明啊，我的时间也不长了！……’这个时候，我终于控制不住了，在场所有的人也都忍不住了，一屋子的人全都‘呜呜’地哭起来。”
伴随着低回的哀乐，周恩来走进安放仪式会场，在贺龙遗像前深深地鞠了7个躬。之后，他代表党中央致悼词，他说：“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做出重大的贡献……贺龙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1975年7月11日，专门脱了病号服换上平常衣，盼来了数十年与自己出生入死、肝胆相照的朱德，两位老战友最后一次喜相见
1975年7月11日下午，周恩来午睡后在病房内稍作运动。他一边活动一边对身边工作人员高振普说：“你打电话问一下朱老总的身体怎么样了，他现在有没有时间，前些日子他想来看我，因为我当时身体不太好，没能请他来。今天可以了，看老总能不能来。”当高振普答应着转身去打电话时，周恩来又补充说：“现在是4点多钟，如果朱老总可以来，5点钟可以到这，大约谈上半个小时，5点半可以离开，6点钟他可以回到家吃饭。按时吃饭是朱老总多年来的习惯。他有糖尿病，年岁又大，不要影响他吃饭。如果今天不能来，请他去北戴河之前来一趟。”
高振普把总理想见朱老总的心情报告了邓颖超。邓颖超指示高振普直接找康克清。他要通了康克清的电话，转告了总理的意见。康克清说：“请报告总理，老总的身体挺好，今天没有安排别的事。他这几天总想去，一直在等你们的电话。他是要见了总理后再去北戴河的。”高振普将朱德可来的消息报告了总理，同时转达了康克清的问候。
周恩来在病房里来回踱着步，思忖片刻说：“换上衣服，到客厅去见老总，不要让他看到我穿着病号衣服。”
5时50分，朱德来了。周恩来起身微笑着迎向朱老总，两人同时伸出了双手。
朱老总用颤抖的声音问：“你好吗？”
总理回答：“还好，咱们坐下来谈吧。”
朱德已是89岁高龄，动作有些迟缓。工作人员扶老人家坐到沙发上。总理示意关上客厅门，工作人员马上都退了出来。
客厅里，只有两位出生入死、为新中国建立了卓越功勋的老战友在促膝交谈。
6时15分，谈话结束。周总理送朱老总走出客厅，两人依依不舍，紧紧地握手告别。周总理目送着朱德的汽车远远开走，才转身回到房间。
不曾想，这次短暂一见，竟然成为两位共和国领袖的最后一次交谈，最后的握手！谁又能想到，这次相见，竟然是两位老战友的诀别。
1975年9月7日，会见了伊利耶?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他最后一次外事活动
1975年6月以后，周恩来由于癌症的折磨，身体极度消瘦，体重竟少到了30．5公斤。进入9月份后病情更是急转直下，癌细胞继续扩散，免疫力严重下降。鉴于这种危险病况，医疗组不得不取消他的所有外事接待活动和室外散步。
9月7日，周恩来不顾病情的严重恶化和医护人员的一再劝阻，坚持会见了伊利耶?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周恩来生前的最后一次外事活动。
当与外宾谈到自己的病情时，周恩来坦然、肯定地告诉客人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接着，周恩来充满信心地说道：“我现在病中，已经不能再工作了，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可以完全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中国党和政府的内外方针。”
整个会见只有短短的15分钟。
10多年后，当维尔德茨说起这次会见时，深情地称会见“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也是在一个令人难以忘记的情况下进行的……是非常热烈和激动人心的。”
1975年9月20日，在做住院后第4次大手术前，在《 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事件〉问题》报告录音记录稿上最后一次签字
1975年9月20日，病危的周恩来不得不再次承受住院后的第4次大手术。
周恩来清楚，施行这次手术的结果很难预测。 在进入手术室前，他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事件〉问题》报告录音记录稿，用很长时间仔细看了一遍，然后，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这是周恩来生前所作的最后的一次签字。
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竭力大声地说了一句久埋在心里的话：“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
1976年1月7日，弥留中对大夫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1976年1月5日凌晨，医务人员为生命垂危的周恩来做最后一次手术。随后，接到周恩来病危通知的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国务院负责人等陆续来到医院。
1月7日，周恩来的病情继续恶化，气息已变得十分微弱，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医疗组成员、护理人员等昼夜守护在病房，随时准备抢救。
深夜11时，弥留中的周恩来从昏迷中苏醒。他微睁双眼，认出守在他身边的吴阶平大夫，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恩来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为国为民竭诚尽力地操劳奉献了一生的总理，在垂危之际依然还是只想到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