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照金苏区是陕甘边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年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苏区创建80周年，爷爷吴岱峰曾经在照金苏区薛家寨参加了一场壮烈的保卫战。特写此文，藉以缅怀。
临危受命 浴血照金
薛家寨位于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照金镇，处于桥山山脉南端，山寨海拔1600多米，东南西三面为悬崖绝壁，与龙家寨隔沟相望，地势十分险峻。1933年春，当年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区游击队利用寨内的5个较大型岩洞，分别设立了医院、修械厂、被服厂、仓库等后勤单位，并筑建了寨楼、堞墙、战壕、碉堡等防御设施，军事上使薛家寨易守难攻，一度成为陕甘游击队和陕甘边根据地的大本营。
1933年9月下旬，西安绥靖公署纠集照金周边各县民团武装上千人，趁红军主力北上外线作战之机攻打薛家寨，留守军民奋勇抗击，多次将反动民团武装击退。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在战斗中不幸被冷枪击中，英勇牺牲。刚刚经历了红二十六军在秦岭山麓残酷战斗的爷爷临危受命，接替李妙斋职务。在山上的一处路上看到有一摊未干的血迹，战友们告诉爷爷，那就是李妙斋烈士牺牲时留下的鲜血，爷爷面对死亡，毫不畏惧，从容地走向保卫薛家寨的战斗岗位。
10月13日，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孙友仁团数千人，配属炮兵，在反动民团武装的配合下，向照金苏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合围薛家寨。此时，周围其他地方均已失守，主力红军又在外线作战，我方留守军民仅200余人（包括许多后勤人员），敌军在人数、武器装备、后援补助等方面都占有极大优势。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爷爷与将士们顽强坚守，浴血奋战，利用险要地势，防守严密，敌人屡攻不克。
10月15日，疯狂的敌人发起了密集的轮番进攻，用山炮、重机枪向薛家寨狂轰乱射，使我军阵地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爷爷临危不惧，沉着地指挥，同敌人进行殊死搏斗，打退了敌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给予敌人重大杀伤，我军也受到了较大的损失。由于十分熟悉薛家寨地形的陈克敏（陕甘游击队的一个分队长）叛变投敌，他将其驻守的战略要地龙家寨变成了反革命武装攻击薛家寨的重要突破口，把我方兵力部署告诉对方，还带敌人在深夜从我军未曾设防的崾硷处攀爬小树登上薛家寨。
10月16日，寨外的敌军用山炮把前山险要处轰垮，地方民团武装紧紧包围后山，加上叛徒陈克敏偷入山寨，敌人对薛家寨前堵后击，里应外合，企图彻底围剿我守寨军民。
爷爷和战友们为了保存革命实力，决定突围。他们选择了悬崖陡壁、怪石突兀的寨子东面突围，那里平时很少有人出入，敌人也料想不到。游击队员们用集束手榴弹连续爆炸，打开一条通路，使机关和后勤人员首先突围出去。爷爷和战士们边打边撤，组织大家用绳索、绑腿、布匹连在一起，从悬崖吊下山底深沟里，成功突围。
爷爷和习仲勋、张秀山等人率领突围出来的照金游击队六七十人，继续在宜君、黄陵一带坚持游击斗争。不久，他们就越过桥山，到陇东盘克原与王吉泰、刘志丹率领的主力红军会合，保留和培养了陕甘边根据地的骨干力量。
能征善教 德高友重
在照金革命根据地处于十分危急时刻，党组织任命病患在身的爷爷为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是基于爷爷对革命的赤胆忠心和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爷爷于1903年2月26日出生在陕西省安定县（现子长县）吴家寨村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就热衷习武健身。正在中学读书的爷爷就深受革命思想影响，与同学相约要投考黄埔一期，请孙中山关系密切的陕西进步人士惠有光（同盟会员）做介绍人。惠先生说：“我先介绍你们到杨虎城在安边办的教导队去学习一年，然后再到广州黄埔学校学习两年。”从此，爷爷开启了他的军事生涯。在安边教导队，爷爷结识了张汉民（中共党员），并成为挚友。1927年1月张汉民介绍爷爷加入中国共产党，调入西安中山学院，先后任第二大队长和第五大队长。
1928年春，爷爷受党组织的派遣，调入第十军驻安徽太和县军校，任第三大队长及中共地下党校总支书记，协助中共皖北特委书记、第十军地下党军委书记魏野畴同志开展兵运活动。在魏野畴同志领导下，发动了阜阳暴动，宣告皖北苏维埃政府和皖北工农红军诞生，这是安徽大地上建立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和第一支红军队伍。
1931年春，爷爷受中共山西省委派遣，在汾阳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的创建工作，任副大队长。短短几个月内，晋西游击队的力量扩大到90余人，长短枪达80余支，在吕梁山区建立苏维埃政权和游击根据地，声势浩大，威震晋西。
1932年初，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爷爷任第二大队队长。在谢子长指挥下，爷爷带领二大队率先攻入旬邑，歼敌百余人，这是陕甘游击队成立以来第一次打开县城，震慑了敌人，鼓舞了人民，激励了广大指战员。不久，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二团，下辖4个连队，爷爷任红二连连长。
1933年7月，红二团在蓝田县张家坪被敌人包围，爷爷和高锦纯率领红二连保持建制，顽强战斗，与刘志丹、王世泰等同志退入秦岭山区，坚持战斗近两个月，终因弹尽粮绝，被迫分散转移。9月，爷爷历尽千辛万苦，返回照金苏区养病，参加了保卫薛家寨的壮烈战斗。
1934年2月，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刘志丹任军委主席，习仲勋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爷爷任军委委员兼参谋长。同年10月，西北红军第一所正规军校——陕甘边红军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成立，刘志丹兼校长，习仲勋兼政委。爷爷受命参加了红校的创建工作，任学校军事部长、副校长，主持红校日常工作，与马文瑞一起写教材，上讲台。
1935年2月，爷爷接替战斗中负伤的红三团王世泰团长，任红二十六军三团代理团长，率部从陕甘边进入陕北地区。在西北红军前敌总指挥刘志丹同志的领导下，转战八百里，先后攻克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等6座县城，使陕北和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西北革命根据地。
战事稍歇，爷爷便承担起了创建西北红军干部学校的工作，担任校长。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长征前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和西北红军干部学校合并，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爷爷任副校长。
建国后，爷爷历任十九兵团常委兼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最高人民检察署西北分署检察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监察员和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爷爷曾经和魏野畴、谢子长、刘志丹、习仲勋、阎红彦、马文瑞、张秀山等并肩战斗，并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心系家乡 严以律己
爷爷常年在北京工作和生活，十分关心家乡人民的生产生活。1964年，他曾回陕北子长等地考察，看到子长县生产方式落后，农村依然贫苦，就想方设法，资助家乡人民发展生产。他个人出资从长白山地区购买树籽，从天津杨柳青购买树苗，寄往家乡。他还组织家乡的农业技术人员，到北京的四季青和天津的杨柳青公社，学习种植和养殖技术。爷爷在晚年，经常读《人民日报》和《陕西日报》、看《参考消息》。他特别关注陕北老区的经济建设和发展，经常询问亲戚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家乡有什么新变化。多年来，他总是同一些陕西籍的老同志议论如何帮助陕北老区谋发展，不断地呼吁对老区要扶贫。1982年，他已近80岁了，还同奶奶冯玉芳一起去陕西延安、山西晋西等地方考察。百岁高龄后，他还参加了一些家乡和老战友组织的重大活动。他念念不忘家乡人民，时时关心着家乡人民生活和生产建设情况。爷爷原则性强，对自己和家人要求都非常严格。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我爸爸工作调到甘肃庆阳，当时那里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爷爷要求爸爸不能搞特殊，要安心大西部建设工作，并要求让我们也应该从小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1973年初，长孙吴云章因化工系统专业技术工作需要调到北京燕山化工总厂。他带着孩子去看望爷爷奶奶，爷爷高兴地问：“是出差到北京吗？”吴云章说工作已由甘肃调动到北京了，爷爷竟然板起面孔严肃地问：“是不是打着我的旗号调来的？”奶奶接过话茬：“1969年你在五七干校生病时，云章写信给你，让你和他们单位说说，让他到干校照顾你。结果，你不但没说，还写信批评他不安心工作、拈轻怕重、对不起国家对他的培养。说得孩子一塌糊涂，他还怎么敢再打着你的名义办事呀？”在家庭生活中，爷爷一直保持着自力更生、艰苦朴素的作风，只要自己能做的事决不麻烦和依靠别人，他用自己朴素的言行为我们树立了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