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李在德与刚被授予上校军衔的于保合。
1965年东北抗日联军部分老战士相会于北京，中坐者为冯仲云。
编者按：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组自2012年初开始，先后在北京、辽宁、黑龙江等地，对10余位东北抗日联军的老战士和抗联子女进行了口述史访问。这些老战士年纪最轻的也已近90岁，在此次访问中，他们讲述了自己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故事，并提供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战斗与生活中的细节。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7周年，本报将和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组合作开辟“中国记忆·东北抗联专题”，将这些口述史选编成文，于每周五连续刊出，以飨读者。
爸爸因抗日而被捕
我是1918年2月10日出生的，属小龙，今年94岁。我的爸爸叫李相熙，他在朝鲜时就结识了金日成的父亲金亨稷和他领导的反日斗争组织朝鲜国民会，并参加了朝鲜独立团。他们经常穿过鸭绿江，到中国境内组织反日活动。
我的妈妈叫金成刚，我的奶奶叫安顺姬。我老家在朝鲜平安南道，爷爷因为受地主迫害，被毒打致死，我3岁的时候跟爸爸、妈妈和奶奶一起来到中国。当时爸爸背着两床被子，还有锅碗瓢盆，妈妈背着我，过了鸭绿江一路往山里走，在安东(今辽宁丹东)找到了一个朝鲜人聚居的小屯子，就在那里落了脚。
到中国以后，爸爸继续参加独立团的武装反日斗争。在我的记忆里，爸爸很少在家。当时有一个叛徒将爸爸的情况告诉了国境上的警察，等到爸爸回朝鲜执行任务的时候，就对他进行了抓捕，并关进了监狱。我们那时候在安东不知道消息，也没有人通知我们。我的叔叔在朝鲜得到消息后去监狱看过爸爸，后来给我们写了信，我们才知道爸爸进了监狱。看管监狱的人很讨厌叔叔总来探望我爸爸，于是对他说爸爸已经死了。后来，叔叔给我们写信说爸爸在监狱里牺牲了，我们就再也没有听到爸爸的消息。
有一个叫张应汉的叔叔很同情我们家的遭遇，一直照顾我们，他家有他妈妈和他妻子三口人。他们搬家，我们就跟着搬家，妈妈背着我走，那年我才5岁。在张应汉叔叔的帮助下，我们到了凤凰山。1924年秋天，从那儿坐火车到了哈尔滨的梧桐河，我们和几十户朝鲜人一起在河边垦荒种稻子，刚去的时候那里没有人，大家就临时搭棚子，或者挖地窨子，慢慢地去的人多了，就变成了一个屯子，叫河西村。
人生中的第一位老师
梧桐河边有河东村和河西村，河东村离松花江比较近，来来往往的人比较多。两岸在当时朝鲜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办了一所小学校——模范学校，从1928年以后，担任校长的是朝鲜人崔庸健(后曾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他教给我们的第一首歌就是《列宁诞辰歌》。那时我们最崇拜列宁了，课本里、课堂上都在讲列宁。崔庸健是中国共产党员，参加过广州暴动，失败了以后回到了东北。他办夜校，组织群众，发展党组织，并介绍我妈妈入党。梧桐河开始有了各种革命组织，有妇女会、农民会、青年会，他还领导了一次梧桐河农民抗租斗争。那时候我们喊他“大大”，他对我们要求很严。在河西村时，有一次我背着一个老师的小孩，到梧桐河边去玩，崔庸健看见以后，第二天问我上哪去了，我实话实说。这是违反纪律的，因为学生不许一个人到梧桐河边去玩，后来我被罚站一个钟头。在他的影响下，我后来参加了学校的少先队组织，还参加军事训练，站岗放哨，对革命的认识慢慢也清晰起来。
妈妈壮烈牺牲
1931年松花江发大水，梧桐河两岸和学校都被冲毁了，我也失学了，便和家人离开了河西村，随着难民走了两天，到了鹤立铁路一个叫7号的屯子附近，后来这个地方慢慢建立起了一个7号新屯。
“九·一八”事变以后，7号新屯成了满洲省委汤原中心县委所在地。那时我妈妈是县委委员、妇女主任，我也加入了青年团，组织上非常相信我们家，我奶奶也对同志们特别好，所以我们家就成了党组织活动的一个据点。
1932年10月，满洲省委巡视员冯仲云(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政委、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北京图书馆馆长、水利电力部副部长等职)来做地下工作，住在我们家。我们家只有一间屋子，奶奶说天气冷，让他在屋子里睡觉，可他说：“我是一个青年人，年纪轻轻的，身体好。”说什么也不在屋里睡。那时候土匪很多，有些土匪名义上是抗日，实际上是“胡子”，四处抢吃抢喝。有一次土匪突然进村抢东西，冯仲云来不及躲避，我奶奶跟冯仲云说：“你不要说话，装哑巴。”妈妈把他的眼镜摘下来，藏到怀里。土匪进屋看冯仲云不像当地人，硬说他是日本特务，抓起来要枪毙。奶奶对土匪说：“这是我儿子，从朝鲜来看我，他是哑巴，不会说话。”我妈妈也大喊：“他是我弟弟!”拦住他们。正相持不下，屯子里的群众也出来帮助劝阻，都说这就是我奶奶的儿子，是从朝鲜来的哑巴。就这样，保护了冯仲云。不久，奶奶就病逝了。
我的母亲原来有一个朝鲜名金顺喜，后来冯仲云说这个名字不好听，给她起了一个名字叫“金成刚”，意思是“成为钢铁一样的人”。她参加了县委的抗日组织工作，经常会在我的衣服里缝好一封信，让我跑交通为附近的党组织送信。信的内容主要是党布置的工作任务，还有一些敌人活动的消息。1933年春，冯仲云得到敌人活动的情报后，离开汤原回到省里。
1933年夏天，抗日斗争形势紧张，一些党团员白天都不敢在村里住，晚上回家帮助干活，干完工作后就到野外挖的地窖里去住。1933年中秋节那天，我没有回家。妈妈和裴治云叔叔他们在我家开会，因为觉得第二天是中秋节，敌人应该不会出来，于是麻痹大意了。结果敌人出动了，把村里许多人抓到了在鹤立的日本宪兵队。
为保护我们藏在村外的二三十名党团员，妈妈他们在监狱里受尽折磨，日本人拿竹签扎他们手指头，灌辣椒水，最后她和一起被抓去的12名烈士被敌人活埋了，妈妈就这样牺牲了。此后我也不能再住在家里，一直住在河边的地窖里面。
抗日游击队生涯
妈妈牺牲后，1933年的冬天，我跟随夏云杰(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军长，1936年牺牲)一起上山，开始了游击队生涯。一开始没有武器，1934年春节的时候，我们想办法假借到地主家拜年去弄武器。因为平时地主家里都养了狗，没人敢进去，过年就不一样了，年三十那天接门神，门都打开了。我们派了七八个突击队员进去，装作拜年的样子。夏云杰他们带着两把枪——一支是没有撞针的七星子，一支是没有子弹的六轮枪，有的人就把油瓶子藏在衣服下面当枪。我们剩下的人就在外面的苞米地里藏起来，观察里面的情况。夏云杰趁着地主不注意，把枪拿出来，说：“你们不要动，我们是抗日的，我们不杀你们，只想找你们借枪用用。”接着又对他们宣传了抗日思想，地主就把家里的十几把枪拿出来交给我们了，从那以后我们就正式成立了抗日游击队。
在夏云杰领导下新成立的汤原游击队，开始成员只有三四十人。记得有一次，冯仲云到了我们部队，天黑后一起进山。经过一个金矿的时候，满地都是矿坑，冯仲云是高度近视，因为下着雨，他看不清路，我就拽着他一起走。大家都开玩笑说我是他的拐棍，就这样进了山。
那时我才十几岁，人小，比较听话，大人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一开始负责跟裴大姐(裴成春，朝鲜族抗联女战士，1938年牺牲)做饭，抱柴火、烧火、淘米、煮野菜。我没有经验，锅烧开了就把一缸子热油往里面倒，油和水一碰，就溅了出来，把我手上的皮烫掉了，很疼，我也不敢哭。山里头的一个老乡看见了，给我抹了獾油才慢慢好起来。我们当时没收了一个地主家的缝纫机，但是谁都不会用，地方组织找来了一个裁缝师傅，教我用缝纫机，所以后来我就一直在做缝衣服的工作。那时候的生活相当艰苦，白天黑夜地为部队缝衣服。白天还好，晚上没有灯，就靠着月光干活，实在看不见了，就点松树明子火在机器旁边干。有时候困得睁不开眼睛，手指头不小心都伸到针下面，针差点就把整个手指穿透了，幸好没有伤到骨头。师傅一走，缝纫机就出了毛病，一蹬线就断，急得我直哭，因为师傅没有教我怎么修缝纫机。后来裴大姐和我一起，把所有的零件排好号，拆开来，清理里面的线头灰尘，擦干净，上了一点豆油，再按照排号顺序装上，就又可以用了。1936年7月3日，由裴大姐介绍，冯仲云同志代表满洲省委，批准我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
1937年，在抗联六军的密营召开了北满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好多领导同志都参加了，有赵尚志、冯仲云、张寿篯(李兆麟)、周保中等。开会期间有举办晚会，就是各个队伍互相推举对方唱歌跳舞。也就是在这次会上，大概是赵尚志说：“我们这里有这么多漂亮的女同志，还有好多小伙子，给他们找个对象吧。”他们就给我介绍了三军的于保合。
我和于保合能结婚，跟裴成春大姐有很大关系，她不仅是我的战友，更像我的妈妈，一直照顾我。她命很苦，家住汤原，她爸爸喝酒赌钱，把她卖给了一个老头当童养媳，后来她们那儿有了革命组织，她就去参加了游击队。她的弟弟裴敬天(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二团政治部主任，1936年牺牲)是我的同学，当时我上二年级，他读四年级。我们家很困难，他常来帮我们家干活，我奶奶和妈妈都很喜欢他。我们两个开始恋爱是参加游击队以后的事情，但是后来他牺牲了。这时，裴大姐动员我说：“你已经快20岁了，不能跟着我一辈子，你该结婚了。”开始我坚决不同意，后来裴大姐老做我的思想工作，她说：“将来部队发展，女同志也少，你一个人跟着部队走不方便。”我觉得也有道理，就这样和于保合结婚了。我们的证婚人是赵尚志、冯仲云，参加婚礼的有周保中、张寿篯。
1941年，因为赵尚志反对《王康指示信》等原因被开除党籍，而我和丈夫于保合都是赵尚志的部下，所以也被一同开除了党籍，直到1945年才通知我恢复党籍。
1937年11月，于保合到六军密营来接我，我就这样离开了六军，去了三军。那时候我第一次怀孕，当时想吃酸的，野地里有一种果子叫酸木浆子，我就摘几个放在嘴里嚼一嚼。就在1938年5月，第一次生孩子的时候，大部队出征反讨伐。我跟一对朝鲜族老两口，去了锅盔山密林一个小河边，搭了一个帐篷，3个人住在里面。当时没有吃的，所以我也没有奶，小孩子出生后大概一个礼拜就饿死了。之后我又回到了部队，跟随部队一起走了。
1938年夏天，斗争形势恶化。三军四师作战失利之后，继任师长陈云升也出现动摇，于保合建议他去找六军一师，他不同意，还缴了于保合的枪。一看这个情况不对，我们都很紧张，于保合就提出去找三十二团，陈云升说我不和你们走，因为他不愿意接受抗联游击队的领导，觉得不能抢老百姓的东西，不能抽烟，还要受人家指挥，很受限制。于是我们就找三十二团去了，直到碰见了二路军参谋长王效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他告诉了我们李铭顺的驻扎地，并派了一个老大爷给我们带路，我们才找到了李铭顺和三十二团，保合同志兼任了团政委。
后来部队里出了一个叛徒，他带着日本人把部队准备过冬存储的粮食都挖走了，没有粮食就没法过冬，部队减员严重。叛徒知道我们驻扎的地点和活动规律后，我们也不敢继续待下去，于保合就同李铭顺商量过江去苏联找赵尚志。
过境以后，我们30多人在国境边上碰到了苏联红军，他们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小村庄的仓库里面，关押了大概一两个月。后来他们开始培训我们使用无线电，让我们给他们做秘密侦查工作。我们坚决不同意，咬破手指写血书，坚决要求见赵尚志回游击队。当时我们住在一个楼房的半地下室，谁也不能见，苏联内务部的人常来调查情况，我们也什么都不说，最后苏联方面无奈答应让我丈夫于保合单独和赵尚志见了一面。当时的赵尚志也是单独隔离，他只是很简单地告诉我丈夫准备回东北。
1939年夏天，苏联同意赵尚志率领抗联司令部100多人回东北。回国以后的第一次战役是打乌拉嘎金矿，当时我们遭遇了一队拉给养的伪军，才知道旁边有金矿，于是攻下了那个金矿，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并且缴获了一个电台。当时我们冲进去的时候，电台还亮着灯，发报员一听见枪响，就躲到桌子下面去了，就这样我们缴获了那部电台，但因为没法拿，也没有再使用。于保合和陈雷(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长)还对金矿的工人进行了革命宣传，工人们自愿帮助把缴获的白面背进山，再后来他们也慢慢加入了我们的队伍。
后来又消灭了两支日本军事测量队，取得一些战绩。但由于抗联内部矛盾尖锐，部队再次撤到苏联。越境前想着还会再回来，就把电报机埋在雪下，但是苏联人不同意，他们怕机器被敌人拿走，所以只好又派人返回去，把机器从雪地里刨出来，背回苏联去，他们才放心。
那个时候苏联专门给我们安排了住的地方，平常管理很严，不许到处跑，不许接触国境边上的苏联人。平时在山坡上搭个帐篷，大家在里面学习，男同志学习扔手榴弹，女同志和另外7个男同志学习无线电。我和丈夫于保合都是学习无线电的，他非常熟练，有什么毛病和困难都能自己解决。
小分队生涯
1941年6月，苏联受到德国突然袭击，于是加紧派遣小部队对中苏边境日本人活动情况进行侦查。那个时候，每次任务一般是十几天，由苏联的小船把小部队送到边境上。过境后，通过秘密侦察、向老百姓打听情况，再用电报把情报发回。1941年9月，二路军二支队长王效明带领30多人的小部队，到暴马顶子密营休整，我与保合同志一起负责电台工作。根据侦察计划，部队要过挠力河往西进军。由于挠力河发大水，部队只好绕道上游，多走了一个多月的路程。但我们只准备了7天的粮食，后20多天没有粮食吃，大家饿得走不动，一天走不了几十里路。那个时候在部队里头，饿死、病死都不稀奇，特别是身体很健康、饭量大的，死得最快。我们这些饭量少的，吃一点也就对付了。有一种树有三层皮，第三层皮是甜的，可以吃，就是把皮扒了以后，在嘴里嚼嚼。有的人渣子都吞下去了，有的则吐出来，如果吃多了，大便就拉不出来，也是遭罪。但这种树皮春天、夏天才有，秋天就没有了，都老了，没法吃。我们司务长王喜刚是个大个子，身体好，他有许多办法让大家吃上东西。但到后来行军的时候，他说：“我实在走不动了，你们先走吧，我在这休息休息。”我们安慰他说：“你在这休息，哪也不要去，我们到前边去找个地方回来接你。”于是把他安置到一个树根底下，后来走了一段路，准备休息，有人回去叫他，他已经牺牲了，是饿死的。
那时挠力河涨了水，我们在河边用柳条绑了绳子，一次两三个人拽着过去，就这么来回绕，大家就过了河。过河之后，看到山下有冒烟的地方，派两个人下去调查了一下，发现是一个烧炭窑的老百姓，有老百姓就有粮食吃了。那时吃的是高粱米，那个烧炭窑的老百姓给我们煮了一大锅。当时大家都饿得走不动了，就拼命吃。王队长说别吃太多了，吃多了肚子容易胀坏。可那些小战士哪管这些，饿了，反正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因为好长时间没吃粮食，主要是没有吃盐，这一吃完以后，过了七八天，大家就“胖”了、肿了，肿得走不动路。
八十八旅生涯
1942年底，我跟着姜信泰政委到苏联去了。当时的部队已经是八十八旅(1942年8月8日建立)，旅长是周保中、副旅长是张寿篯，人员管理由苏联内务部来监督。当时有一营、二营、三营、四营，一营营长是金日成，二营营长是王效明，三营营长是王明贵，四营营长是柴世荣(曾任抗联五军军长，后在苏联失踪)。柴世荣我只秘密见过一次，后来他可能被送到西伯利亚最冷的地方去接受审查了，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我在交通营，专门搞无线电，女兵不多，不到20个。一营主要是朝鲜人，大部分人后来跟随金日成回到朝鲜了，回到中国的不多。
搞无线电必须两个人一组，分别负责发电报和译电报稿子，我主要负责发电报，我丈夫于保合负责译稿子。密码本就在我们手里，一本是明码，一本是密码，合起来之后才能发报，很复杂。
搞无线电工作很艰苦，都在雪地里，而且必须晚上11点以后。因为11点以前敌人的电台会扰乱你的信号，使得对方收不到电报。我们的工作完成得特别好，我们的交通营长奥斯特洛夫大尉也因此非常喜欢我。我有一个苏联名字叫“马露莎”，他常在全营大会上表扬我说：“在派出活动的部队中，马露莎的电台联络是最出色的。”
1943年8月，在八十八旅的时候，我生了一个孩子，就是我的大女儿于华，金日成还送给我两条大马哈鱼下奶。当时还有一些抗联的同志们也生了孩子，我的奶水比较多，哪个孩子吃不饱哭闹，我就抱过来喂几口。吃过我的奶的小孩还真不少，包括张淑清、金伯文、邢德范的孩子。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八十八旅抗联官兵也分批协同苏军回到东北。当时我正准备生二女儿，是12月才坐火车回来的。回来之后和于保合在吉辽军区司令部电台工作，领导人是周保中。周保中为人很好，没什么心眼，长着一脸大麻子，但就是很倔。他一直非常信任我，到他晚年也是如此，还让我帮忙为他家找保姆。后来我将电台移交给吉辽军区机要科之后，就调到和龙去做地方工作了。
苏联红军进入东北以后，国共两党争夺激烈。于保合曾经跟苏军约定了撤离的密码，就是5个“6”。1946年4月14日中午12时，我们接到了“66666”密码电报，第一时间知道了苏军撤离的消息，这个重要的情报也为我们赢得了时间，准备接下来的战役。解放战争中，我们在四野随四十七军南下，一直打到湖北宜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周保中任云南省副主席，我和于保合到北京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的岁月
新中国成立之后有一段日子比较难忘，就是在政务院(1954年9月改称国务院)秘书厅秘书处工作期间，我曾负责保管机要文件和机要文件的盖章。当时周总理的印章、政务院的印章都由我管理，好多同志开玩笑说我是国务院管章的。
后来周保中调回北京，养病期间，他点名让我去他家里帮助照顾。1964年周保中去世，我们还参加了在中山公园为他举行的追悼会。
1958年，我到人大常委会幼儿园工作，做了7年。1965年我到人大常委会图书馆工作。“文革”期间我也受到了冲击，给我安了5顶帽子：朝修特务、苏修特务、阶级异己分子、假党员和杀人犯。他们派人去全国各地调查，组织材料，结果没人说李在德是坏的，最后只好让我“靠边站”。当时陈雷在哈尔滨也受到了冲击，红卫兵还到北京来找我调查他，我说我该讲的都讲完了，没什么可说的，一来二去他们也觉得没意思，也就不来了。冯仲云因为《王康指示信》的问题，被康生迫害致死。
“文革”结束后，许多冤假错案都得到平反。我从干校回来，继续到图书馆工作，直到退休，帮助于保合写回忆录。1982年6月8日，黑龙江省委为赵尚志的历史冤案彻底平反、恢复党籍;我与于保合、陈雷、刘凤阳及其他因赵尚志同志问题受错误处理的同志得到平反、恢复名誉。
有时候碰见想不开的事情，我就会想起过去那些战友和亲人，想起在抗联的那段日子，再大的烦恼也都想开了。现在看来我是最幸运的，多少同志和领导都牺牲了，我却死里逃生，活到现在。“文革”之后，我和家人受金日成主席约请，去过朝鲜，见到了久别的朝鲜老战友。能够和抗联的老战友们聚一聚，这是很令我高兴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