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经历无比丰富，也无比传奇的人。这是一位热血的革命青年，也是一位沉静的学术宗师。
青年时，他曾经被瞿秋白介绍入党，他曾经与鲁迅有过交往，他曾经指导过赵丹这样的明星演戏，他曾经编写诸多话剧抗日救亡。这段时间，他是左翼进步青年，是左联的重要成员。
中老年时，他从“演剧性”的角度出发，对中国的戏剧从理论上进行了重新阐释；他写出了《中国戏剧发展史》，《五大名剧论》等200万字的著述，对于中国戏剧史研究有着极高的贡献。这段时间，他是右派，是无业人员。
左联或右派，不过是政治标签，作为学人，他只有一个响彻中国的名字：董每戡。
■学人名片
董每戡（1907—1980），著名戏剧家、戏曲史研究专家。幼时名国清，入学取名董华。毕业于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1927年春潜赴上海，开始戏剧创作活动，作有独幕剧《频枷》等，初步显露出杰出的戏剧才华。翌年入东京日本大学研究院攻读。
回国后，在沪加入“左联”和“剧联”，并在“剧联”的理论组工作，译介了一批外国电影戏剧的理论著作，曾编成《电影戏剧理论丛书》出版。在此期间著有几部独幕剧和多幕剧，其中《C夫人的肖像》是一部针砭艺术界右翼文人的作品，深受鲁迅和郁达夫等人的好评。此外，还创作了《饥饿线》、《夜》、《黑暗中的人》、《血液出卖者》、《典妻》等剧本。
抗战爆发后，在长沙受聘于“一致剧社”，任社长兼编导。作《剧人战歌》，并为剧社创作导演了《敌》。抗战胜利后，他先后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上海剧专、大夏大学等校任教，并有《中国戏剧简史》、《西洋诗歌百史》、《琵琶记简说》、《三国演义试论》、《西洋戏剧简史》、《中国戏剧简史》等。《中国戏剧简史》上起远古、下讫民国，是继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以后，中国人自著的较早的戏剧通史。
建国后，曾在湖南、广东领导并参加了戏曲改革工作，并在中山大学执教；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8年平反，回中山大学执教；同年11月作为特邀代表参加第四届全国文代大会，并被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编委；1980年2月，因积劳成疾在广州去世，终年73岁。
解放前的左派
对不住鲁迅
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中国，诸多共产党人被追捕。
这年年底，在上海到温州的包船上，一位年轻人看起来愤懑而迷茫。突然之间，他拔出手枪，将整整一梭子弹射入水中……这一幕直到几十年后，依然让他记忆犹新，甚至还可以当作故事向子侄辈的朱树人讲起。
这位年轻人叫董华，温州人。此前在上海大学攻读戏剧专业。在学校求学期间，就已经在瞿秋白的影响下加入了共产党。这次他回乡的目的，就是受党指派回浙东地区重建当地组织，开展农民运动。只是，他还没有回到温州，就得知浙江省委机关遭到破坏，负责浙东起义的省委代书记王家谟及特派员周定、郑敬衡在温州被捕（后来全部牺牲），国民党便在全省展开大搜捕的消息。董华只有躲起来。军警来搜捕他时，他在木杓巷二号其姑母家的谷仓里躲过一劫。事后逃入郊外岷岗山林之中，结果就连家中的一些亲戚都以为他当了和尚。
1928年初，上海《申报》开始刊登通缉名单《温属共产党人通讯录》第一人，赫然印着“董丏（读“勉”）丐”。这个人其实就是董华。在温州话的发音里，“丏丐”和“每勘”的发音相同，于是从那时起，这位叫董华的革命者，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董每戡”。与这个名字同时使用的，还有两个化名：杨大元和杨每戡。
董每戡这个名字，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其实是与很多左翼革命者联系在一起的。除了瞿秋白，他还和鲁迅有过交往。如果你手头有足本的《鲁迅日记》，你可以翻到1928年5月2日，当天鲁迅曾经记载：“午后金溟若、杨每戡来。”算得上是二人交往的直接证据。不过，这段记录中所提到的另一个名字金溟若，却让董每戡后悔了很久，他觉得不该把这个人介绍给鲁迅认识。
根据董每戡之子董苗的回忆，金溟若是董每戡青年时在温州交往的一个朋友，从小随其父亲金嵘轩留学日本，日语很好。1928年时，金溟若翻译了有岛武郎论文集《叛逆者》，无处出版，董每戡便带金溟若前往景云里拜访鲁迅。结果第一次拜访时鲁迅恰好外出不在，他们留下字条言翌日再访。第二天鲁迅果然在家里等候，听说金溟若已经完成这项工作，十分高兴。后来金的译稿经过鲁迅帮助，陆续在《奔流》杂志上发表。鲁迅还鼓励金溟若将《有岛武郎著作集》全部翻译出来。他主动和北新书局李小峰联系，由北新书局按月给金溟若送生活费。但是，那段时间金溟若开始染上鸦片烟瘾，不再译书，没有钱花，又去请鲁迅帮助。结果鲁迅有所察觉，去问董每戡，董每戡据实回答。鲁迅愤然说：“我不能资助他抽鸦片烟，”随后不愿再见金溟若。而这段往事也让董每戡一直挂在心上，屡次表示这是他“对不住鲁迅的一件事”。
赵丹的老师
董每戡跟戏剧的缘分，从他小时候就已经注定了。董每戡的故乡，是号称“南戏故里”的温州。根据董每戡之子董苗的说法，“父亲从六七岁开始就对戏曲非常痴迷，祖母喜欢看温州乱弹班演出，常常带他去。在祖母的影响下，父亲从小培养了看戏的喜好。”
在上海大学毕业后，他就写过《频枷》等独幕剧，而在1928年-1929年期间，虽然他在日本大学研究院攻读的是文学与戏剧，但更偏向于实践。归国后，他更是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到革命斗争中——在上海剧专教学期间，他先是加入了中国左翼文化大同盟。1931年又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而他编剧的代表作，也正是在这一阶段创作出来的。
1932年，左联剧社接到上级指示，要批判充斥在文艺界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编写话剧的任务就落到了董每戡肩上。他用很短的时间就创作出三幕话剧《C夫人的肖像》。该剧讲述的是革命诗人的遗孀C夫人与青年画家张小石、时髦富家小姐白莉蕾之间的爱情纠葛。“一·二八”抗战爆发后，抗日浪潮风起云涌，画家毅然丢下两个争风吃醋的美丽女人，加入到抗日游行队伍中。
《C夫人的肖像》在上海的演出大获成功。董每戡在戏中直接让角色阐发自己的主张：“艺术决不是游戏，它是一种武器”，“艺术决不能离开社会，它应该是普遍的社会生活的反映，它应该被一般民众理解”。有意思的是，这种不通过戏剧行为来表现的倾向性，在当时很受到观众的欢迎。还有戏剧研究者说，这部戏的主角C夫人身上有着丁玲和胡也频的影子。
《C夫人的肖像》甚至捧红了一代著名演员赵丹。因为该剧正是由赵丹主演、郑君里导演。由于异常轰动，此前名不见经传的赵丹也得以加入明星影片公司，从此开始其漫长的演艺生涯。在排演过程中，董每戡曾经“深度参与”，因此，后来有人提到董每戡时，总会补充一句：“当年他教过赵丹演戏，算是赵丹的老师。”
此剧上演后不久，董每戡听郁达夫说鲁迅曾表示有兴趣看看。于是他便请郁达夫送票。鲁迅看了之后，对董每戡通过戏剧表现国难当头中国人的觉醒表示赞赏，使董每戡受到很大鼓励。
而在《C夫人的肖像》之后，董每戡接着又写了《饥饿线上》、《夜》、《黑暗中的人》、《血液出卖者》、《典妻》等剧，猛烈攻击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在长沙成立一致剧社，自任社长兼编导，创作和导演了三幕话剧《敌》，动员人民起来抗战。此后又应田汉之邀，到郭沫若领导的军委会政治部三厅六处戏剧科工作，又到航空委员会神鹰剧团、贵州省戏剧施教队任编导。这期间创作了《神鹰第一曲》、《孪生兄弟》、《俘虏》、《孤岛夜曲》、《未死的人》、《谁为谁做工》、《最后的吼声》、《保卫领空》、《天罗地网》、《秦淮星火》、《杜玉梅》等剧。
解放后的右派
嶙嶒的风骨
如果要将董每戡的人生分为两半，1943年应该是一个分水岭。就在这一年，董每戡应聘东北大学任教授。从此开始转型为戏剧理论研究专家的道路。
与前人相比，董每戡由于有实践的基础，因此在研究戏剧史时就有着天然的独特视角。此前王国维等人研究中国戏剧史，大多把戏剧史和词曲史缠在一起，所重视的是曲词的文学性而非“演剧性”，而董每戡的很多研究，都是从实际演出效果出发，因此得出的结论也往往更为独到。
关于董每戡戏剧理论中对于实践的重视，他的学生之一、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黄天骥至今仍有深刻的记忆。黄天骥回忆说，当年他上课时“很调皮”，经常喜欢模仿先生的动作和语气，把同学们逗得很开心。有一天，当他正在讲台上模仿董每戡先生的时候，却发现同学们都很严肃地盯着他背后——原来董每戡先生正站在那里。黄天骥说：“当时我以为他会批评我，结果他却笑了笑，说我模仿得不错。后来还专门指点我去进行表演。在那之后，我才知道先生早年做过编剧和导演，在如何教人演戏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再后来，他甚至让我去参与一些戏剧社的排演，比如一些粤剧什么的。在我看来，这种亲身体验对戏剧研究是极为有用的，起码从演出性的角度，可以证实很多剧本是否行得通。”
但是，专心于研究的董每戡却没想到，他在中大的美好时光仅持续了4年。1957年就因为一首小诗，“躺着中枪”成了右派。1957年5月19日上午，在中山大学召开了一场知识分子座谈会。由于此前董每戡曾经发表过一首诗：“书生自有嶙嶒骨，最重交情最厌官。倘若推诚真信赖，自能沥胆与披肝。”虽然那次座谈会他并没有打算发言，但由于这首诗给当时的领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于是便被“请出来”讲了几句话。根据董苗的回忆，当时董每戡说了这样两个观点：第一，高等学校是学术机构，应以学术为重；而当时的学校重视的却是职务官衔。这种风气溯至党对学术的看法，若要赶上国际学术水平，必须扭转这种不重学术的风气。第二，一些党员有两副面孔，平时是寡妇面孔，不苟言笑，不去接近群众；可运动一来即转为屠夫面孔，极是凶恶，知识分子很怕他们。
座谈会后半个月，反右运动骤然发动。6月8日，民盟中央的章伯钧、罗隆基受到批判。又过了半个月，就在董每戡50岁生日那一天，一家三口去餐馆吃饭时，董每戡下楼买了一份《南方日报》，一篇不点名批判他“右派”言论的文章已赫然在上。
再然后，董每戡同詹安泰、吴重翰、叶启芳、卢叔度一起，成了中大中文系“右派反党小集团”。被迫离开广州，直到1978年被平反，中大派人将其接回广州。
遗失的巨著
被打成右派的董每戡，每月工资由二级教授的317元变成只有区区20元的生活费。当时对右派分子有种做法叫“自谋生路”，于是董每戡就和妻子胡蒂子一起去了长沙（胡蒂子是长沙人）。董每戡认为，就算不在中大当教授，他依然可以去“卖文为生”。于是在当年国庆节前，全家拎着8箱书上路了，在长沙，一呆就是几乎20年。而且，董每戡当时的想法过于天真了。他被划为右派后，已经印好的《说剧》一书未能发行且被毁版，而他正在创作的《中国戏剧发展史》等书也无法再出版。 在被打成右派之前，董每戡也有一些重要著作，如包括《说“傀儡”》等5篇在内的《说剧》；如《中国戏剧简史》等。但他最有分量的一些著作，却都是在被打成右派分子期间完成的。根据董每戡生前的说法：“1958年冬天，忽发宏愿——开出一张‘空头支票’，想以余生写出整套近200万字的有关戏剧理论及中国戏剧史类的作业，这原是要有一定的生命力来对付的勾当，颇愿‘彻尽绵薄’。”就当时而言，这是一个庞大而详密的体系，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剧史体系。以《中国戏剧简史》、《中国戏剧发展史》、《说剧》为其理论脉络；二是剧作体系。打算选元、明、清三代的名作二三十个，作较具体较详细的论析，作为《中国戏剧发展史》的续篇；三是剧论体系。李笠翁的剧论是中国戏剧史上的创举，但《中国戏剧发展史》只能简介。故拟另写专书，作为“本书的续篇出版单行，补足‘未尽欲言’的鄙见”。
这个阶段的董每戡虽处逆境，但并不失落，这从他1957年给夏承焘的一首词就可以看出：“壮志未老，握手言欢今日好；各有心期，报国还凭笔一枝”。而在他《说剧》自序中也有一段文字：“1958年深秋来居卑土，念半生劳碌，一事无成，二毛忽现，三省犹亏，乃埋头草写《中国戏剧发展史》，肇自上古，终于解放，日以继夜，笔不停辍。建国十周年纪念前夕，即得五十余万言，宿愿初偿，私心窃喜！”看得出，这位老先生虽然蛰居，但从未绝望。
虽有雄心壮志，但此后面临的困难却并不是董每戡能够预料到的。根据董苗的回忆，当时董每戡双手都开始颤抖不能握笔，于是用右手横握钢笔，再用左手食指推着右手钢笔管，双手合力进行写作，几乎每个字写得都很艰难。1966年到1972年董每戡停笔观望了几年。1973年形势稍见缓和，他就又来补订那部因为藏在灶膛底下躲过红卫兵却没躲过老鼠的《五大名剧论》书稿。当时董每戡一家三口全靠儿子董苗在街道工厂打工的每月四十一元八角工资过活，没有余钱买纸。于是董每戡把亲友来信的空白部分裁下来，把拾到的香烟盒、包装纸、废杂纸还能写字的一面翻出来，用浆糊粘贴成自制的“百衲纸”。哪还顾得这种自制“百衲纸”长短厚薄质地颜色不一，但求能写上字就行。
正是出于这样的坚持，自1958年至1976年，董每戡一共写成《中国戏剧发展史》近60万字，《五大名剧论》50万字，增补《说剧》21专篇20万字，《李笠翁曲话拔萃论释》20多万字（原稿“文革”初被抄，重新写出《拔萃论释》19万字），《明清传奇选论》8万字，《〈三国演义〉试论（增改本）》16万字（定稿20多万字在“文革”初被抄走，又重写），总共近200万字。但直到他去世之后近二十年，这些书稿才在陈寿楠、黄天骥、董苗等人的努力下集结成册，汇编为《董每戡文集》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