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炎(1901-1927)笔名施英。四川酉阳县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参加旅法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发起组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不久改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同年任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负责人。1924年回国后，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北方区委宣传部长等职，对北方党的建设和工人运动作出了卓越贡献。1926年后，任中共上海区委组织部主任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中共江苏省代理省委书记等职。曾领导了上海工人持续3个多月的经济大罢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7月，在上海被捕后就义。
1926年5月，赵世炎遵照中央的决定来到上海后，被委任为中共江浙区委组织部主任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之前，党中央决定调赵世炎去武汉到中央工作。由于武装起义迫在眉睫，他未能接受任务，仍滞留在上海直至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上海正处在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下。赵世炎身负紧急应变的重任，他无所畏惧，仍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继续领导上海地区的革命斗争。他在区委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曾说过：“共产党就是战斗的党，没有战斗就没有了党，党存在一天就必须战斗一天，不愿意参加斗争，还算什么共产党!”
1926年6月中旬，陈延年等省委领导被捕后，赵世炎代理江苏省委书记，挑起了省委的全副担子。他积极营救被捕同志，紧急通知各区委和联络点做好应变准备。由于叛徒出卖，1927年7月2日黄昏，风雨交加，中西探捕合围了在北四川路志安坊190号的赵世炎住所，当时赵世炎正外出未归，探捕就等着走。赵世炎的妻子夏子栩和岳母夏娘娘万分焦急，当夏娘娘从窗口望见赵世炎正向家里走来时，不顾敌人的阻止，将窗台上用作信号的花盆推了下去。由于风雨太大，花盆的响声没有引起赵世炎的注意。在大雨中匆忙疾走的赵世炎，既没有看到花盆落下，也没有听到花盆破碎的声音，仍是朝家里走去，一进门就被探捕包围。赵世炎神色安详、自若，一边上楼，一边厉声质问敌探：“为什么搜查?凭什么证据搜查?”并当众声明：“本人姓夏名仁章，湖北人，是来上海做生意的。”又乘敌探正忙于翻箱倒柜寻找证据的一瞬间，悄声将正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的住址告诉了夏子栩，要她尽快设法向党组织报告。正当探捕挟持赵世炎下楼时，赵世炎又慢慢回过头来看了看夏子栩和夏娘娘，千言万语尽在这一顾之中，好像在说：一定要迅速找到王若飞!一定要保卫党、保卫组织。夏子栩找到王若飞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王若飞即组织力量设法营救赵世炎。
赵世炎被捕后，先拘押在英租界的临时法院，7月4日晚即被解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敌人使尽种种酷刑，赵世炎始终坚贞不屈，坦然镇定，一口认定自己是湖北人，叫夏仁章，因家乡闹土匪，携家业巨款，避难来上海做生意的……敌人从他的神态、衣着、家庭状况中，找不到任何革命者的证据和破绽，军法处长也感到真假难辨，不禁怀疑是不是抓错了。赵世炎在对敌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就以巧妙的斗争方式，制服了敌人。
阴险的敌人没有放过赵世炎，对他继续进行逼供审讯。直到敌人叫来韩步先、张葆臣两个叛徒一起当面指认，赵世炎才理直气壮地大声承认自己就是“施英”，就是共产党员。并严厉怒斥两个可耻的叛徒。他向敌人宣告：“你们只能捉到我一个施英，但要想从我口里得到什么机密，那是枉费心机!”
7月6日，敌人在报上公布了抓到施英的消息。这在上海数十万工人中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工人们都为自己的领袖遭到敌人逮捕而无比悲愤，立即有许多工人向组织提出，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施英。有不少工人向组织报名，要求用他们的生命去换施英，有的还主张武装劫狱。
党组织采取种种措施营救赵世炎，在王若飞的指挥下，设法买通敌军有关人员，包括淞沪警备司令杨虎的小老婆。但党很快就清楚了，无论花多少钱也营救不出赵世炎。敌人知道抓的是施英，欣喜若狂，弹冠相庆，决不会轻易放过他。
当党组织得知敌人将押解赵世炎去南京，便部署在沪宁线上截击火车抢出赵世炎，结果敌人不敢承担风险又决定在上海迅速秘密处决。党又决定武装袭击法场，并作了周密细致的部署。袭击法场营救赵世炎的队伍在敌司令部附近潜伏了几个夜晚。然而，狡滑的敌人采取了突袭的做法，致使营救计划未能实现。
赵世炎的身份既已公开，自知必死，他仍坚持战斗，把监狱当战场。在狱中的17天，对敌人的斗争从未间歇过。在敌人审讯时，他面对面向敌人纵论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揭露蒋介石充当帝国主义走狗，叛变革命的罪恶。并声辩自己并未做破坏国家的事，也没有违反什么治安法，对无理拘捕他表示抗议。在牢房里，赵世炎抓紧对难友们进行共产主义气节教育，不时地鼓励同监的同志“一定要顽强地斗争，不要害怕，越怕越没有希望。”“革命就是要流血的，要改造社会必须付出代价。”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性以及与敌人殊死搏斗的顽强精神激励着狱中的难友，使难友们增加了斗争的勇气和力量。
赵世炎在身陷敌牢的危难时刻，仍抓紧做卫兵的工作，不几天，就和这些人搞得和谐融洽。有一次，他托一个卫兵带一张纸条给党组织，再三叮嘱党组织要照顾好失业的工人骨干(这些失业工人都是罢工和起义的积极分子，有一些是党员，“四一二”后被资本家开除了)，要保护革命力量。
当时牢里发生了一连串使敌胆寒的事：杨虎的卫队有4支盒子枪不见了;一些难友在牢房中得到绝密的通知，叫他们作好打开脚镣作越狱的准备;不久又发生了敌营几个卫兵失踪的事件等等。敌人把这些事件的发生和赵世炎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感到赵世炎的存在，是对他们的巨大威胁，迫不及待地要操起屠刀杀害赵世炎。
在杀害赵世炎的前一天夜里，敌人对赵世炎进行最后一次审讯。赵世炎又是慷慨陈词，气壮山河，并自买纸笔，奋笔疾书，一个小时共写了八张纸的蝇头小楷。这是一篇声讨敌人的檄文，一篇革命宣言。赵世炎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使反动派感到万分恐慌。
7月19日清晨，监狱里早饭刚开过，外面即响起了号声，熟悉狱中情况的人都知道，敌人又要杀人了。一个卫兵打开牢门问：“谁是施英?”赵世炎用平静的话调回答：“我是施英。”然后泰然起立，用那戴着手铐的双手，艰难地整理了他那一身半新的浅灰色西装，系好领带，扣好袖口，整理了衣襟和裤角，就像要到外面出席什么会议一样的从容不迫，镇定自若。赵世炎不时地回过头来扫视难友，点头告别，坦然地对战友们说：“永别了!同志们!朋友们!”他挺起胸膛，迈开脚步，走出牢门。
刽子手们动手砍他的头了。赵世炎激昂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新军阀蒋介石!”“工农兵联合起来!”刽子手一连几刀，赵世炎立而不倒!一个坚强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壮烈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