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陶铸、陶斯亮、曾志
父亲离开我快四十年了，就连我去合肥接父亲的骨灰回京也三十多年了，但无论时间怎样飞快地过去，在我的耳边时常响起父亲在弥留之际对我的呼唤。在合肥的一所部队医院里的一间普通病房里，度过了他四十三年革命生涯的最后四十三天。每每想起这些，我不由得百感交集，万箭穿心，泪如雨下……
第一次见到父亲，我吓得大哭
父亲和母亲是在白色恐怖中相识的，由于革命的需要他们组成假夫妻，建立了“家庭”。渐渐地两人之间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假夫妻假戏真做，最终终成眷属。再后来就有了我，父亲给我取名叫斯亮，意思是“这儿，最光明”。
我出生在延安，是苏联妇科医生安诺夫给我接生的，有好多在延安的小孩儿都是他接生的。生我时母亲子宫大出血，差点儿死掉。生下我不久，母亲又因为整风运动被隔离了，不许回家。所以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承担起了对我的抚育。
在我四岁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双双被派往东北，他们当时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的。父亲把年幼的我留在延安保育院，托付给一位曾给朱德当过马夫的杨叔叔。记得父亲对杨叔叔说：“我把这个孩子托付给你了，如果我们回不来，这个孩子就是你的，你把她带大。”出发那天，在延河边上有许多人给我父母送行，母亲是一步一回头，留着眼泪和我告别的，而父亲就是抱着我亲了一亲，转身就走了。
这一年的8月，日本宣布投降。父母亲迫切想见到我，就给延安发去电报，希望杨叔叔能把我送到东北。但延安和东北相去万里之遥，之间虽有安全的解放区，但并不安全的国民党统治区更多。为绕开危险的国统区，杨叔叔带着我先绕道至晋察冀解放区，继而南下邯郸，再东行烟台，然后渡海至大连，最后改乘海轮取道平壤，再转回安东，最终到达辽吉省委的所在地白城子。这一路，我几次病重难治，几次险些走失，又几次险象环生。一个40多岁的残疾军人和一个5岁的小女孩，用了整整一年时间，硬是在这战火纷飞的年月里完成了一段传奇之旅。那时候没有“钱”的概念，杨叔叔就拿着介绍信，指着我说这是陶铸同志的女儿，要去东北找父母，请你们一路上照顾。一封介绍信，就这么一路走天下。走到张家口，胡耀邦在那儿，给了我们一些盘缠，但主要还是拿着介绍信办事，好像运包裹一样，一站一站运过去。
走了一年，我们到了东北。那时父亲在辽宁当省委书记，他原来以为我死路上了，已经把我的相片挂出来当遗像了。我们去找父亲的时候，他正在开会，一听到门卫报告，他高兴坏了，一下冲出来，一屋子开会的人都跟他冲出来。我被那阵势吓傻了。父亲一把将我抱住，我害怕得直哭。那时我心里只有一个杨叔叔，第一次见到父亲，我却一点不留情面，以号啕大哭来对待他。
在家里，我和父亲是“两口子”
父亲是一个坚强而豪爽的人，然而在对待自己的独生女儿时，七尺男儿却换上了一副慈母心肠。记忆中的父亲总是忙忙碌碌的，但只要一有时间和精力，他就会把关爱放在我的身上。
我的学生时代是和父亲一起度过的，甚至小学六年级时还和父亲睡在一张床上，天天要等到他回来才肯睡觉。我们在东北的时候，生活条件很艰苦，但每天晚上父亲都会为我烧好一盆洗澡水，等我洗好了，他再用剩水接着洗，在父亲看来，女孩子就应该用干净的水洗澡。后来父亲调到广东工作，那里天气又太热，我晚上睡觉总不爱穿睡衣，父亲每天不管多晚回家都要来查我的房，叮嘱我把睡衣穿上，把蚊帐放好。父亲希望我打扮得漂亮一点儿，平时我要是梳头梳得太板正，他还会给我弄乱一点儿，然后看着我说：“这样才漂亮嘛。”父亲甚至不允许我光着脚走路，担心脚趾头长开了不好看。当时年纪尚小的我搞不清楚“两口子”是什么意思，有人问我家里几口人，我就说：“就我和我爸我们两口子。”
除了生活上的关心，父亲还定期给我总结优缺点，让我坚持写日记，并亲自给我改日记，有时自己改不过来就让秘书帮着改。有一次，我们全家从越南回来，父亲对我说：“你给胡志明伯伯写封信，感谢他热情的接待。”我写的时候，抓耳挠腮地想不出什么好词来，忽然抬头看到卧室里有一幅“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招贴画，就把这句话用上去了，然后拿给父亲看，他看到这一句，马上批评我说：“这句话怎么能用在这儿呢，不对不对，你一个小孩子家，怎么能跟革命领袖称知己呢?”我不服气，说“怎么就不能称知己呢?”父亲坚决地说：“肯定不对，一定不能这么用，赶快删掉。”
我也许是受了有诗人气质的父亲的影响，从小就喜欢文学。上中学的时候，就想着自己有一天可以考上中山大学中文系或者历史系。但是这种天真的想法遭到了父亲的反对。父亲是在政坛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人，他深知在那个年代学习文科很容易犯错误，政治风险大。于是坚持要我在选择专业上务实一点，争取有一技之长，并强烈建议我学医。当时的我并不明白父亲这样的苦心，但是拗不过他。1962年我从广州执信中学毕业后，考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去学校报到的前夕，父亲对我说：“亮亮，你知道‘相依’这个典故的来源吗?”于是，他就给我讲了李密《陈情表》的故事，然后充满深情地说：“亮亮，我们也是相依为命的父女，你知道爸爸是多么爱你，但是爸爸对你没有任何个人要求，只希望你能成为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成为一个有高尚情操的人，我相信你不会辜负爸爸对你的期望。”
父亲对我的爱是不加修饰的，他的牵挂，他的担心，他的温柔都明明白白写在了脸上。而我母亲总是一本正经的，每当父亲给我讲故事，跟我聊天，或是有时抱抱我亲亲我，她总是在一旁静静看着我们，很少插话。所以在家里，我是永远的“爸爸派”。
唯一的一次，我和父亲是胜利者
我父亲是1967年1月4日被揪出来，那时我还在上海，当天晚上两三点钟，同学把我叫起来，给我一张油印传单，上面写着“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我一看，知道完了，父亲出事了。这一切变化太快，我心理上完全调整不过来，忽然就体验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有一次在中南海同时批斗刘少奇、邓小平和我父亲三人，一大群人突然冲进屋子，把我父母带走了。我坐立不安。有个警卫说，你跟在后面悄悄看，没事的。我就去了，看到那群人这个按一下父亲的头，那个按一下父亲的头，他还老是很倔强地挺起头来。他们声色俱厉地喊口号，批斗他。父亲回来后，我端了盆洗脚水，想给父亲泡泡脚。结果看见他头上有一个大包，是刚才批斗时打出来的。我扑上去说：“爸爸，我给你揉一揉。”他一下把我甩开，愤怒地叫道：“如果我不是相信共产主义，老子今天就跟他们拼了。”又叫道：“要批斗就批斗我，为什么把曾志拉去，她是个病人。”说到这儿，父亲流泪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他是心疼我母亲，我母亲那时候患有甲亢。
后来他们不提“保皇派”的问题了，直接说父亲是叛徒，给蒋介石写过信，出卖过同志，又在南京监狱写过悔过书。这些都是我伯伯揭发的，看着满大街的大字报，把我也弄糊涂了。我那时候挺革命的，就去问父亲，希望他给我一个斩钉截铁的答复，我一脸严肃地问父亲：“你有没有出卖过同志?”父亲当时特别伤心，看着我说：“难道连你都不相信我了吗?我愿意把自己的血洒在地上，来证明我没有出卖过同志!”我到现在都记得父亲当时看我的眼神，我觉得他特别屈辱，因为只有受到最大委屈的人才会有那种眼神。一个铮铮铁骨的汉子遭到那样的对待，实在太让人心酸。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怀疑过父亲。
有一天，一个警卫破门而入，勒令父亲背一段《毛主席语录》，父亲可能背错了，警卫就把他臭骂一顿，立即上纲上线，呵斥他说：“你对毛主席如此不恭，连语录都背不出，你是怎么对待毛主席的。”把父亲批得一塌糊涂。然后那人自己又念了一段语录。我天天在学校念毛主席语录，记得特别熟，当时我在房间里一听那人也念错了，赶紧找出语录本，翻到那一页，拿着语录就冲出去，朝那人说：“你也念错了，你是怎么对待毛主席的，你看看毛主席是怎么说的。”那人顿觉尴尬，灰溜溜地走了。那人一出门，我和父亲就哈哈大笑，父亲还夸我：“小亮亮，你还真行，看来以后你能当我的秘书。”那几乎是父亲受迫害后唯一的一次放声大笑，我从没见他那么开心。印象中只有那么一次，我们觉得我们是胜利者，大多数时候我们总是被整得很惨。
我与父亲的生离死别
在和父母亲短短一个月的相聚之后，我接到工作分配通知，只身前往东北一所军队医院任职。离家那天，我没有跟父亲告别，我怕见他，我知道自己肯定会哭。没想到，这会成为我永生的遗憾，因为这一别竟然是和父亲的永别。父亲去世以后，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看到他在《国家与革命》这本书上密密麻麻批了很多字，最后一句是：“9月13日，女儿离家之日。”说明他已经知道我要走了，那一晚上通宵没有睡。
父亲明知患了不治之症，仍然保持着强烈的求生欲望。他对母亲说：“我不能死，特别是这个时候，不应该死!”但是这个时候，中央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名，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同时根据毛泽东关于“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炸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去。”的指示，把当时许多被打倒和半打倒的老帅送到外地。父亲被疏散到合肥之前，母亲接到指示，让她或者随父亲一起南下，但从此不得与我有任何联系;或者选择永远地离开父亲，还能和我保持联络。
母亲跟父亲商量，父亲说：“你还是跟亮亮去吧，我们就这么一个女儿，你跟着我也帮不了什么忙。”就这样，他们决定让父亲一个人去合肥。当时他们都知道这是生离死别，是最后一面。
从接到通知到离开只有三天时间，这三天他俩表现得非常理性、克制。父亲以为他们会让他去农场住，就让母亲给他准备雨鞋、雨伞、被套。临走那天，母亲炖了一碗鸡汤，烤了一片面包。父亲已经肠梗阻了，根本不能吃东西，但是为了感谢母亲这份情谊，他硬是吃下去了，每吃一口，就流一头的汗，吃这顿饭花了一个钟头。
父亲跟母亲说：“你告诉亮亮，我对不起她，让她跟我受委屈了，但她要知道，爸爸在历史上是清白的，是对得起她的。”他要了我妈的相片、我的相片、我儿子的相片，拿纸包起来，揣在贴身的内衣口袋。父亲说：“我带上相片，就能感觉到跟你们在一起了。”打了一支杜冷丁，他就上路了。
我们住在招待所，广州军区的人奉命通知我们，说陶铸死了。母亲当时很镇定，没有流露一点痛苦的表情，只问：“那我们能去看看吗?”他们说：“不行。”我忍不住了，冲到厕所里哭，待在厕所里不敢出来，因为不敢当他们的面哭，否则又会被说跟陶铸划不清界线。后来听105医院的医生说，父亲去世前直喊我的名字，说：“让我女儿来”。
我做梦老梦见父亲，可是很奇怪，在梦里俩人总是碰不到一起。我很想告诉父亲，他的冤案已经得到平反昭雪，他当年许许多多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今天都实现了，他当年所有困扰的问题现在都解决了。农民生活不好，吃不饱饭;生产力上不去，没钱修路、修桥……曾经让他操心、让他痛苦的所有一切现在都不存在了。我还要告诉父亲，虽然他已经走了四十年，但家乡的人民没有忘记他，他们把对父亲的爱都放在我身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