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与北上之争，是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党内发生的一场斗争。当时中央提出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以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张国焘不同意，要南下。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中央在1935年9月12日召开俄界会议作过结论。俄界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这个决定里说，“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也就是说，中央俄界会议认为，南下北上之争是原则分歧。对此，以前没有不同意见。20世纪80年代以后也有人提出，大家都是战略转移、战略退却，只不过你想退到北方去，我想退到南方去，就是战略退却的方向不同，只是一个意见的分歧。
原则分歧和意见之争性质是有区别的。
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的看法是，这场斗争绝不是简单的战略退却方向的意见之争，实质在于要不要坚持党的北上抗日战略方针。因为北上的战略方针是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上集体通过的，是党根据国内形势变化制定的正确方针，张国焘在会上举过手，会下又出尔反尔表示反对，这既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也是违背中央的正确战略方针的。因为北上抗日是当时大势所趋。
其次，这场斗争关系到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的根本原则问题。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前，张国焘并不清楚中央红军的情况，他估计最少应该有10万人，当时在部队中提出“欢迎十万中央红军”的口号。周恩来回忆说，会师后张国焘问他，中央红军到底有多少人?周恩来告诉他说，我们在遵义时大约有3万人，现在也就是2万人左右了。张国焘一听脸色就变了。当时，张国焘手里握着8万重兵，而且兵强马壮。红四方面军从陕甘苏区撤出来以后没有什么大的损失，而中央红军经过9个月的转战，兵力损失很大。红四方面军衣装整齐统一，看上去精神抖擞;而中央红军长途跋涉，衣衫褴缕。张国焘心里就不平衡了，加上张国焘在党内的资历超过其他任何人。所以，他仗着自己枪多、兵多，就不愿意服从中央的领导和指挥，提出要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否则没法北上。中央为加强两个方面军会师后的统一指挥，决定增补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但他不满足，他要当军委主席。中央又任命他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却企图改组中央，控制党的最高领导权。你什么意思?要用枪杆子指挥党，这肯定是不能被接受的。所以，这场斗争看上去是究竟是北上，还是南下，它的要害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
斗争的再一个焦点是团结还是分裂，如果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按照中央的北上方针迅速北上夺取松潘，那么红军北上的时间会大大提前，艰辛程度会大大减轻，就不必过草地，损失那么大。张国焘坚持南下，事实上造成党和红军的分裂，给党造成巨大的损失，给红军造成巨大的损失。所以这场斗争不是一个简单的意见之争，是一个原则之争，路线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