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小学生已经不稀罕红领巾了，就像我们当年不稀罕红薯和土豆一样。
校园里，山道上，街道上，村庄里，巷道里，可以说，哪里有小学生，哪里就有红领巾。他们早已不当红领巾一回事了，系上它，多半是为了应付学校的检查，抑或是当成自己的一部分装饰而已，红领巾的意义早已湮没在俗世的风尘里。
而我当年，则为了一条红领巾，赌了接连好几个星期的气，最后抓破了老师的手才得到一条红领巾，可惜那是一条成人系的红领巾，是中心校为每个学校的辅导员专门配备的，如今想起来既可笑又有点心酸。
那个年月，红领巾和当年的粮食一样的匮乏。你想想啊，红领巾要不要布来做啊?可那个年月，物质稀缺，穷就像一场可怕的瘟疫，传遍了四山五岭。土种，农家肥，大集体，多子女，折腾得人们终年难以果腹，难以蔽体。可那时的我根本想不到这些，毕竟那时我才7岁。一天，我们村小的邬老师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三条红领巾，说是表现好、积极要求进步的孩子就可以佩戴红领巾。可是，我们学校从低年级到高年级，总共有百多号人呢，就这么可怜巴巴的三条红领巾，谁戴谁不戴呀?一连几天，孩子们都眼巴巴的望着邬老师，都盼望着红领巾飘扬在自己胸前。隔了几天，三条红领巾竟神不知鬼不觉的飘在了几个大个子同学胸前，他们都是高年级的。看着几个系上红领巾的高年级同学那神气万分的样子，直叫我们眼馋得不得了。我们低年级的好几个孩子都不服气，趁课间休息时，都纷纷找到邬老师理论理论去了。大家说，你邬老师也太不耿直了，居然悄悄将红领巾发给了高年级同学，我们低年级同学一条也没有，这太不公平了。大家还说，你不是当初说只要表现好、愿意进步的都可以佩戴红领巾么?怎么，我们低年级的就都成了落后分子了，都不求进步了?一连串的质问让邬老师尴尬不已，脸红一阵白一阵的，眼看就要下不了场，另一位老师赶忙从中调停，他安慰我们说红领巾多的是，都在中心校放着呢，等下一次邬老师去中心校开会就给会我们捎回来。邬老师也连忙顺着梯子下了台阶，连连向我们表示，下次一定多带些红领巾回来，并且首先考虑我们低年级的小同学。这样一来，大家放了心，很快就散到操场上玩去了。时间在一天天的滑过去，可我们日思夜想的红领巾还是没见个踪影。有一天，邬老师突然走了，让学校其他老师临时代代课，我们几个小家伙都猜想他定是到中心校开会去了，这下我们的红领巾八成有指望了。遗憾的是，第三天，邬老师却两手空手而归，半条红领巾的影子也没有。好啊!邬老师居然骗了我们。当下，我们几个低年级孩子再一次地找到了邬老师，哭的哭，嚷的嚷，直搅得他放不了手。又是其他两位老师赶来打圆场，说邬老师根本不是去开会，是他母亲病了，请假回去看望生病在床的母亲，所以也就没到中心校去领红领巾。虽然，伙伴们将信将疑，但终究还是散去了。过了好久，红领巾的事大家渐渐淡忘了，也没再去纠缠过邬老师了。
那年冬天，我们家宰杀年猪，父母叫我去请邬老师来家打打牙祭。那年月，人就没有粮食，别说是猪了。农家喂猪，就清一色的猪草，从没喂过饲料。一年到头，猪也长不大，通常情况能宰杀个七八十斤肉，除去卖给国家一半后才是自己一家的。肉也就成了稀罕之物了。只有逢年过节或是来了客人才可以油一油早已生锈的肠子，要吃也只有一丁点，意思意思一下，故名曰打牙祭。因为其他老师都是本地的民办老师，一放晚学就回了家，只有邬老师是外地调来的，也是我们学校唯一的公办老师。所以，一到晚学后，待其他老师和学生都走光了，就只有邬老师一人留守在空荡荡的校园里。那时，我家离学校特近，就那么一两分钟工夫。所以，我们院子里的老老少少都跟邬老师特熟，算是邻居。大人们出工收工碰上总免不了要和邬老师打上个招呼。当时，邬老师并不教我们低年级，可因为是天天见几面的老熟人了，所以院子里的人遇上过节或宰杀年猪，总免不了要请他。那天，我和妹妹受父母之命去请邬老师来家打牙祭，不知怎么的他却不肯。我想，要是请不到老师回去难以交差，弄不好还会跑上个第二趟第三趟，我可是有过这方面的教训。没办法，我给妹妹递了个眼色，我们兄妹俩一人吊一只胳膊，硬是将老师请到了家。席间，邬老师向我父母说起红领巾的事，说我是个聪明上进的孩子，还许诺两周以后去开会，一定想方设法给我弄条红领巾回来。这一说，又勾起了我对红领巾的向往。一晃两个周过去了，邬老师也从中心校开会回来了，可却只字未提红领巾的事，也没见到红领巾的半个踪影。那天晚学后，其他老师和同学都离开校园了，我就径直找到老师寝室，向他索要亲口许下的红领巾。他说，没有了。我不甘罢休，搅缠到他不放手。任凭他怎么解释，我就是不依不饶。我不知道他为何要骗我们小同学，而且一次又一次的骗。就这样，我从他寝室闹腾到操场。操场上很快就聚集了我们院子里的大人，待他们清楚了怎么回事，都纷纷劝我作罢。可我一个6、7岁的孩子，哪里听得进去他们的劝导，依然扭住老师不放。老师准备去烧晚饭，想挣脱我，可我死死不松手，一不小心，就给老师的手背上划了几条口。那时，我们小孩没有剪指甲的习惯，老师手上的口子是我指甲给划上的。万般无奈，他只得答应去寝室给我拿红领巾。红领巾倒是很快就拿来了，不过不是我理想中的红领巾，那是一条半新半旧的、很大的领巾，而我偏偏又是个小不点。从此，我们那所乡村小学，就多了一个系红领巾的孩子，多了一个系着大红领巾的小孩子。没过多久，四山五岭都知道有一个“要红领巾的孩子”。时隔多年，我们那个偏僻的乡村里还流传着这个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