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的战略竞争已经全面展开，两国关系正在发生质变。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难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国际关系的权力政治本质的必然结果。习近平主席近年来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来应该成为中美继续保持建设性合作以及冲突管控的思想基础，但美国仍然执迷不悟的霸权心态决定了华盛顿的战略和政治精英今后很长时间内难以正视中国和平崛起的事实。在中美战略竞争的未来走向中，关键的变量并非只是中美的互动方式，“第三方”因素，即对中美未来的发展进程能够起到战略性平衡作用的国家或者国家组织对中美关系的反应与应对的策略和战略选择，将同样对中美竞争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日本对于中美战略竞争究竟将做出什么样的战略选择，是一个具有重大紧迫政策性和学术性的课题。
从冷战后日本国内政治和国家安全思维变化的基本轨迹来看，美国对中国“翻脸”恰恰是日本愿意看到的。这不仅可以进一步拉近日美军事、战略、商业和科技联系，更重要的是，日本可以不用继续担心美国因为顾及美中关系而忽视日本的地缘战略利益。同样，一个在地缘战略选择上高度和美国保持一致的日本，也是美国保持在印太地区霸权地位、制衡中国崛起的最大帮手。正如约瑟夫·奈（Joseph S. Nye）曾经说过的，美日同盟的紧密化是后冷战时代美国实行对华“接触政策”的“再保险”。日本既要在中国台湾、南海等问题上加强日美“同步”行动，同时，通过提升对澳大利亚的防务合作、扩大日本军事力量在美国主导的盟友体系中的“援助义务”，是日本试图增强以美国为中心的美西方同盟体系的基本方针。最近日澳防务合作升级、日本公开表达军事上支持澳大利亚的防务承诺是最新事例。与此同时，升级对中国台湾的“安全关注”、向台湾提供免费疫苗等举措也是菅义伟政府顽固的“护台”策略的表现。这一切既源于日本作为海岛型国家对亚太海上通道安全的高度重视，也是作为地区大国的日本面对崛起的中国和东亚地缘战略环境变化而必然采取的“制衡战略”。说到底，这是因为今天美国对华战略的“清晰化”，加剧了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清晰化”。制衡与防范崛起的中国，将是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在中长期内清晰坚持的首要因素。
2021年1月20日拜登政府上台后，中国政府主张中美关系应该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回到可管控的、合作主导的双边关系上，但前提是拜登政府必须走出“特朗普泥潭”，对特朗普执政四年依仗霸凌主义、单边主义和民粹主义对两国关系所进行的疯狂打压和破坏进行修正和调整。这就是中国领导人多次谈到的中美关系需要“拨乱反正”。但拜登政府上台后，基于国内政治和霸权利益的需要，不仅不在美中关系上清算“特朗普主义”，甚至还基本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中国政策的基本框架，继续攻击和指责中国是21世纪国际秩序最大的“破坏者”，强调要和中国进行“极度竞争”，并试图在人权、科技、产业和贸易等诸多方面依托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体系来建立全球性的“抗中联盟”。可以肯定的是，拜登政府对中国高科技公司的打压将会比特朗普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会进一步扩大特朗普政府时期对中国企业的制裁范围，禁止美国企业和这些中国公司发生任何商业往来。
拜登时期中美关系继续陷入冲突局面，与其说是“修昔底德陷阱”效应在作祟，不如说是因为美国国内政治因素正在成为制约中美关系的决定性变量。美国当前持续的、尖锐的国内政治与社会分裂、疫情抗击和后疫情时代经济恢复的沉重压力，决定了拜登总统不仅是一位危机总统、弱势总统，更可能是一位“过渡性”的总统。强硬的对华政策不仅是疫情危机下美国左、中、右各种政治力量的共识，更是民主党和共和党自认在国会和内政外交议题上能够保持“团结”的唯一“亮点”。今天中美关系极具讽刺意义的一幕是：中国基于国际体系运营规则中最基本的公平、正义原则要求拜登政府“拨乱反正”，但拜登政府却基于国内政治以及保持美国霸权地位的需要，蛮横地要求中国“改邪归正”。
面对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强加给中国的战略竞争，中国只能奋起抗争。习近平主席在2021年4月22日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不惧怕竞争，但需要按照规则公平地竞争。但美国拜登政府现在就是要继承特朗普政府时期已经发生实质性转型的“针对中国的话语体系”，继续肆无忌惮地妖魔化中国，从意识形态到各种问题领域大肆抹黑中国，以此来动员美国的同盟和伙伴国家，把美国黑暗的中国政策话语转变成美国主导的、更多国家参与的“抗中联盟”的一致行动。从这个意义来说，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比特朗普政府的中国政策更具有整体性、战略性和长期性。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后，特朗普政府把对华打压作为“疫情报复”的“出气筒”，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把美中关系降到了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以来的历史最低点；拜登政府则想要通过全面的、系统的、结构性的对华打压与遏制，重新拉开美中两国的力量差距，在稳定美国霸权优势的基础上长期制约中国的崛起进程。
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必然进一步挤压和挑战中国的周边地缘战略环境，使得中国崛起的历史性进程正在面临过去40年来未曾有的境况。目前拜登政府的基本做法，就是要将其对华政策“推销”和“分包”给美国的地区和全球盟友及安全伙伴，在对中国崛起的基本定位、人权和意识形态争议、地缘政治热点、涉华军事和安全动向以及区域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去中国化”等问题上协调其盟友的政策和战略选择，企图不断扩大“抗中联盟”，改变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更多“单挑”中国的做法，增强以美国选择的方式与中国进行长期战略竞争的有效性。2021年6月即将举行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按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说法，也是为了“团结盟友、打击独裁国家和谋求西方世界的抗疫胜利”。拜登政府的对华竞争战略究竟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应对和化解？客观、准确地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回归国际关系历史与理论。
国家间力量对比变化出现有可能导致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发生决定性变化的历史性“权力再分配”进程时，一定会招致国家间的安全、经济、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社会性竞争进入新的活跃期与紧张期。这一过程不仅使大国对抗加剧，更重要的是会造成国际力量阵营出现显著的分化和重组。从18世纪初到20世纪末的冷战结束，力量对比引发的国家间再结盟（re-alliance）和再重组（re-alignment）进程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拜登政府今天对华战略的核心要素，就是想要由美国主导这一“再结盟和再重组”进程，以便实现即便中美力量对比差距缩小、整体的国际战略力量重组进程依然决定性地有利于美国的目标。当前的国际力量配置态势，恰恰又是最有利于美国。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先后和67个国家建立了同盟关系。其中，在欧洲的同盟阵营是以美国的前沿军事部署和安全义位为核心的、北约为代表的多边军事同盟集团。而在亚洲的同盟阵营，是以双边军事同盟条约义位为基础的、并非完全以美国的区域安全目标为导向的、安全责任更多以国家和此区域安全目标为中心的、分散的同盟体系。从二战结束到冷战结束，欧洲和亚太地区对美国安全的依赖以及美国在全球安全架构中的主导地位，是历史与美国的实力形成的基本事实。
面对中国崛起，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12月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首次排在俄罗斯之前，定义为美国面临的最大“战略竞争者”和“威胁性对手”。美国对外安全战略和全球军事力量部署，都是围绕着“首要对手”展开的。这一战略报告意味着美国的全球战略力量部署要从欧洲和中东转移到中国所在的亚太地区。果不其然，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11月就宣布启动“印太战略”，全力将与中国存在着长期边界争议并热衷于介入大国冲突而获得战略红利的印度拉入针对中国的太平洋区域阵营重组进程。印度和美国亚太盟友对“印太战略”的实质性支持以及随后启动的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意味着美国全力针对中国的区域与全球战略力量的阵营重组正式拉开大幕。拉拢更多的盟友和伙伴国家“制衡”中国，让美国即便在中国台湾和南海问题上发生局部甚至中等规模的军事冲突，也能获得更多的帮手和国际认可，这将是美国未来对华战略竞争的长远战略目标。日本无疑是美国制衡中国的地缘战略和地缘政治影响力、支持华盛顿在美西方的政策话语体系内打压中国的在亚太地区最大的帮手，但日本把自己完全捆绑在美国的“反华战车”上，同样会对其基本国家利益带来决定性的打击。
大国崛起必然带来国际权力结构的重组。国家间的权力对比变化将深化“安全困境”，国家间权力制衡与反制衡的态势将进一步明显化。中国越来越需要采取主动应对姿态，从大战略层次上重新思考、设计和执行与美国的长期战略竞争。塑造和引导形成一个大国的国际战略环境，不仅仅需要依靠大国崛起的和平的意志，更需要在一个已经发生复杂和尖锐变化的国际战略格局中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区分核心战略利益目标和相对次要的战略利益目标。科学、准确和长期有效的大战略需要及时抓住和化解主要矛盾而展示出的决断力和行动能力。中国21世纪的大国崛起战略的核心目标是从制造业和科技创新产业的中低端走向中高端。过去五百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它们能最后成为成功的崛起大国并跃升为国际体系的主导性国家，究其根本原因，一是其引领了近代以来的世界工业化、科技创新与商业运作模式的现代化进程，二是其国内治理体制和机制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和保证工业化和科技创新总是走在全球的前沿。尤其是美国，其国土资源、人口数量和基础研究及基础设施的雄厚实力，保障了美国从二战结束至今，始终具备主导型大国基本的有形和无形的实力及影响力要素。举例来说，英国率先发起世界首个以蒸汽机为核心的机械化工业革命，美国则主导了电气化和信息化为中心标志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历史都准确和清晰地告诉我们，一个真正成功崛起的大国，一定要在它所崛起的那个时代环境中去引领科技创新和高精尖工业化进程。国家间竞争比的是实力，而对于国家竞争能力和影响力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实力要素，是在科技创新和高精尖制造业领域走在世界的前沿。这也是衡量一个成功的崛起大国力量的核心要素。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在其名著《为什么西方能够一直统治到现在：历史的模式以及它们所揭示的未来》一书中雄辩地指出，占据时代性科技和工业革命的制高点并能不断地延续创新，是近现代以来崛起大国成功的关键。
改革开放43年，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下，中国无疑是近半个世纪来世界上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我们已经从世界权力、财富和利益分配格局的边缘前所未有地走近了中心。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实成就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所展示的强大领导力、凝聚力和向心力。需要关注的是，虽然中国在局部领域，例如5G、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等领域已经走到了世界前列，但科技创新和制造业整体上还处在世界范围内的中低端，未来20—30年，将中国的科技创新和制造业从世界范围内的中低端真正推向中高端，进而走向世界前沿，是保障中华民族实现历史性大国崛起的核心任务。“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保证中国大国崛起的历史进程免于受到实质性的限制和我们自身出现夭折性的塌陷，是我们在中美战略竞争中最重要的目标。
在中美长期战略竞争中实现大国崛起进程的历史性延续，同样也需要吸取国际关系理论与历史的经验总结，避免阵营对抗和地缘战略分裂，这是中国持续融入世界的基础。这也是党中央强调在保持开放前提下实施“双循环”战略并务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目标。基于此，在处理中日关系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稳定和管控中日关系，在中美战略竞争中避免或者最大限度地降低中国在地缘战略环境、经济、贸易和科技发展等领域受到美国和其盟友的排挤，防止“脱钩论”的扩大，是当前中国处理对日关系的重点。尽管美国在拉拢盟友，但其也很清楚，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在美中两国之间完全选边。尽管日本在国家与地区安全问题上越发依赖和支持美国，在中美关系上会完全“选边”美国，但日本在对华政策上保持“相对自主”仍然可以期待。只要中国走稳走实自己的路，中国巨大的市场、制造业和物流优势，是21世纪的今天任何一个贸易大国和保持经济稳定的国家所无法忽视的。
日本在对华投资和高科技贸易政策上，倾向于和美国以及自己的“盟友”加大投资和产业合作，以保证供应链既能实现商业安全又能保障国家安全。例如，近期日本在和台积电就芯片投资和联合生产进行洽谈。但是，中日关系做到产业不脱钩、科技少脱钩是基本可以实现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日本出口持续下降，但对华出口却显著上升。中日之间的经济和商业相互依赖关系，不应该受到日本安全上制衡中国的现实选择的干扰和破坏。
其次，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和批准进程的启动，中日在市场和商业上的进一步相互开放需要稳步推进。习近平主席已经公开表示中国愿意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是中国愿意进一步推进市场开放、深度融入西方规则下的区域经济合作新进程的重大信号。美国、欧洲、日本仍然是中国最重要的三大贸易伙伴，新规则磋商基础上的深度经贸融合依然存在着广阔空间。
中美关系进入全面战略竞争的新时期，是未来长期制约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的最突出变量。中国的对日思维也需要做出与之相适应的变化和调整，避免民族主义情绪的激荡，防止对日思维的简单化和模式化，应该成为今后应对日本挑战的重要思路。一个崛起大国的战略能力建设，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对其邻国尤其是在经贸和供应链问题上依然具有重大影响的邻国的理解力和塑造力。只要不是在中美之间完全投靠美国、完全迎合美国、完全对美“选边站”的国家，就仍然还是我们合作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