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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巧:马克思恩格斯对 《共产党宣言》的反思与完善

  摘要:《共产党宣言》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是指导国际工人运动和人类社会进步事业的科学理论,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然而,在《宣言》发表以后的长期斗争实践中,由于经济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使得《宣言》中的有些设想与实际情况未能完全一致。在《宣言》1872年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并提到了关于修改问题。1895年3月,恩格斯马克思再版《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也承认“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虽然导言是为《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但也适用于《宣言》。序言和导言等对《宣言》和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反思和修改,为坚持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 伟大历史作用 纲领性文献

  说明:本文部分内容刊登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5期。

  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的合著无产阶级政党第一部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简称《宣言》)问世。在长达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他们都始终关心着《宣言》,经常提到1848年,也总是为《宣言》感到自豪。他们时刻关心《宣言》的历史作用,渴望《宣言》有一天能迎接“新纪元”的到来。同时,他们还一直关心《宣言》的修改和完善,关心《宣言》的翻译、出版、再版、发行和传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后来变化了的政治经济客观形势,对《宣言》和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反思、修改和完善,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一)《共产党宣言》的伟大历史作用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宣言》为指导1848年以来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和人类社会进步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是必须充分肯定的。恩格斯在《宣言》1888、1990年两个不同时间不同文字版本序言中说了同样的话:“《宣言》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现代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所有国家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的纲领。”①

  在1890年的序言中,恩格斯指出:“今天我写这个序言的时候,欧美无产阶级正在检阅自己第一次动员起来的战斗力量,他们动员起来,组成一支大军,在一个旗帜下,为了一个最近的目的,即早已由国际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宣布、后来又由1889年巴黎工人代表大会再度宣布的在法律上确立八小时正常工作日。今天的情景将会使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看到: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真正联合起来了。”“如果马克思今天还能同我站在一起亲眼看见这种情景,那该多好啊!”②两次工人代表大会不仅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还规定五月一日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战斗的节日。《宣言》自发表以来,作为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始终指引着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这对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维护工人阶级的正当利益,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是马克思为此作出了重大贡献。恩格斯对此看得很重,因为这是在《宣言》42年来所看到的最好的、最现实的、最满意的并且是通过普选方式取得的重大胜利成果。

  恩格斯“屡次说过”这样一点,即构成《宣言》的一个基本思想或基本原理,就是把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的全部社会历史,都归结为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个原理唤醒了全世界无产者,为指引无产阶级争取解放、摆脱被剥削被压迫地位产生了巨大影响。恩格斯认为,这个思想马克思在1845年前就“已经考虑成熟”,因此,这一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③在《宣言》问世25年时,各国的经济政治形势和工人运动情况发生很大变化。但是,《宣言》中马克思的这一原理经受住了考验和检验。早在《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肯定了这一原理:“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恩格斯在1888年的英文版序言中又进一步肯定了这一点。④

  除了序言外,恩格斯在其他很多地方都特别关注《宣言》对无产阶级运动的指导意义。1884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8-1849年)中,从总体上对《宣言》给予了高度肯定。他指出,《宣言》这个原则性的策略纲领“至今还完全适用”,“从来没有一个策略纲领像这个策略纲领那样得到了证实。它在革命前夜被提出后,就经受住了这次革命的检验;并且从那时起,任何一个工人政党每当背离这个策略纲领的时候,都因此而收到了惩罚。而现在,差不多过了40年以后,它已经成为欧洲——从马德里到彼得堡所有坚决而有觉悟的工人政党的准则”。⑤1885年,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指出:“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847年的《共产主义宣言》中写在旗帜上的理论原则,则是目前欧洲和美洲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最牢固的国际纽带”。⑥在1884、1887年等,恩格斯总是重申《宣言》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宗旨和策略的规定,强调“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代表运动的未来。他指出:“这就是现代社会主义的伟大创始人卡尔·马克思,还有我以及同我们一起工作的各国社会主义者40多年来所遵循的策略。结果是这个策略到处都把我们引向胜利,目前欧洲广大的社会主义者,在德国和法国,在比利时、荷兰和瑞士,在丹麦和瑞典,以及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就像一支统一的军队在同一的旗帜下战斗着”。⑦

  列宁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宣言》所发挥的历史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列宁在1914年指出:“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肩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⑧他在此前的1895年指出:“这本书篇幅不多,价值却相当于多部巨著: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⑨这就告诉人们,《宣言》阐述的科学理论,为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人类进步事业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宣言》的理论原理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可磨灭的普遍真理。

  然而,《宣言》的作用也有局限性。 1848年《宣言》明确的“最近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同时,就是“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⑩25年后,在1872年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发现当时阐述的有些地方“已经过时”,提出需要考虑修改。到1890年,42年过去了,这个目的和任务并未实现。因此,恩格斯把“最近目的”作了调整,即把为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作为“最近目的”。到1893年,已经过去45年,革命仍未达到《宣言》的预期。恩格斯指出:“巴黎工人在推翻政府的同时也抱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明确意图。但是,虽然他们已经认识到他们这个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对抗,然而无论法国经济的进展或法国工人群众的精神的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因此,革命的果实最终必然被资本家阶级拿去。”⑪革命难以成功的原因,是欧洲经济发展条件还未达到能够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程度。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宣言》提倡的暴力已经不起作用。47年过去了,晚年的恩格斯在1895年,把“争取普选权”作为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很明显,恩格斯的意图就是要用普选权代之以暴力,以此来改变《宣言》的斗争方式和斗争策略。

  当然,《宣言》是一部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献,它的根本真理不可动摇,“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响彻全部人类历史。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弗·梅林对《宣言》有一个公正客观的结论性的评论:“《宣言》中所阐述的基本原理总地说来仍旧是完全正确的。只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世界历史性的斗争没有结束,这些原理就总会是正确的”。⑫

  (二)对《宣言》要不要修改和修改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在1872年序言最后一段指出:“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下次再版时也许能加上一篇论述1847年到现在这段时间的导言。这次再版太仓促了,我们来不及做这件工作。”⑬这是马克思恩格斯首次提出关于《宣言》的修改问题。恩格斯在1883年的序言又说:“在他(指马克思)逝世以后,就更谈不上对《宣言》作什么修改或补充了。”⑭1888年序言,恩格斯引录了1872年序言的内容,继续强调:“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当然,对于有些关键的地方,恩格斯认为“有必要申述”或“有责任指出”。需要修改、补充和说明的内容,都是以注释的形式出现,有的是在序言中加以说明,从来没有直接对《宣言》正文进行直接修改。比如《宣言》正文“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一句,恩格斯认为不太准确,就加了个注释作了说明,指出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或者在两次序言中指出的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对其他重印的著作,恩格斯从来态度明朗:“要么完整无损、一字不改,要么根本不印。在发表马克思和我过去的著作时,我决不能同意做即使是最小的删节以适应当前的新闻出版条件。”⑮

  到底《宣言》需不需要修改,有没有需要修改的地方?这是一个十分严肃和需要时间来考验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3月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认为,同盟和《宣言》都经受住了考验。指出:“《共产主义宣言》中阐述的同盟关于运动的观点,都已被证明是唯一正确的观点,这些文件中的各种预见都已完全被证实。”⑯当时,同盟内部大家都有这样的估计和判断。正因为如此,同盟把以前的“秘密宣传”变为“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宣扬,”把“秘密结社”变为“公开活动”,从而使以前坚强的组织大大地涣散了,个别的区部和支部开始放松了,大意了,结果使工人运动遭受了不应该有的损失。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指出:“这种状况必须结束,工人的独立应该恢复。”⑰这是他们在《宣言》发表两年后的看法。由于时间不长,形势变化不大,尤其是资本主义工业还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有些问题还没有显现,有些观点还没有完全被客观实际检验。在《宣言》25年后甚至更长时间,在实际情况发生很大变化时,他们对《宣言》的看法就有些不一样了,认为《宣言》的“某些地方”就“可以作一些修改”了。

  在《宣言》25年后,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曾多次提出要对《宣言》进行修改,是《宣言》有的地方过时了吗?25年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宣言》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也明确指出了《宣言》存在的问题。他们指出:“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⑱40年后,恩格斯为《宣言》作的1888年英文版序言,原原本本地引录了他和马克思共同为1872年德文版写的序言中的一大段话,强调提出了“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的那些具体内容。恩格斯在指出他和马克思合著《宣言》中关于阶级斗争基本思想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后,紧接着就引录了这一大段话。虽然后来明确《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署名的合著,但这是由马克思执笔起草完成的。1872年德文版序言为马克思恩格斯共同署名合写,但这是否是由恩格斯执笔完成的呢?因为这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出版后,正在集中精力和时间紧张地对第二版(七篇二十五章)的内容、篇章结构进行修订和出版,而恩格斯则侧重承担《宣言》序言的执笔起草任务。

  自1872年后,恩格斯关于对《宣言》修改而又“没有权利”和“来不及修改”的问题,一直耿耿于怀、牵挂在心。当时还提出要为《宣言》下次再版时写一篇“论述1847年到现在这段时期的导言”,以便在导言中多作些补充性说明。然而,在《宣言》以后的多次再版直到1893年的版本,也没有出现这篇导言。原因是,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用了11年时间夜以继日为马克思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工作更加繁忙。直到1895年2月14日至3月6日,恩格斯专门为马克思写了一篇《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简称《导言》)。这是恩格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且在重病期间为马克思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之后的有关活动他都谢绝不能参加,更不能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第四卷了。

  《导言》虽然是恩格斯马克思再版《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但它同样也适用于《宣言》。因为1848年至1850年这一阶段的情况以及1848年前发生的事件,几乎也是《宣言》这一时期面临的情况。特别是《导言》一开头就说到《宣言》,并先后有三次直接提到了《宣言》。因此,这个《导言》既是《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同时,又是《宣言》的。恩格斯为什么在75岁高龄即逝世前几个月,还要不遗余力为马克思45年前写的关于《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出版单行本并写此导言,为什么在《导言》里还念念不忘48年前问世的《宣言》。确实,《导言》和《宣言》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所以要借最后写此《导言》的机会,同时也要对《宣言》作出反思和修改,甚至是重要遗嘱和政治交待。不仅如此,《导言》也是对整个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完善和发展。这就是恩格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崇高品德、严谨作风和责任担当。

  究竟《宣言》中的那些内容需要修改?

  首先,要修改的是有关所有制方面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1872年序言中明确指出:“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⑲这一章是《宣言》全书的重点。这一章的主要任务也是整个《宣言》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和把全部生产资料集中在无产阶级手里。这一任务可先在“最先进的国家”如英、美、法、德等国完成,同时,这些“最先进的国家”都要采取10条具体措施。这些措施都是围绕所有制和产权关系变革提出的,“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⑳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为达到消灭私有制的目的,提出了12条措施。这12条消灭私有制的措施都被马克思执笔的《宣言》采纳了,形成了新10条。然而,今天情况变化了,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现在这些措施的意义就不大了。“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尤其是有了“二月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㉑得出这样的结论,可能主要是因为当时《宣言》认为,要做到这10条措施需要采取暴力手段,“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用暴力“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用暴力把生产资料集中在国家手里。因此,今天看来,这个写法是需要修改的。如果是这样,这一点更多的是体现了恩格斯的意见。

  《宣言》第三章关于对社会主义文献的批判,因为只包括到1847年为止的情况,所以现在看来也是“不完全的。”这一章,《宣言》用大量篇幅批判了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尤其是批判了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中关于“和平”、“改良”、“调和”和反对“政治运动”、“革命行的”、“阶级斗争”的思想。所以,恩格斯后来根据无产阶级改变了斗争方式的实际情况,提出对过去批判这种非暴力革命思想的写法也要修改。

  《宣言》第四章关于对各种反对党派态度的论述,“虽然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彻底扫除了。”㉒因此,现在来看,这些论述也缺乏相应的针对性了。其他版本的序言,同样对《宣言》的有关内容、词句等,通过脚注进行了相应的补充和说明。

  除序言外,马克思恩格斯还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对《宣言》和其他论著、论述、观点,作了必要的合理的修改、完善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对自己高度负责、对《宣言》高度负责、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高度负责的态度和精神,值得我们佩服和敬仰。

  (三)马克思恩格斯为消灭私有制设置前提条件

  消灭私有制,这是《宣言》的主要任务和主要目的,也是人类社会的最终目标。人们只要一说到《宣言》,几乎都要把《宣言》与“消灭私有制”等同起来。25000字的《宣言》乃至全部马克思主义学说,集中起来就是“消灭所有制”这5个金光闪闪的字。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㉓他们认为,这里说的“消灭私有制”,不是要消灭别的什么私有制,就是消灭现存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为此,《宣言》设想了要采取的步骤和要具体实施的10条措施,提出要把银行、土地、工厂、农业、运输等所有生产资料,都要首先收归国有。恩格斯指出:“只要向私有制一发起猛烈的进攻,无产阶级就要被迫继续向前迈进,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全部运输业和全部交换都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国家手里。”㉔ 解决所有制问题,是《宣言》的中心思想。在《宣言》(包括序言)中,有关涉及消灭所有制和实现财产公有的论述,共有60多处。这充分表明了马克思恩格斯为领导工人革命努力奋斗的光明前程和坚强意志。

  但是,消灭私有制和实行生产资料共同所有是有条件的。它既不能靠“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废除现存的生产关系,因为这种办法已经被“彻底证明”不可能;也不能靠“等待”来迎接新社会的到来,因为“在新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和反动统治阶级未被推翻以前就“什么也等待不到。”关于如何才能消灭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有很多论述。归纳起来看,其条件主要有:一是生产力充分发展,产品极大丰富和足够满足需要。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资产阶级不能驾驭的程度或旧的所有制关系与新的生产力不再相适应的时候,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才有可能。二是逐步改造,不可急于求成。生产力是逐步扩大的,生产资料是逐步集中的,私有制不能一下子废除,实现财产公有的各种措施不能一下子实行,剥夺剥夺者的目标不能一下子达到。三是在多个发达国家同时发生,不能在单个国家实现。消灭私有制的革命是一个世界性的革命,它最有可能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率先发生。各文明国家会互相影响,紧密联系,一国的革命活动会及时带动和影响其他国家积极响应。当然,这些国家也有先右后,英国最快最容易,德国最慢最困难。四是消灭阶级和竞争,代之以联合。在新的社会制度下,联合体的每个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施展才能。阶级和阶级对立已被消灭,竞争和商品交换不再存在,从而私有制也随之废除。如果忽视了这些条件,就会陷入脱离客观实际的空想。恩格斯说:“要用几句话来概括未来新时代的精神,而又不堕入空想主义或者不流于空泛辞藻,几乎是不可能的。”㉕一句话,“只有在大工业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㉖

  可见,消灭私有制和实现财产共同占有,不是一件轻松的、容易的、随便的事情。晚年的恩格斯经验丰富,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判断是非都很成熟,对未来社会详细情况不再轻易地多加设想和描写了。过去对未来社会的样子有时勾画得比较生动具体,如今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了。但是,对于所有制问题和财产共同占有的问题这一无产阶级运动最基本的问题和最大的原则问题,我们始终不会忘记。我们奋斗的目标、能让我们“心满意足”的事情,就是实现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他在这里接着指出:“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㉗就是说,如果不推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消灭私有制和让全部生产资料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这是办不到的。“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不仅如此,资本主义“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㉘恩格斯晚年告诉我们,当时在1847、1848年条件还很不成熟的情况下,就更谈不上要实现消灭私有制这一良好愿望了,尽管这一愿望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几十年来的实际经验证明,恩格斯对重大问题的分析、判断和所得出的结论是十分正确的。

  (四)《宣言》属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

  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承认《宣言》“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为什么《宣言》有这么多内容要作修改?除了以上所说的,会不会这与《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思想和早期著作有关?如果是早期思想,难免对有些问题甚至是重要问题,在某个时期某个阶段的研究和考虑,加上由于经济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就有可能还不完全成熟。

  《宣言》是否是早期著作,这不得不要说到《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于1847年12月下半月写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简称《雇佣劳动》1849年发表),这与写《宣言》几乎是同一时间。1891年4月30日,恩格斯专门为出版《雇佣劳动》(单行本)写了一篇导言。这个小册子以往出版过多次,每次都“一字不动”未作修改。但是,这一次再版要不要修改?一个特别严肃的问题摆在恩格斯面前。恩格斯提出思考:“因此我不免产生了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本人是否会同意不加修改地重版呢?”㉙这里表明,《雇佣劳动》一定存在某些有待于修改的地方。如果是这样,那就是出现了与《宣言》一样的情况。这里同样要提出的问题是,要不要修改,有没有问题,关键的一点还要看它是什么时期的成果。如果《雇佣劳动》是作者的早期著作,存在某些问题是在所难免的。恩格斯明确指出:“在40年代,马克思还没有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这个工作只是到50年代末才告完成。因此,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1859年)以前发表的那些著作,有个别地方与他在1859年以后写的著作不尽一致,有些用语和整个语句如果用后来的著作中的观点来衡量,是不妥的,甚至是不正确的。因而不言而喻:在供一般读者阅读的普通版本中,作者的思想发展进程中所包含的这种早期的观点,也应该得到反映;作者和读者都有无可争议的权利要求不加修改地重印这些早期著作。在这种情况下,重印这些早期著作,我连想也不会想到要更改这些著作中的任何一个字。”“但是,新刊行的版本可以说是专为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工作用的,这与上面所说的情况不同。在这种场合,马克思一定会使这个发表于1849年的旧的论述同他的新的观点一致起来。所以我确信,我在这个版本中为了在一切要点上达到这种一致而作的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是完全符合他的心愿的。因此,我要预先告诉读者:这本小册子现在已经不是像马克思在1849年写成的那个样子,而大致有些像在1891年写成的。”㉚

  可见,恩格斯已经明确界定:《雇佣劳动》是40年代的“早期著作”。“早期著作”的“早期观点”,由于“还没有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自然存在“不妥”、“不正确”的地方。很明显,与其同时写成的《宣言》,也应该是“早期著作”了,也有“旧的论述、”“早期观点,”从而也有“不正确”的地方。因此,这些早期著作随着时间和形势变化存在有不妥之处,这都是正常的、难免的。恩格斯对《雇佣劳动》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这就是首先恩格斯在导言中,对其“牵涉到全部政治经济学中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即对原稿上工人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改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㉛这个修改,既是工人的需要,也符合马克思的心愿。这里虽然只有一字之改,但它对马克思《资本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除此之外,恩格斯还对其正文以注释的形式,作了很多修改和补充。用同样的办法,恩格斯对《宣言》也作了类似的修改。

  《宣言》是1847年12月开始起草的。这时的马克思不到30岁,恩格斯27岁,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青年时代。青年时代的青年人激情四射,充满活力。但是,人无完人,更何况是青年人。和所有青年人一样,对马克思恩格斯也不必求全责备。《宣言》是马克思执笔写成的。恩格斯研究经济学比马克思稍早,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共产主义原理》等著作,对形成《宣言》有一定影响。同时,有关空想家的优秀成果包括消灭私有制的观点,也起到一些参考作用。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阐述的工人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遭遇,工人失业、贫困、饥饿、绝望的情景,印在了马克思的脑海里。马克思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天才大纲,”因为其中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强调消灭私有制、变革现存社会制度的论述,更加坚定了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决心。1843年9月,马克思第一次被普鲁士政府驱逐出国。这时,马克思面临“往何处去”的问题。但他有一个信念,即“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他指出:“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㉜从此以后,他和恩格斯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反对反动政府和资产阶级的斗争。1844年11月,恩格斯在巴门给马克思写信说:我即将脱稿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要向全世界控告英国资产阶级所犯下的大量杀人、抢劫以及其他种种罪行,还要写一篇英文序言,打算单独印行,并分别寄给英国的政党领袖、著作家和议员们。让这些家伙记住我吧。顺便说一句,不言而喻,我这是指桑骂槐,即骂的是德国资产阶级。我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他们和英国的资产阶级一样可恶。”㉝此后,马克思继续发表文章抨击德国政府的专制主义,坚持宣传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总之,马克思对种种到1847年为止的所有斗争事件的影响、对反动政府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比愤慨、对共产主义未来的无限憧憬和不同于一般青年人的满腔热血,就都倾注到了《宣言》当中。现在我们知道,尽管《宣言》“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但这是自然的、正常的和可以理解的。这种“过时”,丝毫不影响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地位,不影响马克思是伟大政治家、哲学家、思想家、经济学家、革命理论家的崇高声望,不影响《宣言》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纲领性文献的重要作用。

  (五)恩格斯更多主张用普选权来代替暴力

  恩格斯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指出:“在判断当前发生的各个事件和一系列事件时,人们总是不能追溯到最终的经济原因。”㉞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是“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不言而喻,这种对经济状况(这是所要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中同时发生的种种变化的不可避免的忽略,必然是产生错误的根源。但是,概括叙述眼前的事件时所面对的一切条件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产生错误的根源,然而这并不妨碍任何人去写眼前的事件。”“当马克思着手撰写本书时,要避免上面所说的那种产生错误的根源就更难了。”㉟尽管马克思叙述对当时事变内在联系的揭示达到了无人达到的程度,但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些错误。恩格斯诚恳地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㊱这里说的“我们”,是指《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实际上也包含了“我们”的《宣言》。这里说的“已经过时”的“错误看法”、“斗争方法”等,是指暴力革命。《宣言》和《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样,当时也是“幻想”用暴力来达到一切目的的。同时,这个“我们”也是指马克思恩格斯恩格斯在这里主动承当了这一切。

  恩格斯晚年为什么要为马克思再版《法兰西阶级斗争》?其直接动因,是要增加关于阐述法国情况的《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的内容作为全书第四章。为什么要增加这一章?恩格斯说,这是“相当不错的一章”,有了这一章,“就真正使得这部著作完整了,否则小册子将显得残缺不全。”㊲法国在1850年5月31日通过的《选举法修正案》规定,在固定居住地居住三年以上并直接纳税的人才有表决权。此法案的出现,使法国300多万选民丧失了选举权,这其实是把普选权废除了,使选举成为一种假象。而实际上,根据法国近几年的情况看,马克思认为,靠选举没有“决定性意义”,难以取得“决定性胜利”。因此,马克思指出:“普选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大多数人民都上了有教育意义的一课,普选权在革命时期所能起的作用不过如此而已。它必然会被革命或者反动所废除”。㊳“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㊴只有进行革命斗争,无产阶级才能取得“决定性胜利”。他坚信,“新的革命肯定会来临”。可见,增加这一章的深层意义,是要使这部著作在这次再版中“完整”起来,是要让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和“不断革命”的斗争策略精神得到“完整”的体现。

  再版《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增加第四章《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不仅使这一章与前三章的思想形成一致,而且也使全书关于“革命”斗争方式与《宣言》关于“暴力”斗争手段一致起来了。恩格斯的真实目的和良苦用心,就是要借此机会写一篇既是针对《法兰西阶级斗争》又是针对《共产党宣言》的《导言》。因为《宣言》中关于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把生产资料变为公共占有,也是要通过暴力斗争方式来实现。《导言》根据几十年资本主义变化的新情况和工人运动的新经验,对两部著作的“革命、暴力”思想进行了深刻反思,重新强调和阐述了普选权的巨大作用、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调整了无产阶级的战斗任务和工人运动的斗争策略。这里必须重申,恩格斯提出的新的斗争策略思想,不是对马克思的篡改,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不是从科学社会主义退回到民主社会主义,而是站在共产主义伟大事业新的起点上,从当时无产阶级实际需要出发,总结长期革命斗争经验教训,分析判断把握已经变化了的经济政治新形势,实事求是,勇于创新,与时俱进,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恩格斯认为,普选权这一合法手段有“千百倍的好处”。他通过列举大量的事实,充分肯定了“迅猛发展起来”的德国在1866年以来实行普选权为工人阶级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为各国实行普选权做出的榜样。对于普选权的好处和作用,恩格斯指出:“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多得多。”在这种合法性下,其他党派“走向崩溃”,我们“却长得身强力壮,容光焕发,简直是一副长生不老的样子。只要我们不糊涂到任凭这些党派把我们骗入巷战,那么它们最后只有一条出路:自己去破坏这个致命的合法性。”㊵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暴力和“革命权”呢?恩格斯说:“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权。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的‘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㊶确实,革命权当时已经如此普遍地深入人心,以往各国都没有放弃并且都采用了这种唯一的斗争形式。但是,革命权(即暴力革命)是一种以往的即“真正的历史权利”,而不是现在必须要采取的形式。过去我们一次次的起义,一次次被残酷镇压、惨遭失败的教训难道还不够吗?既然革命权是“历史权利”,那就让它成为历史吧。如今情况完全不同,以往的暴力方式不可再用。“现在,读者是否已经明白了,为什么统治阶级一定要把我们引到枪鸣剑啸的地方去?为什么现在人家因为我们不愿贸然走上我们预先知道必遭失败的街头,就指责我们怯懦?为什么他们这样坚决恳求我们最终答应去当炮灰?”㊷恩格斯还说,与过去的街巷不同,1848年后各大城市的街道都是又长又直又宽,都为统治阶级的新式枪炮能充分发挥效力作好了准备。一个革命者如果这个时候走上街头去进行街垒战,那他一定是疯了。现在可以证明,“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㊸

  相反,用普选权的方式效果更好。恩格斯指出:“近50年来的历史,已经教会了我们认识这一点。但是,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还必须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而我们现在正是在进行这种工作,并且进行得很有效,已经使敌人陷于绝望。”㊹这表明普选权比革命权更有效、更有威力。德国工人1866年开始实行的普选权是一个重大贡献和有益经验。“他们给了世界各国的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㊺“而由于这样有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㊻因此,恩格斯才多次说,现在情况发生根本变化,1848年使用过的斗争形式、旧式起义、街垒巷战、暴力革命等,现在都“大大过时了”,“是一个幻想”,“是不对的”。要知道,《宣言》也有类似情况,《导言》的有关论述,对《宣言》也有一定针对性。《宣言》当时确实是基本停留在采用暴力的认识上,并把希望寄托在暴力身上。如前所述,“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无产阶级“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㊼如果说要对《宣言》进行反思和修改,用普选权代替暴力就是一个重大的反思和修改。

  恩格斯虽然没有绝对放弃暴力,但更没有把暴力的作用绝对化。可能是恩格斯服过兵役的原因,他更知道政府军镇压起义的残酷性。当然,长期的革命实践和经验教训,使他更多的是倾向于避免暴力,避免政府的军事制裁。他早在1848年6月指出:“我们郑重地警告科伦的工人们不要上反动势力的当。我们坚决请求他们不要给拥护旧普鲁士的政党提供任何足以被用来使科伦受到横暴的军事制裁的借口”。㊽所以,恩格斯马克思起草《宣言》准备的《共产主义原理》,就没有提出要使用暴力。更早时期,恩格斯在1844年给马克思的信中就指出:“如果这里的无产者按照英国无产者那样的规律发展,那他们不久就会明白,作为个人和以暴力来反对旧的社会制度的这种方法,是没有用的。”㊾他认为,暴力不仅没有用,而且更没有什么好处。1849年9月他指出:无数战斗起义“使1848年成了空前未有的血迹斑斑的一年”。㊿暴力使工人吃尽了苦头,这种残酷的事实,使恩格斯难以忘怀。在1877年的《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也不主张使用暴力。他反对杜林先生关于“基于暴力的所有制”的观点,认为,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发生变化,都是由于经济原因产生的,靠暴力解决不了所有制问题。恩格斯指出:“私有财产在历史上的出现,决不是掠夺和暴力的结果。”“在这里,暴力根本没有起任何作用。”“甚至‘强迫人们从事奴隶的劳役’的最现代的形式,即雇佣劳动,我们也不能用暴力或基于暴力的所有制去说明。”511891年6月,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认为,“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而不去考虑必须用暴力来炸毁旧社会的旧壳,“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521893年5月11日,在一次与法国记者的谈话中,记者问恩格斯,“你们会用暴力来回答暴力吗?”恩格斯回答:“我们并不那么愚蠢,以致自己投到政府为我们设下的圈套里去;要知道德国政府为了能镇压我们,它最希望的就是起义。”53其实,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早已改变了斗争方式。因此,恩格斯直到1895年即在逝世前几个月为马克思再版《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中,对暴力革命的思想作出了最后的总结和反思。不过要看到,马克思晚年的观念有所转变,对无产阶级的斗争方式和斗争策略有了新的认识。为了实现“全部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他在1880年指出:“必须使用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包括借助于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的普选权”。54

  为什么说恩格斯没有完全放弃暴力?1894年12月6日,德国政府提出了一个《反颠覆法草案》(1895年5月被国会否决),其中有不能蓄意使用暴力的规定。规定对“蓄意用暴力推翻现行国家秩序者”、“唆使一个阶级用暴力行动反对另一个阶级从而破坏公共秩序者”等,采取严厉措施。55可能是受此法律影响,恩格斯在《导言》中提出用普选权取代暴力,提醒工人无产者不要去做无畏的牺牲。但是,恩格斯态度很明确,不能绝对放弃暴力。1895年3月8日,恩格斯在致理查·费舍的信中指出:“我不能容忍你们立誓忠于绝对守法,任何情况下都守法”。“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56接着说,你们想把我《导言》中“现在社会民主党是靠(遵守法律)来从事颠覆的”“现在”一词去掉,“也就是把暂时的策略变成永久的策略,把具有相对意义的策略变成具有绝对意义的策略。我不会这样做,也不能这样做,以免使自己永世蒙受耻辱。因此我拒绝写什么相反的东西,我说,‘正是现在遵守法律对社会民主党从事颠覆十分有利’。”57意思是,我们“现在”“遵守法律”放弃暴力是“暂时的策略”,不是永久的策略。他在1894年4月1日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指出,《前进报》社论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我的《导言》的摘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社论中,“我成了一个温顺平和、无论如何都要守法的人。我特别希望《导言》现在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584月3日,恩格斯在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指出:“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要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59这表明,使用暴力这种策略并不是绝对的,恩格斯对未来并没有完全放弃暴力。

  必须在这里指出,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看,要不要暴力,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斗争策略,不能一概而论,完全由某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历史条件和实际情况来决定。当一个国家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或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人民群众必然会起来革命,采取包括暴力在内的一切斗争方式推翻旧的反动统治阶级。同样,经过斗争推翻资产阶级和旧的社会制度后,具体怎样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也是完全由某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历史条件和实际情况来决定。如果不顾本国实际,一味照抄照搬,搞教条主义,必然会走入死胡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反动统治和旧的社会制度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使我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

  注释:

  ①②③④⑩⑪⑬⑭⑯⑰㊼《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13、21页,第22页,第9、14-15页,第5、15页,第44、45页,第25、6、9、188、189页,第43、53、66页。

  ⑤⑥⑦㉗㉘㉞㉟㊱㊵㊶㊷㊸㊹㊺㊻525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3-4页,第226页,第3-4、324-325页,第562页,第540页,第532页,第532、535页,第538页,第552页,第550-551页,第549页,第41页,第549-550页,第544页,第545页,第413-414页,第558-559页。

  ⑧⑨㉖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3、38、72、341页。

  ⑫弗·梅林《马克思传》上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7月版,第200页。

  ⑮㉕㉜㉝㊲㊾555657585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702、666、7、23、685、19、830、686、687、699、700页。

  ⑱⑲⑳㉑㉒㉓㊳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5-6、5、52-53、5-6、6、45、178、161页。

  ㉔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特辑《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8年3月版,第87页。

  ㉙㉚《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701、701-702页。

  ㊽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11月版,第69-70、483页。

  5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169-170页。

  5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568页。

  (作者简介:胡德巧,男,湖南道县人,中共党员,研究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国家发展改革委原重大项目稽察办司长,主要研究经济体制改革、宏观经济政策、所有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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